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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毛泽东：“Solemn Opening Remarks: Transcript of Chairman Mao’s Remarks at the Second National Soviet Congress”（《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词》），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Armonk，NY: M.E. Sharpe，1992），vol.4，pp.692-693。“Our Economic Policy”（《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1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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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Wen Rui，“A Study of the Land Revolution” （III），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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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收入Stuart Schram（施拉姆）编：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69），p.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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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收入Stuart Schram编（施拉姆）： Political Thought，pp.270-271（修订版）。毛泽东：“The Struggle in the Chingkang Mountains”（《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毛泽东选集》），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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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毛泽东：《八个大胜利的条件》（1930年12月22日），收入Tony Saich编： Rise to Power，p.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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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William Wei，“Law and Order
:The Role of Guomindang Security Forces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Bases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收入Kathleen Hartford（贺康玲）与Steven M.Goldstein（戈迪温）编：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Armonk，NY: M.E.Sharpe，1989），pp.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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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Lydia Liu（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9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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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Perry Link（林培瑞），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p.202，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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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Yung-chen Chiang（陈永发），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19-19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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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钱俊瑞：《评卜凯教授所著〈中国农场经济〉》（1934年10月10日）。他是陈瀚笙的一名研究人员，同上书，p.204 （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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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郭沫若：《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1923年5月27日），创作于1923年。引自David Tod Ro（芮效卫），Kuo Mo-jo
:The Early Years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150-151。要了解郭沫若的泛神论，参见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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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殷夫：《Romantic的时代》（1929年11月）。引自Sun Lung-kee（孙隆基），“Out of the Wilderness
:Chinese Intellectual Odysseys from the ‘May Fourth’to the Thirties，” 博士论文 （Stanford University，1985），p.25 （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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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高剑父：《我的现代国画观》。引自Ralph Croizier（郭适），Art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Lingnan（Cantionese）School of Painting，1906-1951（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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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Leo Ou-fan Lee（李欧梵），“Literary Trends II: The Road to Revolution，1927-1949，” 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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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Vera Schwarcz（舒衡哲），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张申府访谈录》），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4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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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三部 战争与革命（193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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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到1938年，日本军队横扫中国东部，将全部主要城市、工业、国际贸易以及绝大部分的富饶耕地置于其实际控制之下。然而，中国并没有变成扩张性的日本帝国的安定属地，也没有变成其物资与收入的来源地；相反，它从没有被成功同化。持久的抵抗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军事资源。尽管控制着中国的经济要害以及沿海地区，但强大的日本军队从未能平息中国人的抵抗。国民党人撤往西南，共产党人退居西北，这些地区则成了挑战日本人权力的基地。在若干极其血腥的战役中，蒋介石的军队抵抗着日本人的猛攻；不过，到1939年，他们已撤退到长江上游数千英里的四川。在那里，蒋介石企图作壁上观，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坐等美国介入战争并击败日本。国民党离开了传统上的供应与收入来源地，变得日益专横、独裁、派系重重且腐败不堪，1942年之后，更依靠美援度日。而共产党人则继续在敌后组织农民，发动持久的游击战，让日本军队难以安稳。随着共产党的根据地政府在华北与华中广大地区的建立，之前受益于国民党的地方精英被迫要么与共产党合作，要么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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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的战争与革命创造出了大众民族主义，促进了民众参与以及现政府的分崩离析，并通过阶级革命最终界定出了新的国家。共产党人在战争期间变强了，在抗日中练习领导能力，并在农村动员以及建立地方政府两方面都获得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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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政治领袖不得不在很可能会压垮他们所有努力的地区与全球环境中随机应变。中日关系解释了20世纪东亚的大部分动态变化。1972年，当战后首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田中首相就日本侵华道歉。日本人确实严重削弱了国民党，摧残了保守势力，并促进了大众民族主义。这都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加以利用的。甚至在战争爆发前，日本在华北的军事存在已促成了统一战线的形成。不过，反过来，统一战线加强了日本对中国的担忧，并强化了其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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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盘踞中国，驱动着中日两国的国内政治，并最终导致了两个国家的灾难——造成这一切的则是日本的侵略性军事扩张（起初在中国，随后在亚洲）。如我们所看到的，蒋介石对日本强占东北毫无办法，这让他在南京十年期间饱受批评，并让创建强大且有正当性的国家这一任务变得几乎不可能。因此，要理解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中国，必须把握日本帝国主义的起源。侵华是几个更广泛问题的明确例证。虽然就中国国内政治来说，这是个“偶然”因素的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更大的国际语境与国内事件密不可分。如果说日本侵华最终影响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那么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有助于东京与新京（即长春，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的首都）作出决策而言，情形也是如此。[0]尽管日本人用共产主义威胁来正当化他们的军事帝国主义，但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全球经济与政治趋势——包括世界性的大萧条，法西斯轴心势力在欧洲的崛起，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的产物。日本击败了蒋介石的许多最为精良的部队，在战争环境中，国民党政权衰败了下去。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英属马来亚与香港（还有之前受到保护的上海公共租界），这让整个东亚与东南亚的西方势力颜面尽失，一个巨大但却短命的帝国建立了起来，最终得益的却是战后的民族独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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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展到拥有120万党员，共产党军队发展到几乎100万人。在战争期间，日本人维持住了对中国东部地区的占领，但其制服重庆与延安的努力则被挫败。不过，纵使美国给了日本最后一击，但中国的贡献以及牺牲是巨大的。若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日本战斗了15年之久，牵制了它五分之二的军事力量。尽管在平定所征服的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上，日本都获得了高度的成功，但中国持续的抵抗仍耗竭了它的力量。日本于1945年战败，蒋介石重新建立起了他的独裁统治，南京政府获得了重生，并终于可以宣称真正拥有了全国的主权。治外法权已于1943年废止，利用战争之机，蒋介石将苏联势力赶出了新疆（不过，中国承认受苏联支持的外蒙古独立），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了台湾与东北，美国则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1945年，中国成了联合国的创始国，并获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不过，它仍极度贫穷，国际影响力也很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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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使中国以及国民党政府打赢了战争，但在某种意义上，国民党人似乎还是输了——在随后的内战中，形势如此快就逆转了。他们要面对的共产主义运动已比抗战开始时强大了太多。从战争中走出的国民党人有着许多明显优势，如军事力量、对城市以及中国工业资源的控制、相当程度的合法性，以及美国的政治与军事支持。中国共产党——总部远在西北的延安——则是孤立的。不过，在战争早期，共产党人组织起了庞大的军事建制，从在日本战线后运转良好的小股游击队到能够进行阵地战的大股部队无所不包。到1941年，国共两党军队已在许多场合发生了冲突。抗日战争变得日益艰苦。日本当局从未能有效管控城市以外的地域，但中国武装力量一时也无法将他们从国土上赶走。不过，从长远来看，比起共产党的军事组织，它对地方社会的重组（这是它的基础）要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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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时，共产党人统治着超过9000万人口，绝大多数是“解放区”（日本占领区中的岛状区域）中的农民。在这些年里，党学会了如何进行治理，奉行的政策是经济自给、严明管理与群众动员（但并非激进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会吓跑那些最有能力承担管理责任的受过教育的人。不过，在共产党人的政策中，确实包括税赋改革与减租减息。在改善贫苦农民地位方面，税赋改革与减息尤其重要。足额征税与强制实行累进税制度以温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将财富从乡村社会较富裕的一部分人中转移了出来。中国农村长期受困于资金短缺，利息往往过高，令许多家庭不得不以自家田地抵偿。因此，减息同样有利于最贫困的家庭。党还鼓励工业，也就是我们会看作手工业的非农事业，例如制砖、搓绳与织布之类。大体上，此类政策令穷人受益，又没有太过损害富人。自耕农的数量增加了，社会也变得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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