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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中，红军差不多一直在遭受攻击，不是国民党军队，就是地方军阀，有时甚至是少数民族部落。据历史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计算，“每天一场小规模战斗，每两星期一场大的战役，这就是370天的撤退中的大概纪录”[1]。长征的终极意义在于传奇性与正当化。那些幸存者成了中国革命之父。他们的英勇行为被作为胜利而铭记，并以个人智谋、勇气与自我牺牲达到道德剧式的完满。例如，在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中，悬索桥的桥板已被敌人抽去，面对着敌人的重火力，共产党士兵匍匐爬过铁索，为索桥铺上新的木板。红军再一次绝地重生。长征战士受苦受难，为的是将中国带向应许之地。在毛泽东回忆性的词作《娄山关》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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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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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空雁叫霜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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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晨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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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声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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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声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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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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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迈步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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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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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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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如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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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在陕西安顿了下来，他们呼吁建立抵抗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这时则更靠近了一步。他们并不信任蒋介石，最初设想的是一种新的阶级联合——工农与反日资产阶级的联合。这将会是一个同时反对日本与国民党人的“下层统一战线”。在巩固了对陕北的统治后，1936年春，共产党发动东征，旨在穿过邻近的山西省，与更东边的日本人交战。东征向许多人表明了共产党人是值得重视的。越来越多的两党之外的国人呼吁，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该为了抗日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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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晚些时候，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暗淡了下去，在长征期间则彻底消失。当共产党人最后从西北重新出现在世界意识中时，斯大林这样的人似乎已大致上将他们看作农民土匪而不加理会。共产国际确实鼓励中国共产党考虑新的统一战线（苏联希望蒋介石足够强大，以阻碍日本侵略北亚）。1935年末，为了在陕北当地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毛泽东根据中央苏区时的路线温和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措施。富农的土地不再被没收，他们会有与贫农以及中农相同的公民权利。鼓励兴办企业，入党也容易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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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绝非共产党军队的唯一落脚点。当长征开始时，约30000名战士被留在了中央苏区。[3]到1935年中，蒋介石的部队已抓获了其中的 16000 名，然而，不同寻常的是，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残余的共产党军队存活了下来，且甚至能够重新组合并进行游击战。1937年，当新的政治现实开启时，他们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重新出现于南方。在与党中央实际分裂后，张国焘的军队受到了国民党与地方武装的猛烈压迫。到1936年年中，他们决定北上，加入正在陕北的毛泽东。对张国焘来说，这是重大的政治失败，不久之后，他就叛逃到了国民党那里。这给了毛泽东可观的军事力量（约30000人）。共产党希望能与其他北方军队领袖停战，尤其是张学良。张学良被日本人赶出了东北，他名义上是在蒋介石的统领之下，且被要求去进攻共产党人。不过，张学良以及他的部队真正想的是打回东北老家。因此，他相当能接受共产党人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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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张学良以及北方的其他司令官感到担忧，1936年12月，他飞赴张学良在西安的总部。然而，张学良不仅没有配合他，反而将他扣留了一个星期，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关于这一事变的研究很多。它震撼了南京，在一个星期之内群龙无首，且长期以来被视为转折点：之前是对日本蚕食的满怀怨恨的承受，之后则是举国联合对抗全面侵略。这一事变的大部分仍神秘难解——一起突然扣押，伴随以军阀、共产党人与政府代表互诉机密。蒋介石一直否认他在西安接受过任何条件，不过，他似乎可能就停止“剿共”做出过口头承诺。在他被扣的一个星期中，谈判进行得忙乱而紧张，南京政府中的某些人想要不顾蒋介石的性命强行进攻西安，为此蒋介石从未真正地原谅他们（这意味着蓝衣社的末日）。许多历史学家相信有些共产党人想要处死蒋介石，不过，在或许是他在中国的最后重大表现中，斯大林明确了一点，那就是他感到作为唯一能统一中国以对抗日本的领导人，蒋介石被留下一命。中国的公众舆论因担心引发更大规模内战，因而建议释放蒋介石，不过，只是侧对着张学良与共产党人，而绝非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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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成为一系列促使蒋介石采取更加积极的反日立场的事件之一，迫使蒋介石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4]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这已迫使蒋介石考虑与苏联联合。总的说来，蒋介石明白中国公众不会再接受对日本的任何让步，且甚至他最忠诚的部队也对他的策略感到不满。蒋介石加入了统一战线，但并不是为获释支付赎金，而是仔细权衡过的策略。毕竟，一俟获释，他本就可以继续拒绝对抗日本。事实上，蒋介石尝试保持开放的选择，但日本对华北的无情压力阻碍了他再一次发动对共产党人的进攻。一俟获释，他立刻将张学良软禁了起来，后者几乎在软禁中度过了漫长的余生。张学良的军队被瓦解，这有利于蒋介石，共产党人后来扩大了根据地，且占领了一座大一些的城镇。延安成了他们的革命中心。表面上，中国政治并没有立刻发生什么变化，然而，全国都知道蒋介石已同意对日本的索求不再一味忍让。蒋介石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了民族英雄，公共舆论则使他必须信守抗日统一战线的诺言。1937年8月，正当日本全面侵华时，国共两党达成了正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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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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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夏，正当纳粹德国开始要征服欧洲时，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到1938年，绝大多数中国人受日本或某个傀儡政权的统治。然而，日本人试图与蒋介石达成某种交易的努力失败了，战争拖延不决。日本一开始为何要发动入侵？自世纪之交以来，日本人已在东北——一块肥沃且资源丰富的土地——建立了自己的利益区。虽然保守的东京官僚仅是想让中国继续虚弱不堪，然而军官们对20世纪20年代华盛顿体系加于日本的“军备限制”怀有深深的怨恨，且希望看到日本成为亚洲的主宰者。在日本国内，由于面临着大萧条带来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压力，出现了“昭和维新”的呼吁，希望在裕仁天皇的领导下实现如同明治维新般的重生。在20世纪，日本的国际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显著地改善了，从1913年到1923年，制造业产量翻了番，到1938年，已增长到原来的5倍还多。日本的化学与造船工业（对任何战争努力都至关重要）都是第一流的。不过，乡村看起来仍明显是前现代的。农家耕种着小块土地，高租佃率导致社会紧张。农民因从朝鲜与台湾——本应是让国家更为强大的日本帝国的前哨基地——进口稻米而受到损害，他们还受害于外国生丝市场的崩溃，因为在大萧条之后，西方列强开始限制贸易。小地主——绝大多数日本军官团所出身的阶级——陷入困境，许多人都变成了激进右翼。也就是说，他们将诚实勤劳的农民的苦境归咎于资本家与犹太人，责怪社会主义者煽动佃户与工人，将其引离了忠诚的正途。日本没有犹太人（被怪罪的犹太人是与“华尔街”联系在一起的，后者倒稍微不是那么荒诞不经），这并没有妨碍右翼将自己想象为资本家与共产党的国际阴谋的牺牲品。对激进军人来说，日本需要进口原料与粮食，这导致了它的战略位置具有固有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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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似乎有着两个基本选择：或者是自由主义，就是说与西方列强合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并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或者是扩张主义，垄断东北亚（尤其是朝鲜与东北）的贸易，并支配东亚。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希望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此来解决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缓慢地从大萧条中恢复，有着巨量煤铁资源的东北被开发为工业能量站。东北在日本军队的直接经营之下。激进官员希望它不仅在物质上令日本获益，在精神上也要如此。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创造一个以军事—法西斯主义—儒家规范为基础的模范社会，内涵则是等级制、服从与恭敬。尽管日本本身已被资本家与社会主义者所腐化，但东北（被称作“满洲国”）可以成为一个乌托邦。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引来作为名义上的君主。西方国家谴责日本对东北的武装占领，不过，欧洲因希特勒的崛起而无暇他顾，美国则以孤立主义自持，所以没有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列强未能向中国提供援助以保卫东北（长期以来被承认是中国领土），这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性动荡。更具破坏性的则是国联被证明完全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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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只是日本激进右翼所持的大得多的整套计划的一部分。在东京，军人小集团卷入了企图除掉更自由主义的文官领袖的政治暗杀与政变之中。如果说在夺得日本控制权上，这些狂热的爱国军官从未获得大的成功，那么，他们在亚洲大陆上则开拓出了独立的行动基地。所有亚洲人的大敌“英美帝国主义”，将被以泛亚洲主义的名义消灭，经济势力范围会围绕着日本—朝鲜—东北核心区建立起来，政治势力范围则会以所谓的日本式门罗主义——要求西方列强从中国这里“把手拿开”——来创建，该主义新造于1934年，为的是凸显美国的伪善。然而，尽管承诺要保卫亚洲，但日本人往往蔑视其他亚洲人。在对日本人的中国态度的研究中，历史学家傅佛果（Joshua Fogel）发现，在约1930年后，日本人在文字中对中国的腔调日益严厉。[5]一代人之前，某些日本人便已开始在自己与“亚洲人”之间划出一道分界线；现在，更多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他们视蒋介石为另一个无能的军阀，并将中国人视为没有能力建立真正国家的人——至少没有日本人的指导将是如此。不过，出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恐惧，他们还反对中国的现代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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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的可能性一直很大。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泛亚洲主义是有吸引力的。许多人承认，日本进行了几十年的经济现代化，它能够在亚洲各国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担当领导位置。到当时为止，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比到其他任何国家的都更多，且整个中国对明治维新怀有着巨大而广泛的钦羡。那些自视为回馈古代中国教导之谊的日本人有着现成的受众。1934年，南京与东京接近和解，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基本上同意维持现状：中国默许“满洲国”的存在，日本则停止进一步的侵略。然而，日本军官将中国的立场当作软弱的标志——或考虑到中国明显的反日情绪（如持续不断的抵制日货），甚至是个阴谋。他们想要将华北、东北与内蒙古并入更大的日本势力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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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为战争做了准备，但并未预料到会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这正是真实发生的事。海军超出华盛顿条约的限制，秘密建造舰舶，其重型巡洋舰的排水量接近14000吨，而非许可范围内的8000吨。日本建造了10艘航空母舰，发明了世界上最大的鱼雷。与此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节省经费，美国海军乃至英国海军都将力量保持在容许吨位之下。日本常备军扩充到100万人，预备役则又有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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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边界事件中的一起，1937年7月7日夜间，日本与中国军队在北京西面约10英里卢沟桥发生冲突。情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随后北京周边的一系列冲突也是如此。尽管几个月之前，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但南京与东京政府部分官僚都不想引发全面战争。然而，中国人决心不放弃这一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尽管日本海军军官与外交官害怕关东军的行动会引发对苏战争，但即便陆军也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如滚雪球般发动全面侵略，并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在中国以抗日战争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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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发生的？7月初，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决定加强防御。7月7日，日本人在桥附近举行夜间演习，射击空包弹。中国人短暂还击，无人受伤。然而，次日晨点名时，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这促使日本人开始进攻（尽管该人在20分钟后就归了队），结果被中国人成功击退。接下来几天发生了试探性的进攻与反击，使得东京与南京发出火药味十足的官方声明——要求道歉，抱怨受到了侮辱，指出领土神圣不可侵犯。7月17日，蒋介石声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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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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