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1623
1706701624
在1938年至1941年间，尽管战争陷于相持，战斗无休无止且相当残暴，不过在各种场合下，东京与重庆政府确实在寻找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这一解决方案会要求中国承认东北与内蒙古独立，同意华北非军事化，并接受日本在全中国拥有政治与经济特权。在相关档案公开之前，我们无法确定重庆政府在进行这些谈判时抱着几分认真的态度；可能假如日本提供更好的条件的话，蒋介石本来会考虑实现和平；然而，同样可能的是，他只不过是在利用中日媾和的前景，以从美国与苏联那里榨出更多的援助。蒋介石已将他的政治事业与抗日绑定在了一起。尽管国民党内确实存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主和派，但要他转变方针依然是困难的。
1706701625
1706701626
既然重庆政府拒绝投降，那么日本就不得不另寻其他中国人来进行合作。1937年至1938年的迅速胜利让它占领了广大的地盘，它必须巩固它们，且必须用经济封锁来绞杀重庆政府。日本致力于切断重庆通向外部世界的铁路线与其他联系方式。尽管西北的共产党人仍是个主要的麻烦，但已被有效地隔绝了起来。虽然日本人更喜欢在为人所公认的中国领袖的积极协助下统治中国东部，但事实表明，要把这种人争取过来是很困难的。在华北，北洋政府官员组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然而，日本人无法说服像吴佩孚这样的主要军阀加入，甚至五四“卖国贼”曹汝霖也拒绝参加。最终，在汪精卫的领导下，最大也最有威望的傀儡政府在华中成立。1940年3月，汪精卫——孙中山的追随者与同事，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及蒋介石长久以来的竞争者——建立了新的南京政府。汪精卫似乎认为，既然战败无可避免，那么若存在某种形式的中国政府，就能通过与日本人合作来在可能的限度内挽回自治权。对“通敌”、傀儡政府以及日本占领区内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情况的学术研究相对很少，尽管战争已过去了几代人，但这些仍是敏感问题（在欧洲情形也是如此）。虽然历史记忆聚焦于抵抗，但通敌——或只是得过且过——是生活中存在的事实。通敌有着程度的不同。一名商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将鞋卖给日本兵；另一人则可能自愿地秘密监视自己的邻居。[15]
1706701627
1706701628
汪精卫为什么要冒毁掉好名声的风险，去追求日本人愿意给予他的空洞的权力呢？历史学家指出，他的动机中有着机会主义的成分，他将自己而非蒋介石视作孙中山的天然继承者，并最终看到了一个胜过自己竞争对手的机会。然而，机会主义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个人以及他的追随者会做出某些特定的决定。至少自1928年以来，汪精卫就一直是坚定的反共人士，且在抗战初期忠于蒋介石。他曾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曾冒生命危险刺杀满洲贵胄，并为孙中山所信赖，质疑这样一个人是否爱国似乎是荒谬的。不过，从1938年到1940年，在国民党圈子里，汪精卫一直敦促实行和平政策，并指出孙中山与日本人关系友好。在某种意义上，他在战前要比蒋介石自己更忠于国家统一的原则。对汪精卫来说，开战似乎是一场背叛，他最后指控蒋介石背叛了中国人民。在他看来，首要问题是蒋介石抛弃了人民，让他们任日本人处置，却救走了自己腐败的狐朋狗友。因此，重庆政府已不值得拥护。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治疗后死亡。如他的遗孀在1946年4月受审时所说：“政府和军队溜了，我们老百姓才出来负责。政府不管自己子民的死活，难道是对的？”[16]
1706701629
1706701630
最重要的是，汪精卫错看了国际形势。他预料日本将获胜，因此认为抗日将会是灾难性的。尽管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能够取得某种胜利，但代价则从属于苏联。在这种观点下，中国要么被苏联统治，要么被日本统治。而汪精卫更倾向于日本。
1706701631
1706701632
大体上，历史学家同意，尽管在充分描绘汪精卫政府上，像“傀儡政权”与“汉奸”这样的词汇太有些下意识反应的意味，但该政府的行动自由其实相当小。[17]日本当局密切监视着它，在所有决策上，都是日本军队最后说了算。日军需要什么物资，就从中国的工农业中拿什么，且它还指挥着宪兵队。汪精卫可能以为他会被赋予较大的责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新的南京政府持续不断地广播宣传着和平、泛亚洲主义与反共，自始至终都宣称是在绍述孙中山的遗教。这种宣传看起来好像成效不大。它不断受到削弱，正如汪精卫在1942年所指出的：
1706701633
1706701634
和平区的政治经济情形并没有达到普遍的期望。不可否认，和平区政府还没有获得自由，和平区人民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物资控制，中日经济合作并没有实现。[18]
1706701635
1706701636
即使有了汪精卫，日本人也未能动员起华中潜在的富裕经济力以满足自己的战争所需。大体而言，日本成功地将相对较为贫穷的华北整合入了其帝国经济中，夺占工业与资源，利用日本企业垄断通信、交通运输、港口、盐业、采煤以及钢铁冶炼。不过在被迫捐输之外，中国人并无意于贡献更多——中国经济也从未转变为战时经济。[19]换句话说，我们能找到很多消极抵抗的例子：故意偷工减料，只要有可能就消极怠工，盗窃，诸如此类。日本面积较小且已工业化，在它那里起作用的控制政策并不一定在中国也能起作用。日本也并没有为占领东部各城市做好准备。它原来预期中国会投降并与它合作，因此就缺乏接管中国工业的详细计划。大规模的腐败让利润流入了私人（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之手。日本各机构间钩心斗角，这一直与腐败同等程度地拖累着效率。绝大多数上海资本家没有与国民党人（它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一起逃入内地，相反，他们试图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经营自己的工厂。[20]不过，很少有企业家会主动与傀儡政府勾结合作，因为这样做实在得不偿失。
1706701637
1706701638
上海被划入了汪精卫的辖区，原因是日本无法找到称职的中国傀儡来掌管这座城市。杜月笙逃到了香港，其他首领则与日本人合作，不过，其中有些人同样将沟通渠道向重庆敞开。留在上海的学生大体上死水一潭，因为最微小的抗日迹象都意味着死亡。国共两党组织者仍在地下活动，并试图渗入汪精卫政权建立的学生团体。许多知识分子逃离了北平、上海以及其他城市，或与国民党人一起，或加入了共产党。不过当然，也有许多人仍留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抵抗可能会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例如在关于节烈女子——象征着忠于国家——的戏剧中），不过，绝大多数人相当消极，或只在最低限度内“合作”（例如仍在教书）。[21]极少有知识分子去支持日本的“泛亚洲主义”或甚至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1706701639
1706701640
上海的工人同样面临着抉择，不是通敌与抗日的二选一，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位置。国民党的撤离削弱了帮会对工人的控制。[22]共产党人尽管长期以来被迫在地下活动，但仍影响着部分的工人运动。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占领后，共产党人做到了在上海重建其强有力的存在。由于工厂被炸毁，许多工人失业，结果难民营（间或受青帮资助）成了男男女女获得食物或仅仅是碰面的地方。虽然这些“小茶馆”不能进行公开的反日活动，但却是共产党活动分子——通过提供互助、阅报以及娱乐活动——征募人员的基地。经济萧条助长了激进主义。由于生活成本显著上升，抢米骚乱屡见不鲜。不过，在某些帮会团体的协助下，日本特务机关压制着共产党人，并让工会无法威胁到其战争努力。
1706701641
1706701642
对重庆政府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保证仗能打下去的经济资源。然而，蒋介石的困境的根源在于自己10年前的政策选择——他未能根除国民党军队的军阀特性。现在，假如他用忠于自己的精良部队进攻日本人，就是在削弱自己的基础。假如他命令地方军头投入战斗，他们就会或拒绝前行，或索求更多的金钱与装备。假如他什么也不做，那么他的政府与军队就会衰落下去，爱国主义的桂冠也会落到共产党人头上。尽管受到美国人的压力，但基本上，蒋介石选择的是后一方针：将等待战略在逻辑上贯彻到底。然而，代价是高昂的。由于不顾农家需要而强征农民入伍，政府失去了民心。在蒋介石控制区，税收还很高，这导致民众骚乱；知识分子与学生深受通货膨胀之害。政府的批评者则面临着逮捕与暗杀。尽管共产党人实行的持久抗战战略，但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建立起了更好的政府，并持续向日本人施加压力。比起重庆，延安的斗志要高昂许多。
1706701643
1706701644
长久的相持以几种方式削弱了国民党军队。首先，持续不断的战斗耗掉了许多能干的人，尤其是构成军队脊梁骨的中下级军官与士官。其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得到蒋介石擢升的是第二流的军人。高级军官更多是以派系内斗而非军事本领而闻名。再次，军官培训从一开始就不充分，无法跟上战争的需要。最后，应征入伍者的处境令人感到恐怖。他们有时晚上会被拿走衣物，以防止开小差；食物配给不足（被高级军官克扣）；有时不得不喝路边水坑中的水，结果造成腹泻。一旦正式加入某一部队单位，条件会有些许改善，然而，痢疾、疟疾、疥疮、皮肤溃疡、眼睛感染、肺结核以及性病都很普遍。伤者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医疗救助，由于疾病与开小差，部队很容易就会损失超过一半的士兵。一般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官方的玩忽职守，有超过100万国民党士兵死于疾病与营养不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虽然知道这些问题，但在既有的政治架构内，能做的少之又少。
1706701645
1706701646
像战前一样，民主人士对蒋介石独裁作风的批评仍在继续。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组成，该校成了批评政府的中心。总共有约52所教育机构撤到了内地，另有25所转移到了香港或外国租界中。在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试图成为中国战时联合阵线的领袖，他鼓励小党进行重建，并且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言论、集会与出版自由得到了短暂的恢复。然而，蒋介石从不信任民众动员，即使在战时也是如此。不久后，重庆就转而反对各小党与异见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统一战线已事实上破裂的1941年，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仍得到外国外交官般的保护，而国民党的其他批评者则遭到监禁与暗杀。蒋介石认定靠美国就能赢得战争，因此就无须再安抚他的反对者。
1706701647
1706701648
知识分子承认对抗战负有义务。[23]个人主义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攻击似乎显得太过放纵与颓废。如顾颉刚与傅斯年这样的历史学家虽一度以考据方法而为人所知，但现在强调的则是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斗争的光荣故事。傅斯年曾经攻击家庭是压迫性的，现在他则主张说：“我们中华民族……俨然是一个家族……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24]民主理想依然是主流，且即使从集团主义者的角度，也无法正当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知识分子仍坚持主张，民主制需要建立宪政秩序，实现法治与党政分离。1944年末，罗隆基提醒他的读者，“民主相信人本身就是目的……所以社会的一切制度，无论政治经济及其他任何制度，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25]。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成了朋友与熟人）构成了特意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这些民主活动家既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也没有真正的民众支持，因此从不具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不过，他们提高了国家政治领袖的标准，并影响了下一代领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学生。
1706701649
1706701650
在经济领域中，尽管南京政府缺乏效率，但至少尚有些远见——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开始在内地建立工业企业。由此，湖南、江西与四川有了国有钢铁、重型机械以及电器设备工厂。[26]不幸的是，湖南与江西的工厂容易遭到日本人的轰炸。重庆政府控制区内的工业化程度仍很低，不过，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中，超过600家私人工厂迁到了西南，约有 42000 名熟练与半熟练工人随同而来。这虽然不到上海工厂的6％，但依然对重庆政府至关重要。1937年夏，当上海子弹横飞时，大量设备被装上舢板。最初，这些货箱被卸到了武汉（这表明蒋介石尚没有料到会溃败得如此彻底且迅速），又被再次装船，以进一步溯江而上。最后，尽管对国民党来说，丢掉中国东部工业基地是十分不利的，不过，中国获得抗战胜利的“秘密”之一就是它大体上仍是个前工业国家。因此，失去城市工业的影响就要小得多。
1706701651
1706701652
重庆能够掌控西南经济的绝大部分（尽管帮助不大）。1941年，它收回了长期以来落入省或省以下政府手中的地税。烟草、糖、盐与火柴被置于国家垄断之下。国家接管了所有矿山，并为战时生产随意征用工厂。政府从农民手中夺走粮食，强制销售债券以冲抵部分预算赤字，并试图通过价格控制降低通货膨胀。这些措施并不都是成功的，其中许多的长期后果是灾难性的。不过，它们表明了重庆介入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程度。经济计划变成了重庆政府最大的官僚组织职能之一，且随着战争的继续不断扩大。某些经济官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明显的兴趣，考虑到1941年后美国顾问的涌入，这可能也受到了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在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经济官员获得了实践训练，这既有助于战后台湾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经济成长，也可能同样有助于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政策。虽然当世界最大的水坝——长江三峡大坝开工时，已是20世纪的最后几年，但它曾列入国民党人为战后发展所做的经济计划中。
1706701653
1706701654
在国民党统治区，从1942年到1945年，通货膨胀率高达每年230％。这是个主要问题，因为国民党的关键支持者——军官、官僚以及教师——都特别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损害。在中国东部沦陷区，通货膨胀率甚至更高。用历史学家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话说：“国民政府的通货贬值像白血病一样扩散到整个政治体，使整个有机组织——军队、政府、经济与社会普遍陷于衰弱之中。”[27]不过，并不清楚政府能有什么选择。它不得不支付军费与新的基建——道路、铁路与工业——费用。它失去了旧收入，因此，政府75%的战费靠印钞解决。重庆政府开始以实物方式征收地税，虽然这似乎是回到了15世纪的前货币财政制度，但实际上有着明确的进步。它使得政府当即就可以获得供给士兵的粮食，并减弱了对印钞的需要。然而，它同样让谷物远离市场，进一步助长了涨价压力，并加剧了民众的愤怒。
1706701655
1706701656
由于日本人的轰炸摧毁了矿山与工厂，失业率上升了。战争期间的财产损失总计高达1000亿美元。[28]乡村中的饥荒肆虐，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救灾。由于有约600万农家子弟（以及牲畜与大车）被征发入伍，农业举步维艰。在开战头两年，上海的一半工业就毁掉了；在南京地区，这一比率则达80%。[29]到战争结束，72%的船舶与96%的铁路被损坏。矿山或遭水淹，或遭劫掠。工业设备或被毁坏，或被盗走。随着战争的继续，对发战争财的奸商的怨恨直线上升。一篇报纸社论（被审查人员压了下来）捕捉到了这一情绪：
1706701657
1706701658
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30]
1706701659
1706701660
[1] Lucien Bianco（毕仰高），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5-194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67-68。
1706701661
1706701662
[2] 收入Stuart R.Schram（施拉姆），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69），p.283。
1706701663
1706701664
[3] Gregor Benton（班国瑞），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1934-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1706701665
1706701666
[4] Parks M.Coble（柯博文），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37（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334-374。
1706701667
1706701668
[5] Joshua Fogel（傅佛果），“Japanese Travelers in Wartime Chin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Reassess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New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会议论文，（Historical Society for Twentieth Century China，Vancouver，16-18 December 1995）。
1706701669
1706701670
[6] 引自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77。
1706701671
1706701672
[7] 引自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81。
[
上一页 ]
[ :1.7067016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