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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了汪精卫，日本人也未能动员起华中潜在的富裕经济力以满足自己的战争所需。大体而言，日本成功地将相对较为贫穷的华北整合入了其帝国经济中，夺占工业与资源，利用日本企业垄断通信、交通运输、港口、盐业、采煤以及钢铁冶炼。不过在被迫捐输之外，中国人并无意于贡献更多——中国经济也从未转变为战时经济。[19]换句话说，我们能找到很多消极抵抗的例子：故意偷工减料，只要有可能就消极怠工，盗窃，诸如此类。日本面积较小且已工业化，在它那里起作用的控制政策并不一定在中国也能起作用。日本也并没有为占领东部各城市做好准备。它原来预期中国会投降并与它合作，因此就缺乏接管中国工业的详细计划。大规模的腐败让利润流入了私人（既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之手。日本各机构间钩心斗角，这一直与腐败同等程度地拖累着效率。绝大多数上海资本家没有与国民党人（它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一起逃入内地，相反，他们试图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经营自己的工厂。[20]不过，很少有企业家会主动与傀儡政府勾结合作，因为这样做实在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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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被划入了汪精卫的辖区，原因是日本无法找到称职的中国傀儡来掌管这座城市。杜月笙逃到了香港，其他首领则与日本人合作，不过，其中有些人同样将沟通渠道向重庆敞开。留在上海的学生大体上死水一潭，因为最微小的抗日迹象都意味着死亡。国共两党组织者仍在地下活动，并试图渗入汪精卫政权建立的学生团体。许多知识分子逃离了北平、上海以及其他城市，或与国民党人一起，或加入了共产党。不过当然，也有许多人仍留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抵抗可能会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例如在关于节烈女子——象征着忠于国家——的戏剧中），不过，绝大多数人相当消极，或只在最低限度内“合作”（例如仍在教书）。[21]极少有知识分子去支持日本的“泛亚洲主义”或甚至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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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工人同样面临着抉择，不是通敌与抗日的二选一，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位置。国民党的撤离削弱了帮会对工人的控制。[22]共产党人尽管长期以来被迫在地下活动，但仍影响着部分的工人运动。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占领后，共产党人做到了在上海重建其强有力的存在。由于工厂被炸毁，许多工人失业，结果难民营（间或受青帮资助）成了男男女女获得食物或仅仅是碰面的地方。虽然这些“小茶馆”不能进行公开的反日活动，但却是共产党活动分子——通过提供互助、阅报以及娱乐活动——征募人员的基地。经济萧条助长了激进主义。由于生活成本显著上升，抢米骚乱屡见不鲜。不过，在某些帮会团体的协助下，日本特务机关压制着共产党人，并让工会无法威胁到其战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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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庆政府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保证仗能打下去的经济资源。然而，蒋介石的困境的根源在于自己10年前的政策选择——他未能根除国民党军队的军阀特性。现在，假如他用忠于自己的精良部队进攻日本人，就是在削弱自己的基础。假如他命令地方军头投入战斗，他们就会或拒绝前行，或索求更多的金钱与装备。假如他什么也不做，那么他的政府与军队就会衰落下去，爱国主义的桂冠也会落到共产党人头上。尽管受到美国人的压力，但基本上，蒋介石选择的是后一方针：将等待战略在逻辑上贯彻到底。然而，代价是高昂的。由于不顾农家需要而强征农民入伍，政府失去了民心。在蒋介石控制区，税收还很高，这导致民众骚乱；知识分子与学生深受通货膨胀之害。政府的批评者则面临着逮捕与暗杀。尽管共产党人实行的持久抗战战略，但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内建立起了更好的政府，并持续向日本人施加压力。比起重庆，延安的斗志要高昂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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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的相持以几种方式削弱了国民党军队。首先，持续不断的战斗耗掉了许多能干的人，尤其是构成军队脊梁骨的中下级军官与士官。其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得到蒋介石擢升的是第二流的军人。高级军官更多是以派系内斗而非军事本领而闻名。再次，军官培训从一开始就不充分，无法跟上战争的需要。最后，应征入伍者的处境令人感到恐怖。他们有时晚上会被拿走衣物，以防止开小差；食物配给不足（被高级军官克扣）；有时不得不喝路边水坑中的水，结果造成腹泻。一旦正式加入某一部队单位，条件会有些许改善，然而，痢疾、疟疾、疥疮、皮肤溃疡、眼睛感染、肺结核以及性病都很普遍。伤者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医疗救助，由于疾病与开小差，部队很容易就会损失超过一半的士兵。一般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官方的玩忽职守，有超过100万国民党士兵死于疾病与营养不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虽然知道这些问题，但在既有的政治架构内，能做的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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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战前一样，民主人士对蒋介石独裁作风的批评仍在继续。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组成，该校成了批评政府的中心。总共有约52所教育机构撤到了内地，另有25所转移到了香港或外国租界中。在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试图成为中国战时联合阵线的领袖，他鼓励小党进行重建，并且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言论、集会与出版自由得到了短暂的恢复。然而，蒋介石从不信任民众动员，即使在战时也是如此。不久后，重庆就转而反对各小党与异见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统一战线已事实上破裂的1941年，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仍得到外国外交官般的保护，而国民党的其他批评者则遭到监禁与暗杀。蒋介石认定靠美国就能赢得战争，因此就无须再安抚他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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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承认对抗战负有义务。[23]个人主义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性攻击似乎显得太过放纵与颓废。如顾颉刚与傅斯年这样的历史学家虽一度以考据方法而为人所知，但现在强调的则是民族团结与爱国主义斗争的光荣故事。傅斯年曾经攻击家庭是压迫性的，现在他则主张说：“我们中华民族……俨然是一个家族……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24]民主理想依然是主流，且即使从集团主义者的角度，也无法正当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知识分子仍坚持主张，民主制需要建立宪政秩序，实现法治与党政分离。1944年末，罗隆基提醒他的读者，“民主相信人本身就是目的……所以社会的一切制度，无论政治经济及其他任何制度，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25]。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成了朋友与熟人）构成了特意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这些民主活动家既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也没有真正的民众支持，因此从不具有真正的政治影响力；不过，他们提高了国家政治领袖的标准，并影响了下一代领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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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中，尽管南京政府缺乏效率，但至少尚有些远见——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开始在内地建立工业企业。由此，湖南、江西与四川有了国有钢铁、重型机械以及电器设备工厂。[26]不幸的是，湖南与江西的工厂容易遭到日本人的轰炸。重庆政府控制区内的工业化程度仍很低，不过，在战争的最初几年中，超过600家私人工厂迁到了西南，约有 42000 名熟练与半熟练工人随同而来。这虽然不到上海工厂的6％，但依然对重庆政府至关重要。1937年夏，当上海子弹横飞时，大量设备被装上舢板。最初，这些货箱被卸到了武汉（这表明蒋介石尚没有料到会溃败得如此彻底且迅速），又被再次装船，以进一步溯江而上。最后，尽管对国民党来说，丢掉中国东部工业基地是十分不利的，不过，中国获得抗战胜利的“秘密”之一就是它大体上仍是个前工业国家。因此，失去城市工业的影响就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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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能够掌控西南经济的绝大部分（尽管帮助不大）。1941年，它收回了长期以来落入省或省以下政府手中的地税。烟草、糖、盐与火柴被置于国家垄断之下。国家接管了所有矿山，并为战时生产随意征用工厂。政府从农民手中夺走粮食，强制销售债券以冲抵部分预算赤字，并试图通过价格控制降低通货膨胀。这些措施并不都是成功的，其中许多的长期后果是灾难性的。不过，它们表明了重庆介入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程度。经济计划变成了重庆政府最大的官僚组织职能之一，且随着战争的继续不断扩大。某些经济官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明显的兴趣，考虑到1941年后美国顾问的涌入，这可能也受到了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在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经济官员获得了实践训练，这既有助于战后台湾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经济成长，也可能同样有助于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政策。虽然当世界最大的水坝——长江三峡大坝开工时，已是20世纪的最后几年，但它曾列入国民党人为战后发展所做的经济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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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区，从1942年到1945年，通货膨胀率高达每年230％。这是个主要问题，因为国民党的关键支持者——军官、官僚以及教师——都特别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损害。在中国东部沦陷区，通货膨胀率甚至更高。用历史学家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话说：“国民政府的通货贬值像白血病一样扩散到整个政治体，使整个有机组织——军队、政府、经济与社会普遍陷于衰弱之中。”[27]不过，并不清楚政府能有什么选择。它不得不支付军费与新的基建——道路、铁路与工业——费用。它失去了旧收入，因此，政府75%的战费靠印钞解决。重庆政府开始以实物方式征收地税，虽然这似乎是回到了15世纪的前货币财政制度，但实际上有着明确的进步。它使得政府当即就可以获得供给士兵的粮食，并减弱了对印钞的需要。然而，它同样让谷物远离市场，进一步助长了涨价压力，并加剧了民众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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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人的轰炸摧毁了矿山与工厂，失业率上升了。战争期间的财产损失总计高达1000亿美元。[28]乡村中的饥荒肆虐，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救灾。由于有约600万农家子弟（以及牲畜与大车）被征发入伍，农业举步维艰。在开战头两年，上海的一半工业就毁掉了；在南京地区，这一比率则达80%。[29]到战争结束，72%的船舶与96%的铁路被损坏。矿山或遭水淹，或遭劫掠。工业设备或被毁坏，或被盗走。随着战争的继续，对发战争财的奸商的怨恨直线上升。一篇报纸社论（被审查人员压了下来）捕捉到了这一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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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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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cien Bianco（毕仰高），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15-194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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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Stuart R.Schram（施拉姆），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69），p.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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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regor Benton（班国瑞），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1934-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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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arks M.Coble（柯博文），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1931-1937（Cambridge，MA: CEA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33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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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shua Fogel（傅佛果），“Japanese Travelers in Wartime Chin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Reassess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New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会议论文，（Historical Society for Twentieth Century China，Vancouver，16-18 Decemb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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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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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Frederic Wakeman（魏斐德），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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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近一篇更为细致入微且具批评性的文章，Joshua Fogel（傅佛果）编：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同样有用的是 Yang Daqing（杨大庆）深思熟虑的文章 “Atrocities in Nanjing: Searching for Explanations”，收入Diana Lary与 Stephen MacKinnon编：The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1）。Iris Chang（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1997） 有大肆渲染之嫌。死亡人数超过10万有相当大的历史可信度——几乎可以确定是在10万到20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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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最初发表于H.J.Timperly（田伯烈），Japanese Terror in China（New York
:Modern Age Books，Inc.，1938）；节录于Pei-kai Cheng（郑培凯）与Michael Lestz （李文玺）编：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New York: W.W.Norton，1999），p.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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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 Random House，1987），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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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自Akira Iriye（入江昭），“Japanese Aggression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1931-1949”，收入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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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iana Lary，“Star Generals: Bai Chongxi and Cai Tingkai，”“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 （Venice: University Ca’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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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根据一项调查。Hsi-sheng Ch’i（齐锡生），“The Military Dimension，1942-1945”，收入James C.Hsiung（熊玠）与Steven I.Levine（梁思文）编： 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 （Armonk，NY: M.E.Sharpe，1992），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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