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1686
[14] 引自Akira Iriye（入江昭），“Japanese Aggression，” p.535。
1706701687
1706701688
[15] Parks M.Coble（柯博文），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1706701689
1706701690
[16] 陈璧君。引自Jiu-jung Lo（罗久蓉），“Survival as Justification for Collaboration（1937-1945），”“International Symposium: Reassess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New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Vancouver，16-18 December 1995）会议论文，p.3（修订版）。
1706701691
1706701692
[17] David P.Barrett（包瑞德），“The Wang Jingwei Regime，1940-1945: Continuities and Disjunctures with Nationalist China”，收入 David P.Barrett（包瑞德）与Larry N.Shyu（徐乃力）编：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1932-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以及Ke-wen Wang（王克文），“Portrait of a Puppet: The Final Years of Wang Jingwei，1940-1944，”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 （Venice: University Ca’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论文。
1706701693
1706701694
[18] 引自Ke-wen Wang（王克文），“Portrait of a Puppet，”p.4。
1706701695
1706701696
[19] T’ien-wei Wu（吴天威），“Contending Political Forc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收入James C.Hisung（熊玠）与 Steven I.Levine（梁思文）编：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Armonk，NY: M.E.Sharpe，1992），p.70。
1706701697
1706701698
[20] Christian Henriot（安克强），“War and Economics: The Control of Material Resources in the Lower Yangzi and Shanghai Area between 1937 and 1945，”“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 （Venice: University Ca’Foscari di Venezia，30 June-3 July 1999）会议论文。
1706701699
1706701700
[21] Parks M.Coble（柯博文），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1706701701
1706701702
[22] Poshek Fu（傅葆石），Passivity，Resistance，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1706701703
1706701704
[23] Elizabeth J.Perry（裴宜理），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109-133。
1706701705
1706701706
[24] 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5年）。引自Vera Schwarcz（舒衡哲），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p.230-239。
1706701707
1706701708
[25] 罗隆基：《民主的意义》（1944年12月9日）。引自Edmund S.K.Fung（冯兆基），In Search of Chinese Democarcy
:Civil Opposi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1929-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14。
1706701709
1706701710
[26] William Kirby（柯伟林），“The Chinese War Economy”，收入James C.Hsiung（熊玠）与Steven I.Levine（梁思文）编：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Armonk，NY: M.E.Sharpe，1992）。
1706701711
1706701712
[27] 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584。
1706701713
1706701714
[28] Hsi-sheng Ch’i（齐锡生），“The Military Dimension，”p.179。
1706701715
1706701716
[29] William Kirby（柯伟林），“The Chinese War Economy，” p.185。
1706701717
1706701718
[30] 《华西日报》，1944年。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p.601。
1706701719
1706701720
1706701721
1706701722
1706701724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六章 毛泽东、毛泽东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1706701725
1706701726
毛泽东主义是造就现代中国的关键因素，虽然某些历史学家就毛泽东在塑造中国的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意见分歧，不过，他的理念必须被严肃对待。[1]毛泽东是最重要的革命理论家，其作品构成了某种后来理论著作不得不追奉的神圣经典。他的观念通常既原创又富有洞察力。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塑造了干部，干部塑造了党，而党将塑造中国。它们尤其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
1706701727
1706701728
毛泽东思想围绕的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他受五四自由主义的滋养，自己绝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都得自实践。他发展出对教条的怀疑以及认为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不过，他也学会了如何在党内斗争中利用观念。对毛泽东来说，阶级分析不是个学科，而是一种制造革命的手段。因为理论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与其他党的领袖相反，他强调实践。这是精明的策略转移。不过，要成为成功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对农民与军事战略的知识是不够的。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一步步地变成了理论大师——这部分就是出于证明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的需要。他必须证明自己不仅是位农民游击战的领袖，他需要成为有能力追随列宁与斯大林脚步的知识分子。不过，或许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弄清自己在组织革命过程中的经验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选择来分析、归纳并系统化这些经验的语言。
1706701729
1706701730
出于这些原因，1937年后，刚在延安安顿下来，毛泽东就转向了哲学。首要的是，他将“实践”褒扬为最高等级的“理论”真理。这恰好发挥了他的长处。反对毛泽东的共产党人来自更为正统化的阵营，他们为党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分离而忧心忡忡。他们害怕中国共产党将会变成一个农民党。毕竟，列宁的革命发生于城市之中，随后才被带到了乡间。毛泽东的回应则是强调人的意志的力量。这里的要点在于，选择投身革命（政治立场）既是个人阶级出身的问题，也是意志（或意识形态训练）问题。某种无产阶级意识将被中国共产党带到乡间，在这里，根据地与土地革命战略皆受必要性支配。毛泽东指责他的对手是教条主义与极左主义者，他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真理”或非常不同的俄国革命经验机械地应用到中国这一实例上来。
1706701731
1706701732
根本上，毛泽东是在呼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条大胆的路，不过又是显而易见与不可避免的。学者普遍同意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取得了成功。按毛泽东的说法，中国化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应用到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中。但并不是如此简单；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存活下来的是何种马克思主义? 可以争辩说，毛泽东以对农民阶级和人的意志的强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束缚。然而，根本之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提供了分析中国社会、寻找革命支持者、孤立反对力量以及预测革命进程的有用工具，并不清楚一个人是否能从一开始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特定正统教义单拎出来，不过，即使有人能举出这样一条正统教义，且发现毛泽东背离了它，我们还是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的启发与影响开始。[2]
1706701733
1706701734
毛泽东的学识与生活哲学来自一生的阅读与经验。影响他的包括道教与儒家概念、得自中国民间文化的自然正义观念以及充分的西方自由主义背景。不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集中求索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覆盖了早期这些相对随机的观念。马克思主义让他得以将自己的革命实践联系于一些根本问题，如一个人如何知道真理，进步是如何发生的，构成人性的是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疑问。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中央苏区为生存而进行的尖锐斗争中，毛泽东致力于如下的实际问题：保持民众支持，掌控游击队，发动群众运动以及进行对当地情况的基础性调查。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延安，他开始将这些经验整合入更为宽广的理论框架，它将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整体的革命指南。然而，在革命中，毛泽东的作用要更加深入，这令人回想起维也纳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警句：“政治就是魔术。谁懂得从深处召唤力量，谁就会有众人跟随。”[3]
1706701735
[
上一页 ]
[ :1.70670168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