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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William Kirby（柯伟林），“The Chinese War Economy”，收入James C.Hsiung（熊玠）与Steven I.Levine（梁思文）编：China’s Bitter Victory: The War with Japan，1937-1945（Armonk，NY: M.E.Sharp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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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1937-1945”，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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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Hsi-sheng Ch’i（齐锡生），“The Military Dimension，”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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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William Kirby（柯伟林），“The Chinese War Economy，”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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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华西日报》，1944年。引自Lloyd Eastman（易劳逸），“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p.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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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第十六章 毛泽东、毛泽东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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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义是造就现代中国的关键因素，虽然某些历史学家就毛泽东在塑造中国的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意见分歧，不过，他的理念必须被严肃对待。[1]毛泽东是最重要的革命理论家，其作品构成了某种后来理论著作不得不追奉的神圣经典。他的观念通常既原创又富有洞察力。更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塑造了干部，干部塑造了党，而党将塑造中国。它们尤其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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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围绕的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他受五四自由主义的滋养，自己绝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都得自实践。他发展出对教条的怀疑以及认为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不过，他也学会了如何在党内斗争中利用观念。对毛泽东来说，阶级分析不是个学科，而是一种制造革命的手段。因为理论不是他的强项，所以与其他党的领袖相反，他强调实践。这是精明的策略转移。不过，要成为成功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对农民与军事战略的知识是不够的。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一步步地变成了理论大师——这部分就是出于证明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的需要。他必须证明自己不仅是位农民游击战的领袖，他需要成为有能力追随列宁与斯大林脚步的知识分子。不过，或许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弄清自己在组织革命过程中的经验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选择来分析、归纳并系统化这些经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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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些原因，1937年后，刚在延安安顿下来，毛泽东就转向了哲学。首要的是，他将“实践”褒扬为最高等级的“理论”真理。这恰好发挥了他的长处。反对毛泽东的共产党人来自更为正统化的阵营，他们为党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分离而忧心忡忡。他们害怕中国共产党将会变成一个农民党。毕竟，列宁的革命发生于城市之中，随后才被带到了乡间。毛泽东的回应则是强调人的意志的力量。这里的要点在于，选择投身革命（政治立场）既是个人阶级出身的问题，也是意志（或意识形态训练）问题。某种无产阶级意识将被中国共产党带到乡间，在这里，根据地与土地革命战略皆受必要性支配。毛泽东指责他的对手是教条主义与极左主义者，他说，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真理”或非常不同的俄国革命经验机械地应用到中国这一实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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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毛泽东是在呼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条大胆的路，不过又是显而易见与不可避免的。学者普遍同意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取得了成功。按毛泽东的说法，中国化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应用到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中。但并不是如此简单；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存活下来的是何种马克思主义? 可以争辩说，毛泽东以对农民阶级和人的意志的强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束缚。然而，根本之点在于，马克思主义为毛泽东提供了分析中国社会、寻找革命支持者、孤立反对力量以及预测革命进程的有用工具，并不清楚一个人是否能从一开始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特定正统教义单拎出来，不过，即使有人能举出这样一条正统教义，且发现毛泽东背离了它，我们还是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的启发与影响开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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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学识与生活哲学来自一生的阅读与经验。影响他的包括道教与儒家概念、得自中国民间文化的自然正义观念以及充分的西方自由主义背景。不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集中求索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覆盖了早期这些相对随机的观念。马克思主义让他得以将自己的革命实践联系于一些根本问题，如一个人如何知道真理，进步是如何发生的，构成人性的是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疑问。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中央苏区为生存而进行的尖锐斗争中，毛泽东致力于如下的实际问题：保持民众支持，掌控游击队，发动群众运动以及进行对当地情况的基础性调查。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的延安，他开始将这些经验整合入更为宽广的理论框架，它将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整体的革命指南。然而，在革命中，毛泽东的作用要更加深入，这令人回想起维也纳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警句：“政治就是魔术。谁懂得从深处召唤力量，谁就会有众人跟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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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1949年的毛泽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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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毛泽东就辩证唯物主义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他大量借用苏联的思想资源，对结论做了精心的结构，并后来以“实践论”与“矛盾论”为题发表。毛泽东强调，矛盾标志着人类的现实，它们是所有变革与进步的源泉。就人类历史而论，在无限数量的矛盾中，阶级对抗或许是最为重要或基本的一个。在根本上，经济结构（“基础”）是塑造历史的决定因素，不过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毛泽东感到，文化因素这样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样是变革的潜在源泉，事实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有着自己的辩证交互。这使得毛泽东强调当下政治的重要性。纵使经济基础最终决定着政治的形态，但政治行动同样可以塑造经济现实。毛泽东保证说，实践问题（例如是否该加剧阶级斗争、剥夺富农，或放缓阶级斗争、安抚富农乃至地主）能够通过正确理解辩证唯物主义或弄懂各势力的固有矛盾而得到解答。在某一特定时刻，至关重要的是判断出哪一矛盾比较而言要更为尖锐，这反过来以具体的经验或“实践”为基础。因此，对行与知的合一来说，实践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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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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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意指的事项之一就是在不间断完善过程中实践与理论的互相影响，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深化”。对现实的知觉必须被概念化理解——建构被知觉事物间关系的综合模式——所取代。纵使知识以单纯经验主义——感知——为起点，但只有在理论指引下被深化后，此类知识才会有用。然而，未经实践的检验，理论也仍是没有根基的。这是个从没有真正完结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强调，理论本身是无用的。即使像马克思与列宁这样的天才，也只有亲自参与到阶级斗争中，才能构造出正确的理论。不过，没有理论的实践同样是无用的（如果说不是压根儿不可能的话）。人类总是通过以经验或“实践”为基础的认知而采取行动（事实上，不可能有“纯粹”经验主义这样的东西），而构造明确理论的目的就是指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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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能保证理论与实践所造就的变革将是不断进步而非任意随机的？矛盾——毛泽东辩证法的核心概念——推动着有意义的变革。这是一种根本上源自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马克思的先导——的思维模式。马克思主义者宣称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虽然这很难成立，但至少毛泽东试图使其成为一种实用的技术。首先，矛盾无处不在，是普遍的。毛泽东引用了列宁新造的几个基本例子：力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化学中的原子化合和分解，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其次，在本质上，矛盾是内在的，根据某些规律，它们可能在发展中被转化，且有着不同种类的矛盾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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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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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毛泽东给出的绝不是一个决定论的图式。革命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实践理解形势的矛盾性。这允许历史行动者的意志存在。毛泽东号召听众牢记列宁的告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强调需要认清“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他的意思是，例如在1937年，主要矛盾存在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是次要矛盾。在中国击败日本后，次要矛盾将会变成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构成了当前的任务——“困难”或进攻点。事实上，毛泽东的对人的意志的强调要先于他的理论化，他将矛盾理论当作改进实践的手段，这又更加强了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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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是要造成一场革命吗？毛泽东反复说，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学会将之应用到当前中国的问题与具体形势中。毛泽东的目标是一贯的，即提倡干部们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座智识平台，而非一本菜谱。他攻击“教条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以此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有适用于每一民族本国经验的“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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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批评他那些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更充分的基本训练的党内对手，他还想要提倡一种不同的思维，以作为支持自己政策的源泉。他感到以死记硬背与机械重复正确答案为基础的传统教育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标识。讽刺性的是，正如传统的经典教育，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同样高度重视对经典文本的解释。毛泽东毫不隐晦地点出了他的忧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使知识分子权力过大，凌驾于“无产阶级”干部之上。列宁与斯大林为俄国提出了正确的政策，这些政策值得学习，但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毛泽东要求的是行动而非知识化。他强调马克思之所以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理论，就是因为他参与到了政治斗争之中。“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6]这规定了他所寻找的干部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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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着毛泽东与孙中山的一个重要不同。孙中山宣称知难行易，以此将权力保留在所谓的先觉者手中。与此相反，毛泽东拒绝将知识具体化为某种所有物。像王阳明（明代哲学家与政治家）那样，他强调知与行的不可分离。[7]此外，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视野。毛泽东感到巨大的历史力量正推动着中国与世界达至辩证存在与意识的更高阶段。与此同时，人类行动者在由矛盾所规定的环境中奋斗。奋斗之一是内在的——找到正确的理论。这意味着正像社会意识一样，意识形态也可以与阶级背景分离开来。纵使由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主导，中国共产党仍能体现无产阶级意识，因为一旦无产阶级发展出新的世界观，这就变成了一种面向所有人的知识。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明白地表达过自己的对人的意志的重视，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灭顶之灾。毛泽东必须正当化自己吸纳游民与无产者以创建红军的做法。他防御性地宣称军队的一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不过，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他阐述得更加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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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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