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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泽东经常试图以一个运动达到数个目标，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则建立了这一模式。该运动至少在两个方面巩固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运动开始时，他仍有可能被指责为虽是高效的战术家，但却是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得不捍卫自己的政策——“农村包围城市”，以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策略（而非简单寻求与国民党合作）。毛泽东想要扭转来自党内留苏高层的批评。更一般地说，通过创造新版本的正统理论、政策与历史，党的领导者都同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应是“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学习会所用的绝大多数文本都出自毛泽东之手，或至少出自毛泽东与他的亲密伙伴（包括像周扬、陈伯达与艾思奇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手。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过，他们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合作。实际上，尽管将毛泽东思想归于毛泽东名下是件方便的事，但它从一开始就是集体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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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党基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虽然有些需要解决的坏处与错误，但也仅此而已。党面对的不是道德上的弱点，而是可以改正的态度与行为上的问题。毛泽东要求要有灵活性，要密切关注当前革命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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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列主义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还应该作启蒙运动……应该老实地对他们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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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的重点在于要干部们参与到学习小组中，以考察其对毛泽东主义文件的掌握，并进行自我批评。学习是非全日制与滚动式的，以免干扰常规行政。运动在延安根据地逐渐展开。出于实际考虑，该运动没有在相对不太稳固的根据地中充分展开。不过，学习一旦开始，就会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在结束之前，要达到什么效果始终并不清楚。在基层群众看来，这场运动并不是关于毛泽东的，而是将互不相同的男男女女在共同的事业中结合起来。该运动有着自己的特定语言、符号、仪式、神圣文本、结合方式、故事以及神话，最终创造出一群深信自己能改变世界的真正的信仰者。[11]因此，任务就在于掌握普通人且让他们成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严守纪律，但又仍能采取独立且有创造性的行动。可以设想，绝大多数干部、学生与农民都明显有着激进行动主义者的性情，如果不是愿意做出牺牲，也就不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主要问题无疑在于纪律。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困难。毛泽东坚称运动并不是要毁灭谁，而是会通过自我批评与悔过创造出新的自我。用他的话说就是，“治病”而不是“把人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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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该运动也包括搜捕潜伏于共产党阵营内部的间谍与敌人。少数人受到拷打，并被逼自杀。某些迅速坦白说为敌人工作的人被当成典型——几乎相当于英雄——供其他人效仿。绝大多数经过了这一火的洗礼的干部都感到自己变得更坚强了。纵使绝大多数干部都能被如此改造，但仍有一个群体受到特别的怀疑，那就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这些人易于有“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罪过。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要么留在城市中，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尽自己最大努力养家糊口，要么逃往重庆或昆明。那些奔赴延安的人自然倾向于共产党（纵使理想与现实不一致）。他们发现条件粗劣，这倒可以适应，但要忍耐某种程度的客套则更加困难。他们起初欢迎毛泽东对整风的呼吁，把这当作对官僚主义的攻击。著名女作家丁玲（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她的长短篇小说曾引起轰动）以及翻译家王实味抱怨说，高级干部伙食与住房都更好，女性受到不平等对待，且领导人拒绝接受批评。在1942年三八妇女节这天，丁玲发表文章，特别尖锐地批评了针对女性的双重标准。除了要像男干部一样献身于革命，女共产党员还被认为应结婚并持家。如果她们继续工作，就会被指责为忽视丈夫与孩子；但假如她们变成家庭妇女，又会被批评为政治落后，积极投身革命的丈夫就会与她们离婚。她说，“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例如提供托儿所与食堂）就好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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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之下，丁玲收回了她的主张。然而王实味拒绝公开认错，他受到审判，并因有其他问题而被指控为“托派”。甚至丁玲也加入了对他的指控。在1942年初夏的两个星期中，王实味被“斗争”，受到无情的批判，且遭到公开的羞辱，接着作为“内奸”被捕入狱。1947年，当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压力下撤离延安时，他最终被处决。对延安消极现象的批评，党斥其为“绝对平等主义”。党宣称，适合于国民党或日据城市的“象牙塔”的态度并不适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社会。许多从日占区或国民党控制区奔赴延安的艺术家期望找到一个绝对平等的同志情谊的乐园，这是“幼稚的”。丁玲（后来在1957年作为“右派”被捕入狱）与王实味都是悲剧人物；不过，许多年以后，王实味成了某些知识分子心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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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直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最大希望所在，但王实味抵抗住了要其否定自己对党的批评的可怕压力。他说自己批评党的领导人是为了运动本身好。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他揭露出了毛泽东自己思想中的深层矛盾。毛泽东确实反对官僚主义，确实不信任等级制，也确实倾向于平等主义，但他无法原谅王实味对延安体制消极现象的揭露，且无疑不认为外来批评是处理党自身问题的有效方法。王实味并非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因此不具有批评他们的资历。直到1990年，他才恢复了身后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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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干部来说，不断的“自我批评”是一个持续过程的一部分，在该过程中，小组学习被认可的文本，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生活，并以一种自我改造感作为结束。[13]这并没有将他们变成洗过脑的行尸走肉。相反，部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们被“再教育”，明白了中国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农民受地主的压迫与剥削，以及革命力量在共产党与毛泽东的教导下兴起。通过连贯流畅的综合，新训导与旧的熟悉故事混合在了一起。小规模的学习小组建立起了同志情谊式的联系，这可以被扩展到所有自愿接受再教育的个人那里。反映毛泽东主义的几篇通俗易懂文章成了运动的必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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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批评与学习小组将成为共产主义秩序的基本制度。它们成了让个人适应党中央不断变动的信号的手段。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它们大体上被视为接纳仪式。诀窍不在于学会正统教义，而在于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并将自己看作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在献身革命之中，有着一定的自我弃绝；同时，干部们要明白，为了实现更大的革命目标，必须铁石心肠。个人考虑并不重要。例如，比起革命，某人更关心自己的妻子或儿女，这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有罪的）思维特征。同情阶级敌人并不是值得赞赏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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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系统化了“故事”——说明中国历史，解释中国共产党无可阻挡的兴起以及毛泽东自己的正确性。这些故事创造了一种赋予事件意义的“宣传”，对每个试图帮助被剥夺的中国人民夺回其所有物的人来说，该“宣传”也给予了他们位置与角色。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将革命放在个人考量之前（特别是从长远来看），但在短期内，被更为强大的敌人所包围的共产党人创造出了一场致力于以艰苦奋斗、自我牺牲与信仰来渡过难关的运动。那些被成功“整风”的人感到自己学会了如何触到最好的自我、克服低下的本能与为了更大的利益而行动。正像在政治上颇为活跃的17世纪清教徒，共产党人使自己变成了自律的选民男女，将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新世界。[14]只消极等待着被告知正确答案的人永远不可能发动革命，找到了通向共同愿景的个人道路的人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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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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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过的干部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目标不是为群众效劳，而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彻底了解他们，又仍与他们有所区别。自我反省与批评并不被视作个人道德（像儒家士人——要为生民立命，但从不会与后者打成一片——内省式的“修身”），相反，虽然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一个有明确精神寓意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但其根本目的却是造就社会人。干部很可能会经过某种精神净化，之后，他或她至少会在主观上感到得到了改造。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在自我批评会中的体验。比自愿的匿名戒酒会更为紧张，比致力于自我发现的交友小组更具目的性。而比起对精神觉醒的宗教性追求，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批评会也更为现世化。在紧张的自我批评氛围中，是暗示性的强制转化，目标是超越自我，实现改造。这仍令人想起与宗教小派别或（就此事而言）建制性宗教的相似。整风是将信众带入新团体的入会仪式。毛泽东所选的隐喻是医疗性的。团体的目标是“治病救人”。愿意进行自我批评是拯救的关键标志；团体可以对目标个体大声呼斥，但不应该“把人整死”。治疗方法就是暴露于白日亮光之下。毛泽东的某些评论可能反映了他试图节制这一运动。我们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屈打；在后来的记录中，有为了暗箭伤人与报复而无情地操纵小组会议的情况。不过，在1942年至1943年，面对着日本轰炸与运动展开的混合压力，一种激烈的真诚氛围以及宗教式热情或许倒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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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还有着儒家精神的成分。在官方的运动教程中，刘少奇以其作品成了仅次于毛泽东的杰出领袖，他直率地以传统的“修养”术语来谈论对个人的重塑，宣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因为归根结底“无产阶级解放的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15]。传统上，要变革社会，必须要有道德高尚的领导者。宋代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界定理想中的士人，通过使其成为适用于所有人（而非仅适用于某些文化贤俊）的标准，共产党人将这一概念平民化了。甚至在以民族主义为根髓的抗日战争期间，在自我牺牲之外，刘少奇仍坚持不懈地宣讲着自我克制——为“世界与人类”之故，且同时警告要提防“左倾极端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这不禁让人想起儒家式的中庸。纵使优秀的干部与儒家君子不会被混为一谈，但毫不奇怪，对共产党领袖来说，个人对共同体的克己之忠这一儒家式的概念仍是方便可用的。正如真正的革命运动往往会是的那样，毛泽东主义对个人意志的强调不可避免地会高度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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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产党人一旦道德化，则该当如何与普通人打交道呢？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概念试图将党的最终控制与一定程度的民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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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让革命中的权力关系得以成形，共产党要指引、教导且领导，不过，它的权力不应该、归根结底也不可能以任意或绝对的方式行使。领导意味着倾听，群众路线假定，在人民之中有某种主权。1943年，毛泽东作出了经典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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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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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目的就是改变群众本身，接着当然就是新观念、新行动以及新考验的“无限循环”。群众路线代表着毛泽东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概念应用到了政治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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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及紧接着的国民党“清党”时期，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背后的理念逐渐形成。如我们所看到的，共产党人为了生存，必须与普通村民密切合作。随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群众路线”理论系统阐述为他更大的理论转变的一部分。群众路线或许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找不到），且它与实践——领导方法——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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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设想说，在特定环境下，会出现一群积极分子或英雄与领袖。他们有义务将群众路线付诸实施，以避免变得专制独裁或脱离现实。此外，在运动过程中，最初冲在前面的那些人很可能不会一直留在领导层之中，新的积极分子应该会涌现出来。这一领导层必须一直与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将后者作为自己得以生存的“具体经验”的源泉。不用说，群众的长远需求与党的政策目标是一体的。毛泽东还假定，尽管群众的要求能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但领导仍必然出自精英。因此，群众路线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太过脱离人民，整风则保证着组织上的统一性。群众路线是为了教会干部特定形式的动员方法。它内在地与以某种方式分享权力有关，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不可能的。例如，随着实力的增长，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将武器分发给尽可能多的农民。对国民党来说，这一行为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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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整风运动将对权力政治的怀疑与对人的能力的乐观结合起来。一方面，是所有人还是其中一部分人有罪，这个问题并不完全清楚，可能每个人甚至毛泽东都有某些需要交代的东西；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被抢救上岸，作为受过洗礼的新人重新归队。在后来的那些年中，自我批评制度化了，但有时会流于形式。个别支部会议变得乏味无聊，当某人在前面喋喋不休地说的时候，其他人则在看报纸喝茶。不过，通过制度化，激烈的自我批评可以在如“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场合中再次上演。另外，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小组以单位同事为中心，这预示着20世纪50年代“单位制度”的兴起。在这一制度下，单位不仅是工作（以及批评）的场所，且提供住房、食物、娱乐乃至旅行的机会，成为中国城市中的核心社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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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将强制与救赎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党的成员（从来不涉及普通群众）被告知该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一套毛泽东主义的世界图式，并可以以此确定自己所应处的位置。绝大部分年轻干部在运动中过了关，被整合入更为紧密也更为纪律严明的团体。毫无疑问，这让绝大多数人感到，他们经受住了革命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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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吊诡——与悲剧——在于，在延安时期，党让地方共同体为自己的命运切实发声，且将它们拉入了民主化的进程；然而，与此同时，管理民众的组织也已就位。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在造就一场革命的同时，也在造就一个政府。一种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吸引着城市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追随的并不仅是另一种中国化的西方学说，也是一种宣称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特意识形态。概言之：对人的意志的重视，对自愿合作与参与的强调，选举、教育、平等主义，对穷苦人、年轻人与女性前所未有的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政府机构。[17]如果说诞生于1949年的新国家极其有效率，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它对社会的管理是前所未有的。整风运动建立起了后来毛泽东崇拜的基础，用世界历史层面的术语来讲，他被视作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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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参见Ian Burma，“Divne Killer，”The New York Review vol.47，no.3（24 February，2000），pp.20-25。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学者一直承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一些人强调它的意义在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则强调它在塑造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研究毛泽东的专著被放入“推荐阅读”的书单）。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简明可靠的介绍来自Stuart R.Schram（施拉姆），“Mao Tse-tung’s thought to 1949”，收入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789-870;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Nick Knight，“On Contradiction and on New Democracy
:Contrasting Perspectives on Caus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22，no.2（April-June，1990），pp.18-34，以及“On Contradiction and On Practice
:Pre-Liveration Texts，” China Quarterly no.84（December 1980），pp.64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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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ick Knight 探讨了毛泽东正统教义的例子，“The Law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Mao Zedong’s Thought—The Question of ‘Orthodoxy’”，收入Arlif Dirlik（德里克），Paul Healy与Nick Knight编：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 （Atlantic Highlands，NJ: Humannities Press，1997），pp.84-116；以及Paul Healy的文章（论1949年后的毛泽东），“A Paragon of Marxist Orthodoxy”，同上书，pp.11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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