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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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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抗争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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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衰退与通货膨胀两者交叠，令工人深受其害。在日本投降后，工人成群返回城市，在这里，那些较为熟练、境况较好的工人有机会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在1946年与1947年之交的冬季，上海百货公司的员工假装太过疲倦，无法接待顾客，以此表示管理层拒绝发给年终津贴让他们身体吃不消；另有一些人则发起“愁工”运动，告诉顾客通货膨胀与薪水微薄让他们郁郁不乐，无法做生意。[2]在日本人从城市中撤走后，共产党劳工组织者得以重续其七年前中断的事业。党迅速招募工程师、技工、服务与公共事业工人、织工以及印刷工，发动他们抗议生活水平的恶化。共产党仍面临着国民党的镇压，上海的地下党从1945年的2000人增加到1949年的 8000 人，增幅并没有那么可观。在复兴的青帮以及工痞们的协助下，国民党人打击激进分子，拘捕共产党嫌疑犯，并解散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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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形势并不受国民党控制。随着内战开始不利于他们，越来越多的上海工人领袖乃至帮会分子转向了共产党人一边。学生陷入了类似的纷争——共产党人对阵反共分子，以及国民党不同派系间的明争暗斗。[3]随着抗战的结束，学生成群返回作为教育中心的北平与上海，这让共产党学生（以及知识分子）得以接触到对国民党人的普遍不满。在抗战后的几年中，尽管没有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样特定的高潮性事件，不过，学生运动持续不断，反内战活动也逐渐出现。绝大多数学生可能既谴责国民党人，也谴责共产党人，且同等地畏惧美帝国主义与俄帝国主义。但甚至是这样“无所皈依”的学生也紧跟着政治发展进程，并想要更大的自由。言论、集会与出版自由这样的权利问题全都起着反对国民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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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尽管在城市里有警察力量，但仍无法控制内战造成的新动势。对外国在华存在——最明显的是美国军队——的谴责落到了政府头上。外国士兵迅速失去了解放者的荣衣，传言满天飞：美国大兵驾车碾过行人，殴打人力车夫，且甚至开枪射击那些怀疑要抢劫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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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美国大兵在北平卷入了一起强奸案，被激怒的中国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对内战的谴责也往往落到政府头上。为什么？一个因素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耳闻目睹了国民党人的腐败与无能。尽管他们对共产党人所知甚少，但很难想象会比国民党人更糟。许多人要蒋介石找到办法与共产党人合作，而非消灭他们。这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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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资助支持政府的游行，然而，反内战运动日益发展。成千上万的罢课学生聆听着如许广平（鲁迅的遗孀）以及吴晗（历史学家）这样广为人知的演说家的演讲。1947年，深受通货膨胀之害的学生汇合出一场反饥饿、反内战的联合运动，主题之一是要求增加学生津贴。5月，赴南京请愿的上海、杭州与苏州学生代表被取缔了游行示威权。他们遭到殴打，被消防水枪喷射，且有50人被捕。这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争取商人与工人支持的运动——自称绍述着五四传统。面对着城市人群的政治化，官方报纸完全无视他们，警察与密探逮捕了成千上万人，亲政府的暴徒则袭击共产党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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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仅要冒被开除或被捕的危险。国家支持的暴力也是抗议的一部分。例如，在突袭武汉一处大学校园、抓捕激进分子时，军警为了开路，向宿舍内射了几轮达姆弹，打死3人，打伤5人。警惕的秘密警察无处不在。在回忆录中，张戎叙述了她母亲作为女学生散发秘密小册子的经历：“一天，我母亲散发的小册子的一个复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传到了她一位相当粗心大意的学校朋友手中。她把它放在书包里，接着就忘记了。当去市场时，她打开自己的书包拿些钱，结果小册子掉了出来。两个情报人员正好在那里，通过薄而发黄的纸张，他们认出了这本书。这女孩被抓走，遭到审问，被拷打致死。”[4]虽然政府用恐吓的办法立即肃清了街道，但它的正当性却在继续流失。靠将所有事情都归咎于“赤匪”是无法应付中国城市中各阶级所感到的不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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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参与到“第三势力”的政治中，试图实现国共和解，并建立民主政府制度，而他们也同样受到政府的迫害。[5]他们的家被搜查，会议被扰乱，报社被捣毁。有几位被直接暗杀，例如诗人闻一多就成了被广为宣传的烈士。在相对仍较有希望的1946年，一位自由主义教授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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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所以在事实上就以武力枪杆子来维持自己的政权。说他们是强盗，实在他们比强盗还要糟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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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市民并没有全体转向共产党人，然而，不可避免地，绝大多数谴责都指向掌权的国民党人，比起抗日战争，内战要远为让人士气低落。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流行性腐败不仅消耗着它的民众支持，而且也让共产党人得以通过买官渗入其内部，甚至秘密警察也被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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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内战本身，从日本投降的那一刻起，国共两方军队的零星冲突便愈演愈烈，事实上，不到一年，所有寻找和解之方的努力便已告终。[7]1946年8月，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之后不到一年，他们夺取了东北，并占领了北方各主要城市。共产党军队后撤，根据地则被放弃。他们一度措手不及，但并没有屈服。共产党军队重新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最初分散为小的作战单位，以对敌人的薄弱之点进行游击式的攻击。这一基本战略出自党的最高层的构想，它要求领导层要对各分区司令员施以高度的信任。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破坏或夺取其装备、损坏其基础设施为目标。尽管国民党人确实有着自己的弱点（尤其是补给线过长且铁路防御薄弱），但就放弃根据地而论，共产党人战略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这意味着农民支持者会遭到清算。被国民党人夺占的村庄遭到了残酷的报复，随政府军而来的还乡团地主夺回了自己原来的土地（或侵占新田地），并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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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介石几乎将所有军队都用来在全国范围内“围剿”灵活机动的共产党人，因此丧失了有生力量。到1947年中期，南京的进攻开始陷于停顿。国民党兵力过于分散，无法从中国北方的都市与县城出发占领较小的城镇与广大乡村地区（尽管他们在长江以南的统治仍是稳固的）。接着，作为规划已久的战略的第二阶段，在东北与山东，较大股的共产党军队开始放弃游击策略，对国民党军队实施有限反击。到1947年末，军事天平已经倒向了共产党一边。通过吸纳民兵与吸收国民党俘虏，他们建立起规模越来越大的军队。在林彪的指挥下，多达40万东北解放军将国民党军赶回了重兵据守的城市。尽管在理论上，国民党军队数量更多，训练更正规，装备也更优良，但是共产党人却击败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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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是关键所在，然而，国民党士兵很少有出自这一地区的。东北军本可以为国民党人战斗得更卖力，但他们仍忠于张学良。这位1936年在西安向蒋介石兵谏的少帅不仅未被释放，反而遭继续囚禁，并被出于安全考虑送到了台湾。与此同时，在建立新根据地的过程中，共产党人能够利用当地人对国民党人日渐增长的怨恨，将其纳入他们的事业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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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还攻击山东与江苏北部的国民党军队，由此威胁通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关键交通与通讯渠道。1948年早期，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共产党军队重新夺回了西北的老根据地，并进入河南。在东北，甚至当共产党人开始最后一击时，蒋介石仍拒绝撤回其军队，随后，他们全军覆没。到1948年中期，两方的军事力量已大致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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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十 内战（1946—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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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急忙开始加强自身的地位，重新接管东部城市，甚至重新武装日军，以阻止中国共产党扩大其根据地。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大都撤向了东北。1946年，和谈破裂，随后，1947年初，中国共产党向南进军，最初很缓慢。直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才进占华中，随后进军华东与西南，最后进军遥远的西部。国民党人别无选择，只能撤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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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感谢“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地理信息科学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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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东北与华北平原被共产党人牢牢掌握，国民党人就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最终溃败了。林彪统一指挥着近90万军队。1949年1月，天津与北京解放，在此过程中，国民党人损失了50万军队。在华东平原上的淮海战役中，他们又损失了50万人。此时，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摧毁。1949年春季，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林彪于1949年5月夺取武汉，10月又夺取了广州。蒋介石的唯一依靠就是撤往“台湾堡垒”。那里有国民党的残余军队，并存有大约3亿美元的硬通货。在抗战前景最为晦暗时，蒋介石就预见到日本最终会被美国击败，因此，现在，他决定等待美国与苏联之间战争的爆发，以借机重夺大陆。为了保存实力，在1949年上半年，他甚至未出全力守卫国民党人在长江以南的地盘。到12月，约200万国民党人已逃往台湾，只给共产党人在大陆上留下些扫荡残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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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大致都同意，是国民党人自己（有许多责任要蒋介石个人来负）丢弃了自身的优势并恶化了自身的问题，而共产党人做的则恰好相反。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建议）将补给线拉得过长，然后又将战场指挥权交托给了一些被证明是无能之辈的将领。当他确实任用了优秀的将领来担任战场指挥时，又拒绝供给他们所需的物资，就像白崇禧在1949年试图挽救湖南危局时那样。绝大多数国民党将领——需要记得的是，通常是前地方军阀——既不懂机械化战争，也不懂空中力量，结果让他们相对于共产党人的两个优势归于无效。国民党军队屡次受害于缺乏计划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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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动权转到共产党人一边时，国民党人的撤退就变成了溃败，防御则变成了完全的被动挨打。许多将领试图利用龟缩于城墙后这一古老策略，好像在20世纪炮兵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一样。共产党人则正相反，他们的领导层久经沙场，既统一又灵活，能够对变化的战场形势迅速做出反应。他们简直好像能将游击战原则移植到大规模阵地战中一样，打击敌人薄弱之点，需要撤退时就撤退，有效地利用马车与独轮车这样的原始后勤工具，并充分利用民众支持这一优势（尤其是在乡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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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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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与农民（1937—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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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获胜的关键在于对农民阶级的动员。由于新近可以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与地方记录，以及有可能对老农民与干部进行采访，学者们已开始重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此类工作必然仍是初步与不完全的：就革命与战争而言，我们可以从一个村子中了解到很多，但却会对仅仅几英里远外另一个村子非常不同的经验一无所知。不过，学者们正开始描绘出更微妙也更精确的革命图景。之前的看法——农民热切参与反抗地主、日本人与国民党的斗争——得到研究深化。相反，尽管农民经常在政治上表现活跃，但他们的思想心态仍往往是狭隘的，关心的更多是村社对国家的不满，而非阶级怨愤。首先回应延安宣传的群体是精英与土匪，而非农民。绝大多数农户至少拥有少量土地，但却面临着提高产量、缴纳赋税、找到贷款以及进入市场的问题，在这样的地方，分田地的承诺并没有什么用。当农民相信“无论谁当朝，我们都得交税”[8]时，反日情绪也就没有多少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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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使得共产党人在动员农民上的成功更加难以解释，但也让它更加不同凡响。用历史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的话说，中国共产党“试图发起一场没有农民的农民运动”[9]。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了统一战线，党决定缓和其纲领，不过，这并未削弱对农民的吸引力。事实上，由此产生的政策倒加强了它。共产党人不再以枪杆子重新分配土地，而是不得不建立起能够运转的经济制度，以提供许多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安全，并以看起来比武力强夺更公平的办法（对穷人与富人都是如此）逐渐重新分配财富。革命确实断断续续地创造出了一场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