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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投降，蒋介石急忙开始加强自身的地位，重新接管东部城市，甚至重新武装日军，以阻止中国共产党扩大其根据地。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大都撤向了东北。1946年，和谈破裂，随后，1947年初，中国共产党向南进军，最初很缓慢。直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才进占华中，随后进军华东与西南，最后进军遥远的西部。国民党人别无选择，只能撤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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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东北与华北平原被共产党人牢牢掌握，国民党人就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最终溃败了。林彪统一指挥着近90万军队。1949年1月，天津与北京解放，在此过程中，国民党人损失了50万军队。在华东平原上的淮海战役中，他们又损失了50万人。此时，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摧毁。1949年春季，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林彪于1949年5月夺取武汉，10月又夺取了广州。蒋介石的唯一依靠就是撤往“台湾堡垒”。那里有国民党的残余军队，并存有大约3亿美元的硬通货。在抗战前景最为晦暗时，蒋介石就预见到日本最终会被美国击败，因此，现在，他决定等待美国与苏联之间战争的爆发，以借机重夺大陆。为了保存实力，在1949年上半年，他甚至未出全力守卫国民党人在长江以南的地盘。到12月，约200万国民党人已逃往台湾，只给共产党人在大陆上留下些扫荡残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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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大致都同意，是国民党人自己（有许多责任要蒋介石个人来负）丢弃了自身的优势并恶化了自身的问题，而共产党人做的则恰好相反。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建议）将补给线拉得过长，然后又将战场指挥权交托给了一些被证明是无能之辈的将领。当他确实任用了优秀的将领来担任战场指挥时，又拒绝供给他们所需的物资，就像白崇禧在1949年试图挽救湖南危局时那样。绝大多数国民党将领——需要记得的是，通常是前地方军阀——既不懂机械化战争，也不懂空中力量，结果让他们相对于共产党人的两个优势归于无效。国民党军队屡次受害于缺乏计划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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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动权转到共产党人一边时，国民党人的撤退就变成了溃败，防御则变成了完全的被动挨打。许多将领试图利用龟缩于城墙后这一古老策略，好像在20世纪炮兵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一样。共产党人则正相反，他们的领导层久经沙场，既统一又灵活，能够对变化的战场形势迅速做出反应。他们简直好像能将游击战原则移植到大规模阵地战中一样，打击敌人薄弱之点，需要撤退时就撤退，有效地利用马车与独轮车这样的原始后勤工具，并充分利用民众支持这一优势（尤其是在乡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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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与农民（1937—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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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获胜的关键在于对农民阶级的动员。由于新近可以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与地方记录，以及有可能对老农民与干部进行采访，学者们已开始重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此类工作必然仍是初步与不完全的：就革命与战争而言，我们可以从一个村子中了解到很多，但却会对仅仅几英里远外另一个村子非常不同的经验一无所知。不过，学者们正开始描绘出更微妙也更精确的革命图景。之前的看法——农民热切参与反抗地主、日本人与国民党的斗争——得到研究深化。相反，尽管农民经常在政治上表现活跃，但他们的思想心态仍往往是狭隘的，关心的更多是村社对国家的不满，而非阶级怨愤。首先回应延安宣传的群体是精英与土匪，而非农民。绝大多数农户至少拥有少量土地，但却面临着提高产量、缴纳赋税、找到贷款以及进入市场的问题，在这样的地方，分田地的承诺并没有什么用。当农民相信“无论谁当朝，我们都得交税”[8]时，反日情绪也就没有多少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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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使得共产党人在动员农民上的成功更加难以解释，但也让它更加不同凡响。用历史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的话说，中国共产党“试图发起一场没有农民的农民运动”[9]。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了统一战线，党决定缓和其纲领，不过，这并未削弱对农民的吸引力。事实上，由此产生的政策倒加强了它。共产党人不再以枪杆子重新分配土地，而是不得不建立起能够运转的经济制度，以提供许多农民最想要的东西——安全，并以看起来比武力强夺更公平的办法（对穷人与富人都是如此）逐渐重新分配财富。革命确实断断续续地创造出了一场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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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让数以百万计的农人第一次参与到了政治之中。大体上，在最小化对乡村精英的触犯之下，调和性的统一战线成功地动员起了农民阶级。无论怎样，由于日本人的侵略，乡村精英已受到了削弱。如果他们留在当地——有些人就是这么做的，且如果他们进一步与日本人勾结，那就变成了暗杀目标，并很容易受军事形势变动所害。乡村精英的儿子一辈有时会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其军队，即使不是抛弃了改良主义信念，也是抛弃了爱国主义，且不再有保护自己家族的意愿。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们都将宝贵的技能带给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乡村中，单单识字就是一项有用的技能。尽管“阶级分析”仍然重要，不过，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仍给精英的子女留下了空间。共产党人建立起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贫农协会、军队以及地方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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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仅仅是通过善待士兵，以及最重要的——坚持士兵必须善待百姓，红军就确实大大地转变了农民对军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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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地主所有制——共产党官方的定义是收取地租作为主要生活方式——并不突出。在那些有大地产存在的地方，地主都通常居住于遥远的城市而非田地所在的村庄之中。在村地主往往就比邻居们过得好一点，经常不过是些缺乏劳力的农户（例如寡妇），不得不出租土地来谋生。反过来，佃户自己倒经常是些小土地所有者，只租入一点额外的田地。大农场通常是“经营性”农场，经营方式是雇工而非地租或分成租。[10]尽管党的政策有时会改变，但官方上，他们仍将经营性农场视为进步资本主义企业而非封建地主所有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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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农民的主要负担不是地租，而是税赋以及难以获得贷款。在单个村庄环境中，通过专门处理这些问题，共产党人找到了支持者——首先是村子里的积极分子，接着是大部分农民。共产党人的政策是将地租从通常占收成的50％或更多减到37.5%。不过，意义同等重大的是月利率减至1.5%。对贷款索要高额利息本是乡村精英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欠债被偿还，就大赚一笔；假如欠债没被偿还，就夺去债务人的田地。共产党人若试图彻底废除利息，将适得其反，甚至贫农与佃农也认为借钱付息天公地道——不过，当日子艰难时，减息也同样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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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赋几乎不可能与社会区分完全无关。因此，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重新分配纳税负担，以改变穷人纳重税的局面。税赋公平化对解决农民不满大有帮助，又不至如土地改革般引起扰乱与分裂。总的说来，税赋并未减轻，但得到了合理化，且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累进税原则。这最终促成了某种间接的土地改革——富裕些的村民会出卖田地以减少自己所要交的税。日本占领只是增加了税收需求，尤其是强迫劳役。然而，甚至在日本势力范围内，共产党人也能够建立起更为累进的税收制度。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建立起了新的税收制度，交两套税，一套给日本人，另一套给抗日力量。[11]因为五公村向日本人交税，所以尽管在日本人搜捕抗日志士时，许多村民遭拷打并被处死，但是村子并未遭到三光政策的待遇。不过，这里的要点在于，只要能按时交钱，日本人并不在乎村庄领袖是怎么弄到这些钱的；因此，他们也不管税收负担是怎么分配的。共产党人的政策则是通过与党保持秘密联系的可靠地下村政府贯彻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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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对根据地村庄的控制要更强一些。根据地包括差不多不受日本人攻击的核心区域，在这里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四周向外，逐渐变为控制权在争夺之中的游击区。因为日本人无法找到足够多“填补”乡村地区的汉奸，所以他们依靠少数治安强化镇，以这些地方为据点恐吓乡村。就数量与装备来讲，共产党人从未建立起足以与日军在常规战场上直接交手的军队。不过，即使在敌人阵线之后，地方游击力量也经常能得到共产党正规部队的支持，并就此联为一体。在抗日行动中，共产党人还与民团、自卫会乃至土匪这样的传统乡村组织合作。然而，纵使这类组织可以被渗透或笼络，但它们通常不愿意离开当地。战争年间的“相持”是高度不稳定的。有时，日本人会被压制在治安强化镇里，有时（例如在三光扫荡期间）他们的军队又会横行乡间，大肆劫掠。但是无论日本人如何努力，他们就是无法将共产党人从广大的乡村中驱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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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的目标是尽可能既吸引精英也吸引穷苦大众，且还要改善经济。只有根据地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才能继续战斗，精英（需要他们的技能）才会留下来，穷苦大众才可以考虑超出纯粹生存之外的问题。五公村的第一次税赋改革是在1938年中期开始的，尚在日本人侵入乡村之前。田地按照土质或预估产量分等——这是中国征税人的古老技术。据称是以一块能产出150斤粗粮的土地作为标准单位。无论每家一共有多少田地，每人最初的1.5个单位（相当于225斤粗粮）免税，然后对豁免之外的农产品按平均税率征税。平均税率显然就不是累进的，不过，豁免意味着最穷的村民完全不用纳税。村子的总体税收负担仍大致与之前相当，不过，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约40％的五公村农户被豁免了税赋，绝大多数自耕农（中农）要交的税大致与之前相当，而绝大部分新税收负担（之前是由最穷苦者担负）则由25家最富裕的农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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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小规模工业，共产党人对所有非农收入一概不征税。乡村经济的基本结构并未被改变——收租与雇工无疑仍在继续。分支扩展到制造业（制砖、搓绳、织布等）中的乡村精英很容易就能保持住自己的财富。不过，穷人不再会被经济压力压垮，村庄团结也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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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1941年中期，平均税率被真正的累进税所取代，农户拥有的田地（质量也纳入考虑）越多，税率越高——达到40%。这事实上有着拉平效应，不仅是最穷苦者，许多自耕农也发现税收负担减轻了，最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的税负则大大增加了。在五公村，最富裕的农户卖出一块块地，自耕农的数量则增加了。与此同时，制造业仍享有税收豁免，新开垦的土地也是如此。所有这些改革都能在统一战线的标题下向中国其他部分做出公开的合理化说明，且它们还对经济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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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租计划也以类似的渐进主义为标志。例如在淮北根据地东部，在1940年至1944年间，减租经历了四个阶段。直到最后，它才被富人（不情愿地）与穷人（因为公平）完全接受，而“没有减租的农民则成了别人的笑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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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处共产党根据地，改革在造成社会变化的同时又没有扰乱经济，且可能促进了至关重要的非农投资。在税赋改革之外，通过一系列乡村政治改革，权力被从富户转到了穷人手中。诚实的收税人代表着与过去——如我们所见，往往堕落为税收寻租——的重大决裂。当富人试图找漏洞钻时（如付钱给较穷的亲戚，让后者宣称拥有他们的某些田地），他们最终会被抓住。乱七八糟的附加税被取消了。在一次次的公开会议上，土地所有权与税收义务被加以详细讨论。许多村民有了个新谚语：“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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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党员与政府干部（不一定是党员）通过延伸回延安的指挥链条运转，不过，实际上，他们同样有许多自主权。在地理上，延安之外的各根据地被日本军队分隔开来。党与军队的招募在战斗期间进行，新成员通常保留着地方关切与忠诚（可能会优先于来自延安的命令）。甚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中央根据地，地方活动分子一开始仍抵制上级实行温和路线的要求。[14]不过，党的高层至少大体上仍能将管理政策与军事行动协调起来。1942年的整风运动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另一个办法是将经验丰富的外来干部与乡村以及县一级的党领导者混合起来，因此，在党层级序列的各阶之上，都要经历学会如何治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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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情况与管理经验差别极大。在华北平原上的淮北部分地区（这块根据地位于河北、山东以及河南省交界的偏远乡村），党发现自己能最有效地动员制盐者，农民的作用则从来都不重要。[15]该处的土地太贫瘠——盐分太高，务农不划算，家家人都学会了制盐；且长久以来，他们就为争取这样做的权利与帝制以及共和政府的代理人斗争着。帝制中国政府将盐（每个人生存所必需）当作有利可图的垄断对象。南京政权同样将盐视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并向地方制盐者宣战，试图要封闭他们的市场。后者是国家在乡村中的敌人，有着长期的反抗传统，共产党在这些人中扎得下根。减租减息运动本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建立农民间的协作，但这一努力在这一地区不适用。1945年，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重归其位，制盐者将之视为对自己在共产党帮助下维护的自由盐业市场的直接威胁。反过来，共产党人不仅从食盐中获利，而且也受益于对硝石的获得——可用于制造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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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类型的乡村社群中，共产党人的改革政策都导致了革命性的变化。累进税、村选举、减租减息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社会。在几年中，财富与权力从少数上层农户转移到了范围更广的中农与贫农手中。然而，仅靠财富的再分配，乡村社群（以及共产党人）仍是非常贫穷的。一个解决办法是通过协作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农具与人力资源。虽然在传统乡村生活中，亲戚或邻居就会临时聚在一起共享农具、耕畜以及交换劳动，但是建立永久性的共用土地、农具与劳力的团体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在五公村，计划要成功，关键就在于保证成员有退出权，并规定收益分配要一半以土地、一半以劳动为基础。[16]那样，不管是付出土地多于劳动的人，还是付出劳动多于土地的人，都不会感到受了骗。实际上，缺乏劳力与缺乏土地的农户可以互相帮助。最后，处于地下的共产党政府支持合作社，办法则是在它们陷入困境时提供现金与物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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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并不是对所有问题的解答，一旦没了有能力的领导，它们很快就会举步维艰。1945年，当共产党政府要求五公村以更偏向劳动而非土地投资的方式分配协作所得（60％—40％，而非50％—50％）时，有些成员不接受更少的土地所得，选择退出。不仅是富余田地的农户，即使是田地与劳力两缺的农户，也更想要自家种自家的地。合作社衰落了。不过，它的优势是明显的。只要自愿且组织良好，人们就往往会为了明确的物质回报而苦干，因为土地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即使发了雹暴或低地洪水，也不会像天灾毁掉单个农户那样毁掉整个收成。可以用更多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如花生或棉花），挣来现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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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从未严格地定义过“阶级”，且经济定义受当前政治考量的影响。即使没有政治压力，干部也必须决定农户哪一时期收入的哪一部分构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不过，阶级标签依然被当作村庄经济变革的粗略指导。如果说传统上，农民更多是以亲属与村社纽带而非阶级来思考问题的，那么，他们在革命的进程中学会了阶级分析。调查显示，在战时那些年中，地主、富农与贫农的数量都减少了，中农则增加了。虽然往往没有足够的田地来消灭贫农阶级，但总的说来，变化是引人注目的。以太行区为例，数据显示了新的中农户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富裕村民失去的土地转到了贫苦村民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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