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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太行根据地的细致研究中，顾德曼（David Goodman）展示了在偏远的太行山村庄中，共产党组织是如何逐渐成长为晋冀鲁豫边区的。尽管太行山区不能避免日本进攻的威胁，但日本人无法在那里维持持久性的军事存在。因此，共产党人得以建立村庄民兵、游击队，以及对进行广泛军事行动来说必不可少的动员资源（税收与人力）的政府机关。税收与地租改革赋予了党新的社会基础——中农，尤其是从改革中获益最多的“新”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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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到达许多华北村庄的共产党人完全是外来者，经常连当地方言也听不太懂，且震惊于农村的贫困。不过，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对自身事业的正义性深信不疑，且认定自己就是领导农民拯救中国的当然人选。在太行区，1938年中期，党员人数增长到10000人，到该年末，则达到了20000人。总的说来，新党员有教师与受过教育的人、青年（不过也有少数相对年长，超过了40岁）、中农乃至地主，贫农与佃农倒是相对较少（见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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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 太行区农田占有率（农田百分比，1936—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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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顾德曼（David Goodman），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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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共产党宣传画中的毛泽东（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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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传画。毛泽东（上右）因两项政策而受到颂扬。第一项（上左，中）：《满足贫雇农》，易于记忆的顺口溜讲述的是土改的成功。第二项（右，下）：《团结中农》，又是一首易于记忆的押韵短文，要求贫农与中农团结起来推翻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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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农民画报》第8期（1948年3月11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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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共产党宣传画中的“从前”与“现在”（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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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传画，对比了“从前”与“现在”。右上图描绘的是“从前”，一名看起来明显像蒋介石的地主在对农民逞威风。不过，在左上描绘“现在”的图中，“有了共产党领导”，该地主被打倒，农民则欢欣鼓舞。类似的，右下图描绘的是“从前”，展现的是陷于赤贫的家庭。不过，在左下描绘“现在”的图中，对财物的分配让每个人都丰衣足食。这幅画还表达了传统上农民对家庭生产的乌托邦理想——男耕女织。不过，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打算要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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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农民画报》第4期（1948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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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各处根据地中，区别党所吸纳的新成员的特点的都不是阶级出身或财产，而是年龄、性别与婚姻状况。青年未婚男子是最可能志愿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群体。[17]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穷人，不过，党的政策就是招收“贫农”。然而，至少在太行根据地，官方机关仍长期被主要来自华北各城市的知识分子所支配。党担心自己的能力是否足以吸收且同化如此多的新成员，因此试图降低吸纳速度；不过，到1939年末，太行根据地已容纳了超过36000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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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下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272名太行区代表，就会感到里面有着两种类型的党员：几乎一半大学毕业，另又有38％是文盲。绝大多数是不到25岁的男性，入党时间在1937年后。女性只占6％。1940年后，吸纳干部变得更加困难，既要击退日本人的进攻，又要满足地方需要以及达成党的指示，这一政治负担令许多人望而却步。如果说某些无地农民与贫农活动分子的极端激进主义看起来适得其反，那么，许多干部同样因保守与无所作为而受到批评。党试图吸引更多中农的支持，然而，至少在太行区，对地方领导者来说，吸纳中农干部是争议巨大的。[18]许多人认为他们过于保守，只对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感兴趣（纵使原来曾是贫农）。不过，党的领导者看重他们的技能，且重视他们充当乡村社会不同群体间桥梁的调和能力。此外，中农在担当干部时有着足够的经济资源养活自己。从实际情况来看，抗日战争末期，土地占有的相对平均化造成了中农在绝大多数村庄居于支配地位。同时，共产党组织者也尽力掌握哪些中农之前曾是贫农并因此比邻里要“更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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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170669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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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与政治：激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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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条件下，甚至相对温和的政策也在根据地内外造成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一场乡村革命。后果不仅可以从经济上感觉到，从村庄权力关系中也是如此。新组织给了农民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当然，共产主义（即使是革命的共产主义）创造的并不是民主乌托邦：接受领导是故事的一部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关键在于让农民积极参与到地方政治中，达成上层设定的目标。在根据地内，村一级的集会变得司空见惯，一开始可能是由传统精英操控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从地主阶级逐渐转移到新兴的积极分子手中。由此，在中国人手中，“民主”一词指的更多是参与而非代议制政府。选举在安全相当有保障的地区举行，在县与边区参议会中，共产党人甚至自愿将自己的议席限制在总数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一是非共产党左派，最后三分之一则是“小资产阶级”或地主，乃至国民党员。在太行根据地，地方政府还被要求至少选举一名女代表。虽然共产党人并没有赢得所有竞选，但党的实际领导权被普遍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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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选举并不是想要创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相反，它们是正当化过程的一部分。其预设并不是真理或智慧会在相互冲突的利益的公开竞争中现身，而是政府与人民的沟通渠道会得到改善。1939年至1940年，“三三制”刚开始实施，目的是通过保证其正式发言权来缓和乡村精英的恐惧。不过，该方案不仅打开了交流的通路，且伴随着贫农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团等等，为普通农民开启了新的政治参与舞台。自19世纪晚期以来，进步知识分子支持的就是民主理念，选举则代表着实现这一理念的努力。虽然将人民带入政治过程并不意味着将决策权交托给他们，但却意味着他们的声音会被听到。它培养公民感——感到自己具有共同体的完全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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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共产党人面对着反抗乃至叛乱。地主假装将田地给了穷亲戚，试图偷偷摸摸地绕开地税改革。或他们虽会公开在减租后的租约上签字，但背地里却威胁说，除非按旧例交租，否则就另寻新租户。某些人为日伪军当奸细，以及搞蓄意破坏，可能就是受对共产党人的不满的推动。普通民众也会被干部的不当行为所激怒。较为公平的税收制度可能改善了政府给人的印象，不过人们仍须交税，也仍须支持一支军队。党深知坏干部会激起民众不满并削弱革命，他们的罪行间或会被检举揭发。然而，多数情况下，会从思想上对干部加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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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评判时，党可能有意无意地会宽大一些。党也不想弄得干部消极无为。干部若害怕遭到公众或党的批评，因此什么也不敢做，就会与腐败一样有害。所有的干部都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至少在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后就是如此。“干部确实有些特权。他们能从银行贷到钱，从军队借到谷子，也能打老婆，”她又补充说，“爱做这些事的干部绝大多数又能干又有经验，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社会影响，贫苦阶级出身，或自己身上有弱点。”[19]普通民众可没有这么宽大仁慈——根本上取决于地方干部为村社服务得怎么样。总体上，干部可以依靠“积极分子”与“进步成分”来争取村子中持怀疑态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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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环境是极为可怕的。疾病乃至饥荒是主要问题。在太行区，疟疾与斑疹伤寒流行，蝗灾、洪水与旱灾导致饥荒，救济工作虽能缓解灾情，但却不能根除它。且如果说农民阶级能够被动员，那么他们也同样能被解除动员。也就是说，最初，日军决定向华中进军以迅速结束战争，这让整个华北平原出现了权力真空，共产党组织者因而受益。但到1939年，日本将军事资源重新投向北方，用中国伪军增补治安强化镇。在某些地区，为维护公路与铁路，实行村庄集体互保——倘若有破坏行为发生，整个村子都可能要为此负责。[20]1940年后，“三光”扫荡战摧毁整个村庄，日本人修筑堡垒公路，目标就是将根据地分割开来。游击队活动减弱了，共产党人面临着有人开小差的问题。若共产党游击队被迫放弃了某一地区，那里的农民协会就几乎没有办法公开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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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长远来看，共产党人在华北领导的抗日力量还是让日本人陷入了困境。政治学家凯思琳·哈特福德（Kathleen Hartford）得出结论说，在华北，日本人未能像在朝鲜与东北那样粉碎抵抗力量，其中一个原因在于，1937年，他们决定进军华中而非巩固对北方的控制。[21]当然，就击败或威慑主要敌人——蒋介石的国民党——而论，这一决定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给了雏形期的共产党抗日力量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在面临真正镇压之前发展壮大。后来的“清剿”战就不像早些时候那样有效了，抗日力量已经在成千上万的村子中建好了地道与储藏区。共产党人对日本人压力的回应有着一定的灵活性。在环境变得更安全前，基层的秘密游击队会减少活动。党有时可能会暗杀伪政权领导人，也可能会经常与他们合作。通过将日本人认可的县级领导者吸纳入自己的网络，党大大削弱了日本人对地方情况的掌握。日本官员不再知道该信任谁，因为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是双面代理人——偷偷地保护游击队或向根据地输送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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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动员有时会紧跟着解除动员，那么共产党人同样可以发起重新动员。组织者小心谨慎地把握着努力的时机，在附近的一次军事胜利后，他们会到村子里去重建地方党组织，复活农民的激进行动主义。群众大会会重新估定税赋，对地主地租提出挑战，并最终重新恢复士气。正是在日本人的高压时期，减租减息、税赋改革与民主选举运动得以实行。用一名共产党组织者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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