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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容闳：《西学东渐》，第113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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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湘军人物年谱》（一），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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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户部档案抄本》。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62—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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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英]鲍尔吉：《马格里传》。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25—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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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答上海制造局李勉林观察》，第711页，岳麓书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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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一辑上册，第493—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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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第6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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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洋务运动》（一），第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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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三，《复沈幼丹船政》（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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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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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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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洋务运动》（五），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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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洋务运动》（五），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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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洋务运动》（七），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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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参见《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清代文字狱档》下册，第597页，上海书店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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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论语集释》二，第527页，中华书局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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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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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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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历史留给中国人种种经验，因此，中英鸦片战争和鸦片战争后二十年的英法联军之役，中国人都曾惯性地用自己的历史经验来对付西方人。这个过程当中西交逢和冲突之初，其间由已知推断未知，历史提供的经验遂成为一种现成的尺度和惟一的尺度。然而在西方人打破了历史经验构筑起来的夷夏之防以后，中国人便不得不面对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这是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又是一个正在咄咄逼入的世界。而后开始的，是中国人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漫漫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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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2月），刚刚做了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日记里以“英吉利豕突定海”叙述正发生于东南沿海的中英战争，并直捷地比为“逆夷性同犬羊”。[1]与之相类，咸丰十年九月（1860年10月），奉旨议和的奕一面与西人折冲周旋，一面在奏议中称入京的英法联军是“腥羶已满都城”，并“譬诸犬羊，时吠时驯”。[2]两者相隔19年，而被他们引入笔底的“豕”、“犬羊”和“腥羶”，显然都是用族类之辨的蔑视来表达对于西人的愤怒和愤恨。在这种族类之辨的深深蔑视里内含着中国历史因久经西北边患而累积起来的经验和成见，因此以之施诸当日的西人，是不可证明而又无须证明，人人能懂而且人人都信。夷夏之异是一种礼和义之界。孟子曾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3]他所指为“几希”的那一点东西便是由人性中的善端存养而成的礼和义。儒学以人禽之分相譬喻，意在作提撕而劝进德，但由此引申，在中国人的成见里，则被看作缺乏礼义的夷狄常常会比作犬羊而归于人性中的异类。其影响所及，以至于日后朝鲜的大院君对日本使臣说的也是“西夷乃是禽兽”。[4]曾国藩称西人为犬羊和奕称西人为犬羊，都是沿着这个理路，以礼义傲视没有礼义为理所当然。然而此日的西人已非旧时之夷族，他们在船坚炮利之外还能够显示自己的义法和规矩，并以此冲击中国人的思维惯性。《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奕目睹英国人和法国人“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奏报说“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比之“论者引历代夷患”作推衍的陈陈相因，显见得是“该夷”的路数“与前代之事稍异”。[5]这些话里有一种惊讶。在奕之后，曾国藩看西人也有过同样的惊讶。同治元年（1862）他在一封信里说：“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然后慨乎言之曰“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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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话所举的“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和交还“代收海关之税”都说明，使奕和曾国藩惊讶的是西方人同他们心目中的汉唐之匈奴回纥大不一样。他们用历史经验比照当日的中西交往与冲突，而后因直观所见的此时不同彼时，而知道旧有的观念已经罩不住眼前的西方人了，本来被归入犬羊的西方人正是这样与“信义”和“君子之行”联结起来的。在见惯和用惯了的尺度里，这是一种显然的不合尺度，而后惊讶才能够转化为思考。与他们相比，在内战中避地上海，之后又出入乎中外会防之局的苏南绅士冯桂芬，因先入上海洋场而能更早地直观西人面目，也更早地知道西人别成一个世界而不在中国人的成见和经验之内，他说：“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箝制之，使不得不信也。”[7]比之奕和曾国藩各以具体性为事例，他所做的已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概括。虽说这种“动辄称理”未必真有道理和总有道理，但由此展示的却是西方那个世界里的礼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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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久居历史成见之中而惯以犬羊视西人的中国士大夫来说，西人在船坚炮利之外显现出来的这一面如同船坚炮利一样，也是一种深深的摇动和冲击。身在冲击之中，而后是成见不得不变。因此，从他们开始，中国士大夫指述西人西事遂越来越少地借用犬羊和夷狄作比类。在同治朝和光绪朝里，夷夏之辨淡退的地方，起而代之的便是华洋对举与华洋对峙，以观念而论，这是一种显著的变化。当日中英《天津条约》以各式公文“不得提书夷字”为西人对中国的制束，与这种变化相比，则显见得制束始终是认识过程之外的一种东西，中国士大夫中的先识时务者能够一步一步走出历史经验之外，其观念的新旧变迁其实是一种自我变迁，并因之而是一种具体地形成和实现于那一代人真实的认识过程之中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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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观念的变迁实现于真实的认识过程之中，因此观念的改变会促成中国人自己改变自己，并促成中国人用历史经验之外的方式来应付一个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同治六年（1867）朝旨令“滨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将军、督抚、大臣”群议“预筹修约事宜”。其中的要目之一是外国使节入觐皇帝。在中西之间交通往来的历史里，这已经是一个老题目了。从18世纪以来，西方人在这个题目之下要的是一方与另一方的往来，中国人在这个题目之下要的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叩头（跪拜），后者惯于俯视，而前者却不肯仰视。两者各有自己的理由，而两种理由之间则不可兼容。由此形成的死结曾不止一次地牵出过中西之间的冲撞，而士大夫作章奏论其间之事理，则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轻议这一套“列圣召见外人”留下的“仪制”和“典章”。但当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仪制”和“典章”便成了可议和应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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