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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说，就中国一面而言，“自古帝王不能胥外国而臣之，于是有均敌之国。既许其均敌矣，自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强其从我”。而就“泰西诸国”一面言之，其“君臣之礼本极简略。尝于无意中询知，岛人见其国主，实无拜跪之事”。因此，“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使臣行拜跪礼”，则将致“使臣未必遵依”而中国“于义无取”。[8]在以觐见为主题的庙堂议论里，他第一次把外国人的道理认真地当成了一种道理。遂使“仪制”和“典章”在另一种道理的比照之下都失掉了统括中外的笼罩力。稍后曾国藩复奏“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其间有一段专门说到入觐，以为“既为敌国使臣，不必强以所难，庶可昭坦白而示优容”，[9]就事论理之间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在当日将军、督抚、大臣的群议里，左宗棠和曾国藩的意见并不占多数；但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相比，他们的意见又已醒目地显示了一种正在到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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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之前，当英法联军次第退出北京之后，主持议和的奕曾“会同留京王大臣等合词吁请”走逃热河的咸丰帝“回銮”。然而咸丰帝“览奏具见悃忱”而不肯为“吁请”所动。他怕的是与西方人见面：“然退兵后，而各国夷酋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10]彼时和约已经签订而洋兵已经远走，然则咸丰帝之深畏“亲递国书”为“挟制”，使他疑惧的正是西人不肯遵中国的“仪制”和“典章”。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已没有力量用中国礼法控驭西方人，但作为从祖宗手中承接了“天朝体制”的中国皇帝，又不甘心承受不入中国礼法控驭的西方人，中国虽然战败，而帝王仍在俯视西方。于是以此为阻格，在中国皇帝与西方使节之间，从而在热河与北京之间形成了一个和议已成而断裂依旧的僵局。一年之后，这个僵局最终因咸丰帝的身死而被打破，但从热河回到北京的却已是一口灵柩了。他始终在固守先人留下来的观念，因此，其生与死之间，比帝王意志更有力量的其实是历史留下来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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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咸丰十年（1860）的这一段庙堂里的历史为典型，则同治六年（1867）的章奏议论显然是在别开一种思维和理路。在这种思维和理路里，“均敌”和“敌国”所表达的都是对等和平等。有此对等和平等，当日士大夫中以自强为抱负而绾接中西的人们遂能够沿之以脱出天朝体制，不再用俯视之态看西人。同治元年（1862）赫德过安庆，曾国藩受奕之嘱，亲自答拜“以示稍优”。彼时李鸿章初入上海，曾专门致书论此事，龂龂剖分“交接外人”的“礼节”之尊卑，而以“过于谦退”为谏。虽说赫德彼时已是中国政府的雇员，而李鸿章以中外分，则首先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彼族。其间的思维路向非常明白地还没有全脱旧日轨迹。曾国藩回信说：“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他不能忘创巨痛深，因此不能忘“求胜于洋”，而其着眼之处，则已比“体制”深了一层。在中国官场与外国远人之间，“体制之崇卑”曾经是一种反映中外之崇卑的东西，但当“体制尊卑”已不能反映中外之崇卑之后，曾国藩宁可自己卸下架子。与李鸿章说“礼节”的那些道理相比，他的话无疑更切近于正在丕变的世务。因此，李鸿章便成了受教的一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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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里，曾经以犬羊说夷夏而又以夷夏比中西的中国人，正在从实证中获得过去所没有的感知和认知，并一节一节地改变了历史留下来的成见。而后是久有的茫昧和懵懂随着成见的改变而日渐消退。在晚清的思想史里，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新陈代谢。然而，当中国人开始不再以俯视西人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与之逆向而来并成为对比的，是曾经用暴力向中国勒取平等和对等的西方人，却在源源不绝地带入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渺视与俯视。在中西交往的历史过程里，这一面同样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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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刚刚开始谋“修约”，外相巴麦尊（Palmerston Lord）已把中国归于“半开化”里，在当日西方世界的标准里，便是人的下等和文化的下等。[12]后来英法联军北上，一路随行而且参与了《天津条约》谈判的美国人卫三畏（Williams，Samuel Wells）在当时的日记里说中国，所用的指称是“这个蒙昧民族”。[13]在他之后，还有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径直把自己的雇主叫做“亚洲的野蛮人”。[14]至60年代末，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劳文罗斯（Browne，J.Ross）以主张“强硬”得一时之名，而其立论的主题则全在于对中国的鄙薄：“事实上，中国与其他文明国家根本不是相等的国家；并且在优越者对待低劣者的关系上，必须是使用武力来使这个国家开放。”[15]他引“武力”来为渺视助阵，遂使其渺视之中又多了一重暴戾之气。在这些把独断作为判断的推论里，西方人笔下的“半开化”、“蒙昧”、“野蛮”，以及不入文明和非常“低劣”，都是在用西方人的尺度为惟一的尺度以丈量中国的长短和肥瘦，而后用西方人的尺度为惟一的尺度以深深地睨视中国和整体上丑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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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最喜欢对中国作通盘论断的大半都是传教士和外交官，但就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犹在门外的认知程度而言，则由此表达出来的既是一种自觉的傲慢，又是一种无端的傲慢，而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则因之而被置入了异类和化外。其间作主导的，显然也是虚骄、懵懂和偏见。若就其同为虚骄、懵懂和偏见而言，它们与中国人用来比西洋的夷夏之辨和夷夏之见无疑同属一类而正在相似和相近之间。因此，后来的历史评说常常把这一类东西称作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以明示其不能归入真理和真知的范围之内。但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里，它们却曾经非常真实地成为一种外来的意志和群体的意志，并且非常真实地影响着当日的中国人和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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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曾在一则报告里说：“在中国居留的洋人中间，占上风的倾向是在万国的天平上把中国人贬到很低的地位，说他们的智能低得可怜，谴责他们的道德标准，宣称他们死气沉沉，缺乏精力。”[16]他写实地叙述了这种渺视与俯视在西方人中所据有的多数性。而与多数相呼应的，便是西人对于中国人作渺视与俯视的评说和论断常常要从官方文件、往来信函和私人日记中移到各色报纸里，变成彼时公开的起伏鼓荡。时当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英国的《标准报》曾说：“英国的优越性使它有权利和责任去管理较低的民族”，所以“千百万中国人民，急需女王政府给他们照亮通往进步的道路”。而香港的《孖剌新闻》则沿着同一种逻辑发问说：“中国在什么时候才接受外国统治呢？这好像是目前最大的问题，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时间问题。”隔了几年之后，上海的西报带着更大的急迫再发问说：“把中国当作文明国家来对待这件事，我们还要忍耐多久呢？”[17]这些议论众声喧哗，而其间的过度优越感皆不仅与臆想相表里，而且与贪欲相表里，显然都是以缺乏理性中正和真实知识为前提的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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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由此渲泄的意识成为四处流布的东西之后，西人的自负文明又常常会引出不可用常理相测度的轻薄和刻薄。70年代中期美国的《纽约时报》曾引“《伦敦时报》北京通讯员文章”评议中国的读书人，其中有一节描述会试场所，说是“看上去有点像个巨大的养猪场”。[18]以猪圈譬文场，虽说描画的是建筑，而反照的则是与这种建筑对应的人，尤特指中国的读书人。因此，其修辞之际的有心施辱是一目了然的。比这种以文字相轻侮更极端的，还有面对面的轻侮。同光之间任九江道的沈保靖常与西国商人、外交官打交道，后来言之切齿地告诉别人：“西人侮辱中国官吏，无所不至，面与伊言：九江道头上所顶者，乃是乌龟。”[19]与《纽约时报》里的“养猪场”相比较，把“乌龟”用作垢辱之词，其恶意自然又更深了一层。而在与西方人直接打交道的地方官中，当日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不会只止一个。[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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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诋和垢辱，都是西方人在用自己的轻薄来表达自己对于中国人的刻薄。虽说他们自以为文明可以傲视野蛮并自以为正在用文明傲视野蛮，但他们不知中国贡院之由来和意义，而以猪圈为譬，又徒中国之顶戴不同于西国的章绶而以乌龟为比，这种依不知不识为凭借而推衍出来的恶意推比，与中国人在中西交逢之初眼见彼族以船为巢而揣想其“两腿僵直，跳走不灵”，在圆颅方趾之外别成种类的自为演绎和直接推断，都属缺乏知性的既悖且惑。而此日之西人已居强势，遂使其既悖且惑之中又多了一重悍气。比之文明以循理为要件，从这种没有理路的轻薄和刻薄里，常人所见到的便只能是一种与文明不相对称的粗陋和粗暴，一种见不到大智大慧的小智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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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经过去的漫长历史里，中国曾多次为外患所困。但与这种暴力造成的窘困显然不同的是，直到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人的文明和文化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另一种文明和文化的冲击、蔑视和压迫。因此，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是无可匹敌的。然而“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向内”[21]。在这种“骎骎向内”的“夷势”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带着越来越多西方的文明和文化络绎而至。而后，在他们所到的地方，曾经无可匹敌的中华文明便第一次遇到了另一种逼入的强势文明。本在模糊混沌之中的“英咭唎”、“法朗西”、“花旗”、“红毛”等等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宗教以及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推到了中国人眼前和中国人中间，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他们不同于四裔的面目。他们拥有的是一种内含着博大和深厚的文明，并因此而是一种伟大的文明，但在西方人以野蛮和文明分中西之异的无端傲慢与自觉傲慢面前，中国人由这种文明所得到的最初感受和直接感受大半都来自逼入里的冲击、蔑视、压迫，以及起源于另一个世界的自以为无可匹敌，所以中国人不得不以此为具体的历史起点和真实的历史起点，从被冲击、被蔑视和被压迫中开始认识和判断这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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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认识走样、文明也走样的过程；在那个时候，中西文明之间最需要的本应是审知和真知，但在那个时候，中西文明之间最难产生的也是审知和真知。而后是两种文明不得不在重重扞格中开始交往，而由此引发的精神震荡，比船坚炮利会更深一层。于是，从历史经验之内看历史经验之外，一种自信无可匹敌的文明与另一种自信无可匹敌的文明之间，从而一种惯性的优越感和另一种逼入的优越感之间由对峙而角牴，由角牴而冲突，便曾在19世纪后半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社会多见的现象。从同治年间到光绪年间，曾有过张树声深忿“异类侮谩”，奕鄙薄“彼族之浇风”，即使是热衷于枪炮的李鸿章也作过“中国文物制度”与“外洋榛狉之俗”的区分。[22]其共有的内涵都出于文化对文化的相激相抗。至士人社会的下层则更易亢激和更多亢激，自西人看去，是士绅“向不与洋人来往，惟时时欲行刻待恨恶而轻藐之。[23]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士绅的轻藐是一种多数的轻藐。在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自觉地卸下天朝体制那一套旧架子的时候，这种以文化为内涵的对峙、角牴和冲突的同时存在和长久存在，正非常具体地显示了晚清中国这一段历史里特有的歧义性和复杂性，以及由此形成的重重舛错。但比之道咸年间源头长远而古色古香的夷夏之辨，这个时候中西之间的角牴和冲突已广涉价值、观念、宗教、器物和习俗，中国人对逼入的物力冲击和观念冲击作排拒，而其题目已大半都来自历史经验之外。然则以时代内容而论，这种角牴和冲突又同样处在西方人促成的新陈代谢和节节变迁之中，并因之而今时不同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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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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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文化扞格同时发生而同样不可用历史经验作比方的，是源源而来的西方人以及他们伸手攫取的不止不息，正以其无边无际而使昔日的“内中国而外夷狄”变成内外交杂混沌而无可分界。当奕在北京城里眼看着英法联军退回天津，纷纷南驶，并由此对比前代而发生感想的时候，冯桂芬在洋人坌集的上海已见得更多，因此也想得更深。其时庙堂议论筹划夷务，犹以“杜其窥伺之渐”[24]为愿想，而自冯桂芬看去，则西方人正在带来的那个世界是中国人摆脱不了的。他曾思之透辟而且言之透辟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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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可灭，夷不可灭也。一夷灭，百夷不俱灭也；一夷灭，代以一夷，仍不灭也；一夷为一夷所灭，而一夷弥强，不如不灭也。盛衰倚伏之说，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务仍自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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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是一国会有盛衰，而由“百夷”汇成的西方世界则始终长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与这些不可摆脱的“百夷”连在一起的，一定会是一种不可摆脱并因之而了无止境的“窥伺”，从而是一种既无从堵，又无从“杜”的“窥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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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不久之后便以沿海沿江华洋交涉里的种种“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26]为实例，使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弄明白了。咸丰年间的那一场中外战争英法结成联军而来。英国和法国之所以能够结成联军，是前者以扩大通商为要务，后者为传播西教作护法。通商与传教成为战争中的意志，因此英法联军战胜之后，通商与传教都随之扬厉恢张而“恣意横行”[27]，在“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的同时，又以其水银泻地一样的无孔不入明了地显示了西方世界的不可摆脱和西人“窥伺”的不可摆脱。当日署理法国公使的伯洛内（Bellonnet，Clande Henri Marie）曾言之侃侃地说：“所有外国人到中国来有何可贪？亦不过通商、传教二件。”[28]他以西方世界为常态以说明通商传教的惯行之而熟见之。但在此日中国通商传教皆属漫无边际，由此牵引出来的动荡便成为一种漚浪相逐，此起彼伏的东西，层层不息地起于东西南北之间，其中的人情物理都别成一路而不能用中国人的老办法相对付，与“边患相寻”的“前代之事”作比较，尤见其全不相侔。西人由外入内，以通商传教为主要方式，而后是通商传教都成了当日中国的艰难竭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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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传教成为艰难竭蹶，是因为两者始终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作为一个过程，通商和传教只能实现于这种和一个一个的个体交往之中。因此它们进入中国，便一定会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走到中国人的生活空间里面。咸丰末年张集馨署闽藩，已历数“花奇、佛兰、合众、吕宋、红毛、大西洋英吉利等国，来往贸易”于福州的人多势众。其间因商业上的往来所造成的“夷人与粤人相熟悉”，曾致彼族屡屡涉入闽人与粤人的争斗之中，演为“广商拖欠厘金，偷漏税课，官若绳之以法，夷人则出而左袒”，而“广人与漳、泉人争竞”，则“夷人又袒护广人，而漳、泉人不能心服，寻衅争竞，互有殴杀”。其中醒目例子，是“夷人借炮与广人，助其凶斗”。[29]然后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一片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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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例子里，西人因通商而入中国，又随贸易利益而卷到地方社会的恩怨之中。而一旦身入其间，逐利的远人便常常成了造祸患的人。自中国人言之，则相比于打破锁国的门户和藩篱，这种洋人进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所造出来的显然是一种更深的搅动。庚申之变以后，通商口岸愈多，西人入华愈多，华洋杂处也愈多。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奏议里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而西人之随处麕集游走，皆“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30]其言次愤懑迫切，正出于审视既久之后洞见利害而无可措手的焦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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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年薛福成“应诏陈言”，说的也是这个题目：“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31]他用“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说事状，比李鸿章的“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更逼真，而且更切入地写出了这个过程里的轇轕纠结和无从控驭。在汉唐以来二千多年的“犹有中外界限”之后，是此日中国的没有了“中外界限”。通商传教因之而不可阻拦。而时当19世纪中期，通商传教的西方人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之中，其直接的意义与深层的意义，显然都在于一种远来的异态和无序走进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常态和有序之中。商人到中国来逐取物利，教士到中国来重造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因此是中国人既有的和自有的经济结构与精神结构而言，则两者都是在用异态来改变常态，从而都是在用无序冲击有序。而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的没有限度，又会非常容易地使逐取物利和重造信仰演为“恃其诈力，要挟多端”，随之是通商传教都变成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逼扼与窒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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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西方人一路走来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常常是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的排拒和堵截。由于通商传教都以具体的中国人和普通的中国人为对象，是以逼入触发的排拒大半起于民间。然而其本性上的异态改变常态和无序冲击有序却又始终在越出民间，注定要与守护常态与有序的地方权力相撞，并因其冲击而激出地方官的堵截。比之民间社会的骚动，其中又会更多一重士大夫的自觉意识。排拒与堵截产生于同一个源头，所以在当日的历史场景里两者往往声息相通而漫漶莫辨。夏燮作《中西纪事》，其中的一节曾以其亲身经历，记述同治初年士民打南昌教堂，赣抚沈葆桢引为大快，称道之曰：“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籍手以报也。”然后以“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32]为一身之担当。其心念中的道理显然与打教堂的士民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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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法国传教士由水路到南昌，途中遭遇“聚有多人，抛石迎击，且声言定要害命”，遂不得不掉头“折回九江”。在法国人的这一场来而复去里，一方的驱逐和另一方的被驱逐都实现于群聚一哄之中。但法国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Jules Francois Gustave）照会总理衙门，则由“当时南昌地方官概不设法弹压”入手，直指“滋事众人内实有该省巡抚沈（葆桢）所辖兵役等人，其为奉行巡抚之命可知”。[33]以照会所提供的具体情节与夏燮记述的具体情节作比对，显见得当日发生在南昌的地方反教，其群聚一哄的过程中和身背后一直有着地方官鲜明的个人意向。因此后来江西士人称颂沈葆桢，这一段历史便成为常被渲染的故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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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葆桢以后，抚闽的丁日昌也卷入过这种排拒与堵截声息相通而漫漶莫辨的场面。光绪初年，福州乌石山英国教堂因“圈占公地”并“伤碍全省风水”而被当地人“焚毁”。福建的疆吏事后奏报朝廷说缘由，尤以“前抚臣丁日昌于交卸回籍时，拟以城外电线局空屋基地与之对换，议有头绪”，而洋人反复，又在山上“添造楼屋”为士民激怒之因果。但知悉内情的李鸿章彼时曾致书总署，说是当初丁日昌既与英国领事议“互换”，又特为“访出”当地举人之能够掀动一方者，“令具公呈陈诉妨碍”以期别成声势而用作挟迫。“原系多方设谋，不料事未办成，丁已去任”，而英国之领事“借词延宕”，英国之教士“更添盖洋楼”，遂使找来“具公呈”的人变作领头烧教堂的人。原本的一场筹划也因之走入了“初欲借绅禀以胁制洋人，继且贻口实以激成众怒”[35]的局面。比之疆吏的奏报，李鸿章的信函显然在更深的程度上说明了这个过程的始末和本相。虽然这个过程里的后半段不在“多方设谋”的预想之中，但这个过程里官与民的指臂相连而动则是非常明白而且非常典型的。沈葆桢和丁日昌都是能识洋务而先脱否塞的人物。就这一面而言，他们与庚申之变以前中国人由单面看西方，并因其思维的单面而成其思维的简捷相比，已在越来越不相类似之中。因此“多方设谋”和“胁制洋人”，正是在并无旧日范例可用的时势里别出心裁而自成手段。其间的曲折显然多于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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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类别出心裁的自成手段又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并因此会随个人而转移的智略和权略，从而是一种全无法则可循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用这种东西对付西方人，说明了他们心目中的西方人仍然不够十足的清晰。在这些场面里，全无法则是与不太清晰正相对应的。然则以沈葆桢和丁日昌为实例，可以看到，时当“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而致西方人不停地进入内地，进入社会，进入人群，走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空间之际，正在辨识西方世界的那一代士大夫与之相迎于狭路，遂不得不在辨识尚未深入的同时，又要着力堵截西方人的“纷至沓来”和“盛气凌轹”，而后是应接之际便多仓猝而起的各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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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矛盾，因之而是一种不可选择的矛盾，而那个时候的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却只能具体地实现于这种矛盾之中。因此，在南昌和福州之外，当日西国公使指为“地方官多方留难阻滞”、“地方官不准停留”，以及地方官“唆使士民”、“唆使百姓”[36]与阑入的外国人作节节相抵的事便常见于南北之间。其中最厉害的，是同治初年贵州巡抚田兴恕“屡次带兵攻击贵阳等处天主堂”。[37]他以武人作地方长官，不甚留意于别出心裁而自成手段，举止遂多了一重兵气。在这些事实里，不会没有作为起因和主体的民间的排拒，但与民间排拒的直起直落与倏聚倏散相比，则地方官的堵截更集中地表达了那一段历史里中西之间的重重纠结与深深窒碍，而由此形成的绵延不绝和此起彼伏都记录了西方人所到之处的地方不能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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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地方应对西人，则排拒和堵截大半是从一地一事而起，也以一地一事为止。绵延不绝和此起彼伏的外观之下，其实都是一个一个不相连接的历史场景。而这种不相连接造成的时间上的有限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中西交通和中西交冲里的局部、个别、一隅、片段，并因之而无从伸张和扩展。但在西方人带来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可摆脱之日，排拒和堵截虽起于一地一事，而面对的却是那个整体性的世界。随之而来的，是这种不相对称的颉颃里局部、个别、一隅、片段都会引出那个世界中的“猖狓”和“鸱张”，并由此演为中西之间的“衅端”。若其间枝蔓旁生，由此及彼，还会导致“一国生事，诸国构煽”[38]的合纵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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