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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洋务运动》（一），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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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洋务运动》（一），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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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曾纪泽遗集》，第135页，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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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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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郭嵩焘诗文集》，第693页，岳麓书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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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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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洋务运动》（一），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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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19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起始及其内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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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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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强”回应西人的逼迫，本义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1]。“师”与“夺”相对举，说的是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不得不取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此谓之“借法”。因此自觉的回应一定会首先成为一种自觉的移入和移接。这种移接由战争催生，并因之而始终以兵事为中心，但由此演为“制器”，其直接引来和持续引来的，却是中国社会里从未有过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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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容闳在安庆对曾国藩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2]这些话讲得很恢宏阔大，而真能打动曾国藩的，则是他写入了日记之中的“制器之器”。[3]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在一封信中对奕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4]随后奕作奏折申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皆循之以为理路。[5]其间的目力所注，都是西方世界里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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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立论和判断相关联的，无疑是安庆内军械所与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正在开始的事业。然而，西方世界里的机器以及由机器支配的生产方式本与产业革命相为因果，同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是一种发生于欧西的具体历史过程。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这种历史过程，所以，西人的“制器之器”始终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相隔遥远而不在勾连之中，它们属于另一种经济形态。然则以中西之间的历史差异为反衬，容闳、曾国藩、李鸿章、奕之急于搬入“制器之器”，显然是用一种逸出常规的方式别开门洞，接纳了中国社会旧有的经济形态原本容纳不了的东西。而后，创办于同治四年（1865）的江南制造局才可能以机器为中心作成自身的构架，并随机器的扩增而步步延展，远远地超过了白手起家的安庆内军械所和规模简陋的上海洋炮局。与之相类似，同一年里苏州洋炮局北移之后变为金陵制造局，也是藉“制器之器”而一时恢张，开出了一派别成样式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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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候开始到甲午战争前后，由西方搬入的机器在中国导引了一个历史过程。当日继起于沪局和宁局之后的，还有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同治六年（1867）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同治八年（1869）左宗棠创办的西安机器局，同治八年（1869）英桂创办的福建机器局，同治十年（187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行营制造局，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同治十三年（1874）瑞麟创办的广州机器局，光绪元年（1875）丁宝桢创办的山东机器局，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创办的四川机器局，光绪七年（1881）吴大澂创办的吉林机器局，光绪九年（1883）奕譞创办的神机营机器局，光绪九年（1883）刘秉璋创办的浙江机器局，光绪十年（1884）岑毓英创办的云南机器局，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创办的台湾机器局，光绪十六年（1890）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等。一个一个的机器局在三十多年之间连成了前后相接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里，艰难地产生和形成了中国人最早的机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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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身列于这个过程之中，并因此而直接作成了这个过程的各立局面者，则除了奕譞分属天潢贵胄和吴大澂是奉旨“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的钦使之外，都是那个时候的总督和巡抚，从而都是那个时候国家权力结构里可以以臂使指的人。这种疆吏接引机器的主导性和制宰性由湘淮军功人物开先河，而三十多年之间其前后相继而且一脉相承地用政治促生经济，又在非常明白地说明，中国人最早的机器工业是由国家权力造出来的。若以欧西的样式为范本，这当然是一种明显的异态。但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欧西制器已有的自然历史过程相对应的，是冲击之下的回应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出于历史。当时人称为“卧薪尝胆”，称为“忍辱含垢”，称为“旦夕图之犹恐其不急也”，称为“无止境亦无尽境”。[6]说的都是一面在急着走，一面被拖着走。因此，西方世界里本应属于经济的东西，那个时候的中国却不得不用政治急迫地催生出来。而对于欧西来说是一种异态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种既定和限定之下的别无选择和不得不然。于是沿用过去已有的官办手工业的成法，由国家权力营造机器工业便成了那代人办洋务的当然取径和直接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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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机器是随枪炮轮船引入中国的，所以这一类疆吏创置的机器工业只能是以枪炮轮船为目的，同时以枪炮轮船为范围的兵工业。李鸿章曾直白地概括而言之曰：“心摹手追，固专注于军火制造。”[7]在“心摹手追”的深处，则含结着冯桂芬所说的“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怀抱和寄托。[8]在彼时身入局中的士大夫里，这是一种与“军火制造”内相系结的期望和愿想，并且是一种不折不断的期望和愿想。从东南开始的“心摹手追”因之而能够沿着这种期望和愿想伸入华北、西北、东北、华南和华中，分蘖出一个个相类似的机器制造机构，并累积地汇为时务中的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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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此派生和组织的生产过程曾以五千多万两白银的开支和万余雇佣工人的劳动，[9]为拙于旧兵器和苦于旧兵器的中国军队提供了成千上万仿制的来福枪、林明敦枪、黎意枪、快利新枪、马梯尼枪、毛瑟枪和田鸡炮、乌理治炮、阿姆斯脱郎炮。与枪和炮一同归于“军火制造”的，还有以防海为预想的木壳明轮船、木壳暗轮船、木胁兵船、铁胁兵船、钢胁快船、铁甲兵舰、鱼雷舰、浅水舰，等等。众多的机器局用自己产出的这些东西直接地牵动兵事，从整体上助成了中国军队器物一面的新陈代谢。同时是这种由机器主导的兵工业又在以自己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生产方式相殊异，并由此而成为中国经济里先起变化的部分和别成一路的部分。其间的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都曾各据一方，自成典型，以各自的兴作不息而成当日规模之大。从同治中期到光绪中期，以三十年为约数，它们既在这段历史中产生，又以自己的存在和活动富有代表性地写照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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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后来概述晚清兵工业的先后始末，说是“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诸厂次第兴举，实师上海之成规”。[10]上海能够为“诸厂”立“成规”，本在于晚清兵工业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最先是由江南制造局实现的。同治初年李鸿章办上海洋炮局先学制器，而其用心与用力则常在因陋就简的局限之中。[11]一年后丁日昌主持收购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同时“原厂所用之洋匠，计留八人，其匠目科而一名，技艺甚属精到，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科而（T.J.Falls）以外，还有能作设计的史蒂芬生（Stephenson），以理推度，后者的本领应当更大一些。[12]然则卖出和买入之间，中国人不仅获得了机器，而且获得了经验、技术和机器生产的程式。而后，除了已经被马格里带到苏州去的人与器之外，上海洋炮局里其余的部分便在李鸿章的提调之下和“铁厂”合为一体，于同治四年（1865）立江南制造总局。迨容闳购买的一百多台机器运回上海归入其中，使之尺寸又大了一截。于是在当日的中国，江南制造局自其发轫之初已能先成规模。随后因“中外错处，诸多不便”和“机器日增，厂地狭窄”，[13]而致局址南移高昌庙镇（高昌乡），则开始了一个不断经营建造的漫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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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允恭曾作《江南制造局论》，非常具体地列举出同治六年（1867）筑成的机器厂、洋枪楼、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船坞、库房、煤栈，以及公务厅、文案处、报销处、支应处、议价处和“中外工匠住居之室”，等等。继之而起的，还有更多因层层扩展而节节延伸的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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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设翻译馆。八年，增汽锤厂，另建枪厂；移城内广方言馆于局。十三年，立操炮学堂；又在龙华寺镇购地设黑药厂。光绪元年，改汽炉厂为铁船厂，继又改为锅炉厂；是年设枪子厂于龙华镇。二年，建火药库于松江城内。四年，改汽锤厂为炮厂。五年，复于炮厂对面购地设炮弹厂。七年，改操炮学堂为炮队营；又创设水雷厂。十六年，设炼钢厂。十八、十九两年，添栗色无烟火药两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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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甲午中日战争前夕，这些累积的铺设构筑已汇聚为十多家规模可观的工厂。与之相匹配的，是各色厂房里数以千计的机器以及被机器组织起来的两千几百名工人。[15]在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这既是庞大的机器群，也是庞大的人口群，同两者连在一起而相对称的还有庞大的生产场面。因此，江南制造局久被视为兵工业里的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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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国家权力营造机器工业，则兵工业始终要以投入作支撑。当日奏议公牍里称作“用款”、“经费”、“开支”一类的东西指的都是投入。相比于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能从军饷里的“节省项下”为名目作挹彼注兹之用，显见得江南制造局已是场面太大而今时不同往日。场面大则“开支”大，以“节省项下”为手段便全然不能了事。但李鸿章初创江南制造局之日，沿用的还是这一套用惯了的办法。其间的工薪、物料、房租以及购地起屋，用款皆出自“军需项下”的“通融筹拨”。“通融筹拨”，其实都是东扯西凑而未曾有自立的名目，无异于常在暂作将就之中。以此为实例，正可以看到其时疆吏办洋务，大半都用心于先顾眼前，只要眼前做得下去，后来的事便留给后来。至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奉旨入华北剿捻，继之管江南制造局的曾国藩一面在枪炮之外尤着意于轮船，一面又深苦“通计饷需款目，一年入数较之出数甚巨”，显然是李鸿章用惯了的办法在他手里已不能再用，从而李鸿章做得下去的事他已做不下去。有此遏阻困顿，而后地方不得不伸手截取国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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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曾国藩作《奏请酌留解部之江海关洋税二成以济要需片》，“仰恳天恩俯准将洋税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济要需”，他所打算的正是从本归户部的“江海关洋税”里取来一半。虽说其中“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16]但江南制造局的“用款”、“经费”和“开支”之能够有专门的来源与名目却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两年后马新贻总督两江，再奏请“江海关洋税酌留二成统归机器局用”。[17]从一成到二成，比之曾国藩所得的数目已是又进一步。在这种部款变为局用的过程里，主张和主动一直出自地方。此后这二成洋税便成为江南制造局固定的和主要的生产用费，加上不固定的专款和外省拨还的军火价款，大体上构成了一种逐年投入。但“二成”以洋税为比例，是“关税赢则二成亦从而赢”，同样地，是“关税绌则二成亦从而绌”。[18]因此这类投入常常会处在起落之中而不能有一个定数，其间赢与绌的差异曾有过六十多万两与三十多万两的悬殊。由此显出来的无疑是一种不稳定性。然而总计而论，则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二十年（1894），二成洋税提供的投入已累积地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万两以上，[19]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无论横比还是竖比都不能算是小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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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投入相对应，并最终作为这种投入的目的之所在的，是江南制造局里的产出。同治年间以船坚炮利图自强，而李鸿章的感知多来自枪炮，关注也多在于枪炮，所以由李鸿章作主要创置人的江南制造局投入化为产出，自始即以枪炮和弹药居大宗。这个过程从学造英国的兵枪、马枪开始，而后学造美国枪、奥国枪、德国枪，皆自成样式与名目。若统括而总计之，这一段时间里生产的种种枪械已有五万一千二百多枝。与这些洋枪一同产出的，还有二百七十四门口径各异因此大小各异的洋炮（以及三百十一门旧式劈山炮）。在稍后的记述里，时人曾撮叙其事，标举“九磅子、四十磅子前膛快炮”、“新式全钢后膛快炮”，以及“五十二吨、四十八吨大炮”等等引为卓卓可观。其中五十二吨重的大炮用的是八百磅重的炮弹，一旦施放，则“于相去一千码远近，可击穿十九寸厚之铁甲；弹力所到，可击三十余里”。以此作摧坚及远，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无出其右。枪炮之外而又与枪炮匹配地连在一起的，还有同一个过程里不断制造和大量制造的子（枪）弹、炮弹、火药以及水雷和铜引。[20]这些东西由机器工业生产出来而最终归入军队，它们在那里应当会转化为一种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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