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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洋务运动》（一）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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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洋务运动》（五），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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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洋务运动》（三），第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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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机器局经费报销折》（光绪九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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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洋务运动》（二），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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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洋务运动》（八），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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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洋务运动》（三），第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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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洋务运动》（三），第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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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洋务运动》（三），第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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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洋务运动》（二），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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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当时沪局、闽局、津局皆议定数十万，宁局常年以十数万为开支，其他机器局多在数万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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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洋务运动》（二），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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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洋务运动》（四），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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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涧于集·奏议》卷四，《会奏闽省接仗情形折》（光绪十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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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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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洋务运动》（四），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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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华洋杂处：夷夏之防崩溃后的中国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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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法自强和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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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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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列国的公使入驻北京，领事各居口岸，以其纵向勾连和横向勾连自成规制章法。他们都是来自西方那个世界的国家代表，他们的责分都在于同中国人的政府作直接的交涉和执着的纠结。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不能用前代的“贡使”与“藩属”相比类的中外交往，又是一种中国人在久拒之后不得不接受的中外交往。而后，作为被交涉和交往的一方，晚清中国的政府体制之中不得不先后蘖生出种种古所未有的机构与职司，以此与西人的规制和章法一面相对应一面相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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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被动的过程里，原本名目不清的“抚局”[1]蝉蜕而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时是道光朝已有的“五口通商大臣”演变的咸同之际的“南洋大臣”，以及咸丰十年（1860）设立的“三口通商大臣”演变为同治九年（1870）的“北洋大臣”。在口岸所在的地方，则由海关道身当中西折冲，以“通省交涉洋务事件，统归关道管理”为职分。[2]这一类新出现的机构和职司以“办理各外国事务”[3]为要旨，在传统政治的吏治民生之外已别成一路。它们因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产生，又因外国人进入中国而越来越膨胀地凸出于当日的时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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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光两朝里，逸出口岸的洋人纷纷走向内地，随后是远离海岸的地方也须得“办理外国事务”。彼时安徽巡抚裕禄“于安庆省城设立洋务总局”，山西巡抚张之洞在太原先后自立“教案局”、“洋务局”，皆同属此类，都是在用全副精神应对“各国使命所历，几徧天下”的无远弗届。[4]于是，在两次民族战争之后，中外之间的呼应和交往遂日积日久地成了洋务中的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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