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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初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日，西方人已经从刚刚缔结的条约里获得了种种谋之既久的利权，就当时西国的孜孜以求而言，其间的重心所系大半都是商业利益。然而条约权益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东西，就贸易的本义而言，这种纸面上的权益要转化为实际的商业利益和长远的商业利益，是一个只能在中国实现，并只能借助于中国政府的合作而实现的过程。是以早在英法联军北上的前夕，英国政府已作成“对华政策的备忘录”，思之透彻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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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阻隔、财富的减少、工业的摧残，以及一切限制生产和消费力量的灾害是不会不和中华帝国的瓦解和各省的离携偕以俱来的。无论就我国对中国的出口而言，或就我国的茶叶进口而言，这种后果对英国都最为有害，因为一者为收入的渊源，一者为生活必需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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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的英国军队已经在中国大打出手并且还在准备大打出手，而以利益计，则英国政府又非常理性地知道，在自己与对手之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能用好恶作转移的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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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其他国家，英国所占对华贸易的比重最大，也于此最自觉。因此八年之后，西人正戮力于实现自己的条约权益，而其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Alcock，Sir Rutherford）论述中英关系，贯穿于轻重主次之间的仍然是同一个理路：“把中国弄得混乱一团，也许是合乎法国利益的”，因为“它在中国没有现行的或预期中的重大贸易”。然而英国人以通商为大利之所在，期待的不是一个无序的乱世。所以，“对于英国来说，保全中华帝国使其不致瓦解才是最合乎自己利益的。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是合乎英国长远利益的”。用这种利益化为道理来作推断，则“要想作到这一点，惟一可行的是宽容政策以及逐渐的改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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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近的时间里，美国政府训令来华使节，说的是“我们到那里去从事于贸易”。[7]以此为明示之辞，其关怀所在和主旨所在也是生意。由此引申，他们同样是在利益化为道理之中。因此，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Seward）在那个时候主张对华“协商和合作”，[8]与英国人阿礼国意中的“宽容政策”显然是同出一个源头。这种“协商”和“宽容”曾被称作“合作政策”，而后来的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则非常准确地视之为“对中国贸易利害关系最切的两个大国，完全从本国自私的立场”推论出来的东西。[9]在19世纪中期的中外交往里，英国是西方世界中的举足轻重者。他们的意愿与美国人合为共鸣，并一度得到了俄国和法国驻华使节的应和，[10]而后，在19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创深痛巨的中国政府和武力致胜的西方政府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各有怀抱的和平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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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作开始于内战之中。后期主持太平天国军务的李秀成兵败被俘之后作“自述”，其中多处追叙在苏南与“鬼兵”打仗而一挫再挫的经历，言之极愤。他所说的“鬼兵”便是在上海附近与淮军协同作战的西人兵队。除了这种介入了内战的“鬼兵”之外，同一个时段里还有开始于上海的中外共管海关和西人代收洋税。由此延伸，便产生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里的第十款，其中的要义所在，是“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11]而后，外籍税务司制度遂长久地存在于晚清中国的海关之中而成了不可移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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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十多年之前相比，中西都在变化。在这个过程里，西方人称作“合作政策”的含义，中国人的奏折是用“中外相安”来表达的。然而就中国一面而言，“中外相安”始终是与“卧薪尝胆”连在一起的。[12]曾国藩曾非常典型地把这种意思概括为“仇不可忘，志不可懈，衅端不可轻开”。[13]因此在当日的中外交往里，中国人更多的是着眼于“外洋有独擅之利器，而不思自秘其长”的事实。[14]而从这里引出“幸而商贾往来，交际方洽，彼既恃其所长取我之利，我亦即可取其所长以为利于我”[15]之想，则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中西之间的各有怀抱。在借法与自强连为一体的时代里，中外交往首先会被谋求自强的中国人当作取法和借法的路径。而取法和借法都以法由人传为起点，所以其时最引人注目的是成群来自西方的技师、工匠、兵头、文员为中国政府所雇用，进入了中国人正在开始的以自强为意愿的种种新事业之中，从而进入了由这个过程所催生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变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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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奏报江南制造局情形，曾用一段文字特为列述“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16]意存一番赞赏。同他相比，李鸿章督管制造和兵械的时间更久而且所涉更广，因此在他的奏疏里和批牍里，便会更多地见到“洋匠未士科”、“洋匠施德林”、“洋教习英国人施爵尔”、“德国克虏伯厂派来中华照料炮械总兵福合尔”、“电报教习丹国人克纶西”、“管驾利运轮船英国人摩顿”、“德国教习沙尔富”[17]一类异色的名目与来路各不相同的西方人。在这些外国名字的后面，显然还有着许多见不到名字的外国人。与之相类似的，又有先后出现在历任船政大臣章奏之中的“监工贝锦达”、“匠首布爱德”、“洋教习嘉乐尔”、“帮办洋员斯恭塞格”、以及“拉铜洋匠曰赫莫拉”、“洋铁匠曰墨士勃日”、“洋员匠古都阿、苏法热、嘉部勒、克勒涅、河贝顺”[18]等等，他们代表了一群为中国造轮船并且在中国造轮船的西方人。虽说彼时的中外交往里工匠一类都属身在底层与边沿，但在中国人造船造炮的过程中，他们却都是最直接的参预者和最具体的参预者。他们在产出的同时还留下了技艺。因此在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这种具体和直接都是不容易被湮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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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之外，同治初年开始于天津，并推广到“南省”的仿西法挑练兵丁，曾经在“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9]的名义下延续多年。为这个过程开先河的天津以洋人作教头，演西式兵操，学洋枪洋炮，主其事的崇厚专门借用“英国总兵斯得弗力”、“英国统教官副将海格”、“总教官葛奈白格里克”[20]以次的各式兵官为提调，由此立为一时样式。随后广东、福建、湖北、山东等地皆先后效法，各聘英国、法国、德国之武弁兵目为军中之教习，[21]引入了许多西方人。其中的异乎寻常，是本在汉口做生意的“英商麦士尼为能”先被请到四川兵营教枪炮，后来随军“援黔”，又在贵州“教习开花洋炮”，并因此而致两地大吏交章请奖，[22]成了同一类人中的阅历丰富者。以后来的历史作比较，这种用西法教练旗兵和营兵的功夫其实并没有达到初时的预想。然而由此形成的一段独特的中外交往，以及众多的中国人在这段交往里变其传闻之知为切近之知的经历，却曾经是当日真实地存在过的历史。练兵发生在战场之外，而在练兵的同时，同治年间的苏南战场上已经有西方人以个体身份直接“投效”淮军，并且一路随营作战。[23]比之借西人的兵头充当教官，显然已是另成一种中外之间的交往方式。在这些场合里，来到中国人中间的大半都是西方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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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时中国人求自强的事业并不仅止于制器与练兵，因此军人之外还会有文人。北京城里的同文馆以“外国语言文字”为起点，而后深入一层，由“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而推及“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24]在这些道理的引导之下，同光两朝先后共有四十多个外国人成了同文馆里的洋教习。[25]他们中的不少人出自传教士，而传授的则是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天文、医学、兵法、翻译、格物、化学等等，题目都不在教义之内。其中最著名的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不单做过教习和总教习，而且为中国人译出了可以致用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在那个时候，北京同文馆之外，还有广东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后来又有福州船政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医治学堂以及台湾西学馆、湖北自强学堂等等，[26]都是沿着“以西士为先导”的宗旨而自期于为中国作育人才的场所。其间用洋人作教习的数目应当会更多。随后，是这一类以文化与知识为本业的西方人日多一日地进入了中外交往之中，与之俱来的，则是他们带入的文化与知识，在逐层累积的过程里，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眼界、思想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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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文馆开始引进洋教习的时候，更早地雇用了洋员的中国海关，正在被一步步地移到洋员的管理之下。相比于制器、练兵和同文馆、广方言馆延请来的工匠、兵头与教习之各处客位，海关雇用的洋员则从一开始就身在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之内，并由此而成了可以直接运用国家权力的外国人—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他们也由此而成了非常独特的外国人。由于洋员的管理是一种西式管理，所以曾导致了中国海关制度脱胎换骨的变化。时人论之曰：“及赫德为总税务司，将任用税务司之权归于总税务司，监督不能去取。各口监督又因随时换任，情形不熟，多有将税务事宜专委之于税务司者，因而各口税务司之权日重。洋商但知有税务司，而不知有监督矣。”[27]这些话从海关监督与税务司之间的此消彼长着眼，以雇来的西人在权力结构中的坐大为异样，其不能受用是非常明白的。但在同一个过程里，脱胎换骨的变化又筑成了一种富有效率的海关制度，并因之而能够以其增长的关税，年复一年地为中国政府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而使国家“岁入之项，转以洋税、厘金为大宗”。[28]比之由文字作表达的非议，用银子计量的洋税化为岁入显然会更有说服力。所以，这种西式的海关制度最终融入了晚清国家制度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随着一个一个增设的新关从沿海沿江一路直入，被带到了内地和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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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受雇用的洋人在数量上不断地增多。在这个过程里，作为个人的海关洋员会与中国人相互往还于洋务和时务之中，由相识而相熟，其中还会有沿着这种往还更深一层地进入中国人的世界者。例如，本是浙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后来随左宗棠入闽，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人和船政局里的“监督”。在他之后，还有供职于总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Morse，Hosea Ballou）受李鸿章指派入轮船招商局，在两年时间里“协助总、会办处理外务，包括该局的外籍雇员和与该局有联系的洋行”。[29]同海关税务相比，福州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里的事，都更直接地连结着中国人意中的自强和富强。因此，在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眼里，日意格与马士显然都是可以另眼相看的外国人。然而，就日意格和马士而言，他们之能够与中国人的洋务由远而近地深入其中，却是以海关为源头而一脉衍生过来的。在海关之外，当日还有美国驻天津的副领事毕德格（Pethick，William N.）受聘作李鸿章的翻译和顾问。[30]从领事馆一步走到北洋大臣的幕府，其间越过的距离无疑比日意格和马士又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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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这些和平地走入了中国事务之中的西方人，以及他们为中国人所做的示范，咸同之间士大夫笔下被称作“夷智”和“西法”的那种模糊而缺乏确定性的东西，才会一点一点地变得具体，并因其具体而成为可以区分和把握的东西。所以，这些外国人虽然非我族类，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则是被委用者和被器重者，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被中国士人称作“西儒”，器重之外，又多了一层敬重的意思。当这种被委用和被器重移入了疆吏的奏议和朝旨的褒奖之后，便产生了成批拥有中国官衔和顶戴的西洋人。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奏请“将英国人马格里赏给三品顶戴”，说是该兵官“仿造西洋火器”能致远而摧坚，“厥功甚伟”。二年之后，又因其“制造益精”，再请“将三品顶戴马格里赏加道员虚衔”。[31]有此一赏再赏，马格里遂最早地成了由制器一途获得功名的西方人。而同治七年（1868），鄂抚郭伯荫请旨“奖叙”在湖北“教练先锋营及汉阳协营洋枪炮队”的法国人“马定”、“巴尔伯”等“十一员”，分别赏给“参将衔”、“都司衔”、“守备衔”，也是事属同类。他们获得功名是因为“在楚教练辛勤”。[32]至光绪年间奕劻“保奏”同文馆里的洋教习，身任总教习的丁韪良遂以“资格最深，馆课亦能勤慎”而得“三品衔”。[33]在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与洋务相关涉的西人多，因洋务得顶戴的西人也多。于是“正一品衔闽厂监督日意格”、“总监工达士博著赏加三品衔”、[34]“四品衔英弁葛雷森”、[35]“德国副将哈孙克赖乏”、[36]四品衔“同文馆化学教习毕利干”、[37]“副监督德克碑著赏戴花翎”[38]等等，便成了那个时候常常可以看到的指述和指称。其间还有过“四品花翎德商福克”这样不能归类的名目，由商人而得顶戴，则显然是出自当日中西之间的军火生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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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多次为闽局里的外国人请奖叙的沈葆桢奏论曰：“西人虽惟利是视，然皆以得天朝锡命为荣。”[40]所以，三品衔、四品衔和蓝翎、花翎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左宗棠在一封信里也曾说过同样的意思，而引用的则是真人真事：“布国嗲哩屺前奉恩旨赏给四品蓝翎，奉到行知时，大张贺筵”，而后是一个人的兴奋化为许多人的兴奋，“各国官商均来道贺，计数十席”。[41]自西方人一面而言，能使许多人兴奋的东西总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得到的那些官衔顶戴便成了一种富有历史内容的物事，在三品衔、四品衔和蓝翎、花翎的五光十色之间，折射出来的正是彼时中外交往里曾经有过的种种情态和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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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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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的西方人因被雇用而与中国的人和事发生了联结，但作为具体的个人，他们之间又常常显得非常不同。沈葆桢作船政大臣之日，已熟知闽局的洋员里“负气凌人”者与“实心实力”者各成一类。[42]后来张荫桓记叙在天津做教习的德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纵酒任性，至于讹赖”，然后以“徒采虚声之无益”为叹。[43]“凌人”、“任性”、“讹赖”当然都不会讨人喜欢。而其中最出格的，要算英国人李泰国。他以总税务司的身份受总理衙门之托到欧洲购买船炮，结果是船炮之外，一同从欧洲带回来的还有不容易调度和节制的“英国总兵阿思本”，以及以他为“总统”的六百余名操船操炮的“弁兵”。其间，李泰国以一己之独断“代中国与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条”，皆以李泰国指挥阿思本为要旨。[44]这些不在料想之中的东西造成了一种被奕比作“太阿倒持”的局面。于是，中国人所要的船遂成了当时人笔下的“李泰国霸踞之船”。[45]此事最后由中国一方的破财以“撤退轮船”为了结，而李泰国也因其“狂妄”、“桀骜”、“刁诈”和“野性难驯”而换来中国人意在“驱逐”的“革退”，[46]并就此退出了中外之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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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日与中国人共事的西方人里，李泰国的出格和独断都是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居高临下和傲兀自用。他“一味过分地依仗英国公使，动不动就用公使不高兴来吓唬他们（总署官员）。他对他们说，他丝毫也不相信他们，而同时又要求他们完全信任他—毫不置疑地信任他”。[47]他接受了中国的职事和俸禄，但在精神上又始终与中国人的世界相隔窎远而不屑沟通。两者之间的不相榫合，使他最终不能不成了一个失败者。但李泰国之外，在三十多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里，还有过被中国人称作“勤劳懋著”[48]的西方人。以中国文化作背景，则“勤劳懋著”不仅评估了这些洋员的技艺，而且评估了这些洋员的德性。他们不同于李泰国的地方，在于用心和敬业，以及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其中的一部分人并由此而深度地卷入了中国人的利害和中国人的事务之中。同治六年（1867），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Anson）为接受中国政府的委用而向美国政府辞职，成了奉旨出使“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49]正是这样一种自愿的卷入。在此后的二年多时间里，他领着使团先到美国、后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北欧诸国和俄国，一路远行，一路演说，用热切而且浪漫的乐观主义对北美和欧洲的听众宣述“这个伟大民族”正在发生的进步，并向整个西方世界呼唤对于中国的“公平合理”。[50]这些描述中国的演说未必都有细节上十足的准确性，但由此表达的热情和善意则是明白可见的。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来说，后者能够消融另一个世界里的人远看中国不知不识而造成的偏狭，无疑是一种更难得的东西。在这段历聘欧美的过程里，蒲安臣曾代表中国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续增条约》，[51]并与英国政府达成了一种具有约束力的谅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奏告里曾总括而谓之“与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颇为有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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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累受重创的经验里，蒲安臣做到了一个使臣不容易做到的事，因此当他最后染肺炎病故于彼得堡之时，朝旨举其“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引为“殊堪悯恻”。[53]虽说帝王的褒扬本来各依程式，但这些话里应当不会没有一点感动。蒲安臣是一个美国人，因此当他“为我国（美国）和文明的利益计”[54]而向美国政府请辞公使之职的时候，其心中用来作判断的价值观念之中，显然地有着一种深远的美国意识和自觉的美国意识。但他又以“遇有各国不平之事”自“必十分出力”[55]立心愿而为中国出使，并以其“不辞劳瘁”表现了一时共睹的诚意和努力。他身在两者之间而以沟通两者为职志和事业，并面对一个缺乏公平合理的世界而执着于以“公平合理”为中西交往的理想。所以，虽然这一场历聘欧美之行并没有改变中西之间已有的格局，但作为一个致力于传播沟通的人物，在美国人的眼里，蒲安臣是一个杰出的人；[56]在中国人的眼里，蒲安臣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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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蒲安臣比李泰国，则显见得西方文化生成的个人各有面相而品类悬殊，由此反照出来的正是西方那个世界里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六年后，马格里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由造炮一行改做公使馆里的参赞，也成了从事“中外交涉事务”的外国人。在郭嵩焘的记述里，他是一个常常跟在身后走来走去的人。跟了走说明有用，所以此后三十年里他一直在伦敦做中国使馆的参赞。直到20世纪初年，汪大燮出使英国之日追叙在他之前历任中英交涉之职者，犹以为“英馆数十年来之使者”，大率皆“专靠洋员马格里一人”，并举“马去春病时，尚须派人就马枕边请其口述之，而后能行文”为例，以说明马格里虽是“洋员”，实一身常系馆事之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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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马格里之后，还有美国人麦嘉缔（McCartee，Divie Bethune）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的参赞，法国人雷乐石（Rocher，Louis）出任中国驻英、法公使馆的参赞，美国人科士达（Foster，John Watson）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的谘议，挪威人佘德（Schjǒth，Fredrik）出任中国驻挪威的总领事，以及俄国人柯乐德（Grot，Victor von）和美国人杜德维（Drew，Edward Bangs）分别以参赞和随员的身份随李鸿章出使，[58]等等。这些人大半都不能算作各有声光，但作为身入出使之列的外国人，在当日的中外交往里，他们已不仅是受中国的雇用，而且在做中国的代表。就这个意义而言，相比于技师、工匠、兵头、教习之各以器物和知识为专业范围，他们一定会更直接而且更深入地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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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做了中国政府雇员的西方人相比，法国人毕乃尔自同治初年投效淮军之后，由教练枪炮而管带洋炮营，五年之间以军功自见，次第得花翎、“法什尚阿巴图鲁”名号和记名总兵。而后“愿隶版图”，不再做法国人而改做中国人，“庶冀世世子孙长为圣朝赤子”。李鸿章奏报朝廷为之请命，历叙毕乃尔“仓猝遇合，投袂从戎”的始末，称其“向慕华风，实出至诚不贰”，力主应其所请，以“坚其毕生效命之忱”。遂使一个来自西国的彼族落籍于安徽合肥而得“归依圣朝”。[59]这种事不会多见，但作为真实的故事，这种事又为当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曾经有过的具体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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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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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人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同时是一种外来人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比之清代早期历史中钦天监里的汤若望和行走于内廷作供奉的郎世宁之畴，这个时候聘来的西人则全不相侔而另成一类。他们在被雇用的同时，又会自觉地用自己的眼界、意见、推理和判断一节一节地影响雇用者，并由此造成一种累积的变化。其中像赫德那样一身掌管中国的海关税务四十多年的人物，便在四十多年里常常要与枢府中的大佬和疆吏里的强人相往还，并以种种事关军国的题目作进讲而引出庙堂议论的群鸣和回响。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他曾因此而被称作中国政府“几乎不可或缺的顾问”。[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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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英国人，赫德之能够长久地影响当权的中国人，是因为他用独裁的办法管海关税务，具体地因之而醒目地演示了，洋税的年收入总额在他手里由8556476库平两增加到34968046库平两的过程。[61]这些数目字与赫德连在一起，而与这些数目字连在一起的，则是数十年里持久地用洋税来支撑的“边防经费”、“筹备饷需”、“海防经费”、“造船经费”、“军备制造经费”、“各省协饷”、“淮军协饷”，以及“还神机营怡和借款”、“还郑工借款”、“解拨皇室经费”、“解拨内务府经费”、“解拨陵工经费”、“解拨江南织造经费”等等“国用”。[62]在一个财政窘迫的时代里，洋税为朝廷维持了从国防、兵工到内廷与河工的庞大开支，从而为朝廷维持了一种可以延续的国家治理。所以，洋税的可靠便非常自然地会在总署的意中转化为赫德的可靠。而后是海关的总税务司与当权的中国人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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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作实录，在赫德的日记里便多见“今日去总理衙门”；“整个下午均在总理衙门”；“去总理衙门，见到亲王也在该处”；“昨日在总理衙门进早餐”；“一点钟时被召去总理衙门”，[63]还有“文祥今日午间叫我去”；“应文祥召往，中午董恂来访”；“宝鋆和徐继畬日前来访”[64]等等，记述的都是与总署里的达官互相对话和一起共事的情节。在这种越走越近的往来里，本以海关税务为职业范围的赫德便常常要越界，用自己的见识与主张为中国人办洋务，并因之而广泛地牵动和影响同光两朝的财政、外债、海防、外交、海军、邮政、教育、铁路、币制，以及器械的采购和洋员的引入。当时人谓之“阴持朝议，显绾邦交”，“阴”和“显”说的都是一种由越界而获得的牵动力和影响力。[65]但作为一个出自基督教世界的外来人，为中国人办洋务而致一身广涉多端，牵动八方的过程，同时又会是一个缠绕于种种矛盾之中的过程。光绪二年（1876）初，翁同龢在日记里评说十个外国人，而以“威妥吗最况鸷，赫德最狡桀，余皆庸材也”[66]为总结之辞。虽然其时赫德做的是中国官，但以种族分彼己，在翁同龢心里仍然是和英国公使归为一类的。与恭亲王和文祥之借重赫德比，翁同龢表达的是一种猜度和疑虑。同一年，郭嵩焘奉旨出使，在临行之前的觐见中与西太后作问答，也有一段话专门说到这个题目：“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是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67]其评说与翁同龢的不谋而合的，都是把赫德等同于英国，并以此猜度和疑虑他在中英之间的损此益彼和心不可测。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这是一种容易引发共鸣的推论，所以，前后数十年之间，赫德的主张曾不时地受到身为疆吏的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的排抵。[68]除了是个“彼族”之外，还因为赫德的主张常常以弱枝强干和内重外轻为立场，从而常常想要改变十多年内战所造成的国家权力下移的既成之局。他卷入得太深，所以疆吏大半都不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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