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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赫德来说，身在中西各立界限之日而由此及彼，这种中国人的不喜欢仅是重重扞格里的一面，与之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对映的，还有西方人的不喜欢。六十年代末期的《北华捷报》曾以“非常带有贬意”的用心评论赫德，深信“他的感情已完全是中国式的，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了”。这一类报章文字代表的是“通商口岸商人们的尖锐批评”。[69]而文字之外还有诉讼，曾使他作为一个中国官员与英国人交涉争执，至少三次当过英国法庭里的被告和原告。[70]而比这种因商人和商务而起的官司更深一层的扞格，则是“马嘉理案”引发中英外交冲突之际，赫德曾受托协助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议约于烟台，而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利益化作不同的是非之界和激烈的口舌之辨，直接地导致了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威妥玛之间私人关系的恶化，于是英国公使也不喜欢赫德。[71]而排比年份时序，则威妥玛恼怒赫德之日，也正是郭嵩焘非议赫德之日。这种中国人的不喜欢和西方人的不喜欢交集于一人一身，构成了一个外来人为中国办洋务特有的复杂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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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类矛盾犹属被动的和外在的，与之同样真实的，还有发生于为中国办洋务的外来人精神世界里的扞格—这种扞格是内在的，因此常常要自己面对自己。作为英国人，赫德在四十多年的总税务司生涯里一直清醒地把自己看成“身受俸禄”的“中国政府的臣仆”，[72]而且用心于从中国人身上“学会如何按中国的方式行事和参与中国的公事议论”。这个过程使他能够比同时的其他西方人更切入地理解中国文明，并从中文频频出现而西人普遍憎恶的“体制”一词中读出“国家的尊严“的含义，并常常自我归类为“站在中国一方”。[73]由此形成的精神联系里既有理性，也有情感，因此，当他在同治五年（1866）请假回国之际，日记中写的是：“全部行李装上马车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回家去，我喉哽眼湿，一时觉得难以再见到（同文馆里的）学生，同他们告别了。”[74]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赫德身上的这一面称作“中国化”。[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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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化”了的赫德又始终维系着一种守护英国利益的自觉。他在为中国政府作“臣仆”的时候，曾自述“我现在执行的，只是1861年英国外交部付托给我的任务”，其要义所归的“使中国强起来足以保卫自己”，[76]正直接地联结着“合作政策”下的英国利益。英国利益是一种狭隘的利益，因此，身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常常要在中国人的地域里和事务中，提防“反英”的俄国和法国，[77]提防后起的“德国势力和权益”，以及“为了她（英国）的资本，她的子孙，为了威望，为了稳住自己，防备所有的外来者”。[78]总括而言之，是“我们主持的工作，虽然叫做海关，但其范围很广，目的是尽可能在各方面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它确是改革各地海关管理制度以及改革中国一切生产事业的一个适当的核心组织，而最关重要的是它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英国人手里”。[79]然则“为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其程度和限度又都以英国的利益为尺度。在赫德为中国人办洋务的过程里，这些都会成为他用来影响和导引中国人的取向。是以李鸿章晚年使俄而赫德引为深忧，他所担心的是“中国将要在各方面经常跟着俄国走”。[80]与他身上的“中国化”相比，这些显然都是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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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之间，赫德身上的这两面构成了他精神世界里的中国意识和英国意识。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四十多年之间赫德又在年复一年地带着这两种东西劳劳碌碌，自以为在致力于“同时保护中国和英国的利益”，[81]并因之而跌宕起伏。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光绪二十三年（1898），他与翁同龢对话论时局，曾言之苍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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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即如日本偿款，当时我献策，将海关洋税全扣，每年二千万，十年可了，而张大人驳我。我又献策，我可借银子五千万磅，除还日本外尚余一千……百磅，中国可办他事，而俄法出而担借以挠我。试观今日还债两倍于本，较吾策孰失孰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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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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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作旁观末论呈阅，我亦知中国万不能行，特尽我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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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里仍然有着对于法国和俄国的排拒。但他总论“四十余年”里自己“极思助中国自强”的往事与心路，则因其真实性而具有感染力。遂能使多年之前以“狡桀”称赫德的翁同龢为之枨触，把这些话都写入当天的日记之中，并特为注明其“语极沉痛”。[82]这是一个外国人为中国而沉痛，所以赫德打动了翁同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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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流露的苍凉和沉痛以及他一身所系的复杂和矛盾，具体而且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外来人在卷入中国人的利害和事务的过程里变成了局中人。赫德之外，还有在同文馆里做了二十五年总教习的丁韪良，为江南制造局和海关译书三百九十余部的林乐知（Allen，Young John），既办学又译书的傅兰雅（Fryer，John），以及虽然不在雇用之列，而以赈济、编报、办学、游说与士大夫相交往的李提摩太（Richard，Timothy）等等。他们同赫德一样，一生中的四十多年或五十多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也同赫德一样，大半都有过各自的苍凉、沉痛与复杂、矛盾。在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外交往里，这些人促成了中国的改变，同时其自身也在为中国所改变。因此，他们的个人历史便成了近代中国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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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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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钦定大清会典》卷一百，第四页，光绪戊申十一月，商务印书馆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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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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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洋务运动》（一），第323页；《清末教案》第二册，第371页；《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第（总）2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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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国使馆来文》卷34，1857年4月3日（国务院），转引自《美国人在东亚》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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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572卷，阿礼国致史丹雷1868年1月1日之密件。转引自《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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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国人在东亚》，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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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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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人在东亚》，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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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芮玛丽《同治中兴》，第4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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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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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洋务运动》，五，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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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洋务运动》，三，第6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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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洋务运动》，一，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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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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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第60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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