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3628
1706703629
以“必重条约”对付“必重条约”，并因中西之间的条约交往而自觉地接纳了“万国公法”，反照出与西人直接相折冲的一部分中国人在办理“外国事务”中所发生的变化。奕曾概言之曰，“第办外国事，与办中国事不同”。[133]这种“办外国事”的“不同”，使身在局中的人们能够在中国人的秩序与法则之外，又识得了西方人的秩序与法则，并因之而最先从缺乏条约意识和缺乏条约知识的状态里走出来，而后是以条约法则与公法之理为主导的中西交涉一层一层嬗蜕，在由古而今的变化里越来越多地取得了一种近代外交的形态。接受了条约法则和公法之理的中国人，仍然是在为自己这个民族守护边界与利益的中国人，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同当时缺乏条约意识和条约知识的瞋目排拒在精神上相去并不太远。但在近代外交的形态里为自己这个民族守护边界与利益，已是“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134]。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非常明显地处身于另一种不同的观念、逻辑和场景之中，并不能不随这种不同的观念、逻辑和场景一路转移，从一种法理进入另一种法理。
1706703630
1706703631
在这个过程中，“窥知中国情事”的西方人，一面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是非立条约以囿制和范围中国，一面又“协以谋我”，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是非不断打破条约，“与之以利而不知感，商之以情而不即应，绳之以约而不尽遵”，[135]遂使中国人一面苦于条约，一面苦于不断地打破条约。然而，与西方人交涉于这种既苦于条约，又苦于不断打破条约的困境之中，困境本身便会成为一种独特的启蒙，促成中国人从自己的磨难里具体而又切入地领会西洋法系中的“主权”意识。随后，由同治朝而光绪朝，是“自主之权”、“固有之权”、[136]“一国之私权”[137]等等命题先后进入照会和策论，化作立说的谛义。在天朝体制和夷夏之辨分崩离析之后，中国人同世界相交往，不得不由“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的不识条约而变为“坚守条约”。[138]其间与“隐忍”、“含容”、“信义”、“辨论”、“申斥”、“驳回”相表里的，是西方人越来越懂“大清律例”而中国人越来越懂“万国律例”。[139]主权成为自觉的意识正是沿着这个过程而来，并且在这个过程的累积之中形成的。然而，与“隐忍”、“含容”、“信义”、“辨论”、“申斥”、“驳回”之牵萝补屋和就事论事相比，“自主之权”、“固有之权”和“一国之私权”的本色在于拥有旨理和阐述旨理，旨理是一种普遍性，因此它们能够概括和贯通多样性、具体性和个别性，并以“万国”共奉的道理和道义立根本，为久处于被动和退守的中国人构筑起面对西人而足以自立的精神骨架。
1706703632
1706703633
于是，在天朝体制分崩离析之后，主权观念所提供的这种旨理，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可以替代天朝体制的东西，引此以入中外交涉，便成为“凡有国者自主之权”，即“不应听命他人”和中国自有法度，“非外国所应干预”[140]的不可渡让与不肯渡让。光绪中叶之后，关税权成为一个大题目，正是直接由主权之说衍申出来的，于是，在西方人以单面的道理主张修约之后，又有了中国人以自己的道理主张修约。后来的岁月里，同一种东西又会催生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夷夏之辨支离破碎之后，民族主义的产生，则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可以替代夷夏之辨而用以动员社会的力量。由此形成的变迁说明，庚申之变后的三十多年里，西方人在中国用条约连接条约和条约派生条约构成了异样的制度，又以这种制度改变了中国和改造了中国。而当古老的中国为条约所牵，一步一步走入西方人主宰的那个世界秩序之中的时候，与中国人的窒迫困苦相表里的，是中国人从西方世界获得的种种旨理又在促成古老中国的新旧嬗递。
1706703634
1706703635
[1] “外交部档案原稿”，第17组，第500卷，1868年10月12日哈蒙德的备忘录。转引自《中国通与外交部》，第68页。
1706703636
1706703637
[2] 《洋务运动》（一），第9页。
1706703638
1706703639
[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6页。
1706703640
1706703641
[4] 《薛福成选集》，第528页。
1706703642
1706703643
[5]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31页，中华书局2000年。
1706703644
1706703645
[6] 《美国人在东亚》，第96—97页。
1706703646
1706703647
[7] 《薛福成选集》，第5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706703648
1706703649
[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52页。
1706703650
1706703651
[9]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176页。
1706703652
1706703653
[10] 《美国人在东亚》，第165页。
1706703654
1706703655
[11] 《美国人在东亚》，第270—271页。
1706703656
1706703657
[12]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141页。
1706703658
1706703659
[13] 《美国人在东亚》，第164页。
1706703660
1706703661
[14] 《王韬日记》，第112页，中华书局1987年。
1706703662
1706703663
[15] 《薛福成选集》，第528—529页。
1706703664
1706703665
[16] 《美国人在东亚》，第91页。
1706703666
1706703667
[17] 参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115—12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1854—1863）》，第67页。
1706703668
1706703669
[18] 《春冰室野乘》，第178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
1706703670
1706703671
[19] 《美国人在东亚》，第146页。
1706703672
1706703673
[20] 《镜湖自撰年谱》，第64—66页，中华书局1960年。
1706703674
1706703675
[21]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758页。
1706703676
1706703677
[22]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270页。
[
上一页 ]
[ :1.70670362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