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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清末教案》第三册，第249—250、494、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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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8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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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清末教案》第三册，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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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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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清末教案》第四册，第448、455、459页；《中国教案史》，第456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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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336—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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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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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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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三，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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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清末教案》第二册，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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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清季教案史料》第二册，第158页；《重修大足县志》（民国）卷五，余栋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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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清末教案》第五册，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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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译文转引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四编：教案与反西教》，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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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中外贸易和中国经济被牵入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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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西方世界把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当成“通商”战争，[1]又在咸丰年间的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对《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作极意引申，着力于“把整个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通商口岸来开放”。[2]在他们的眼里和心中，战争与条约显然是由商业和市场来释意义与立指归的。因此，随后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历史里，被称作“通商”的中外贸易便由五口而十四口，由十四口而十九口，由十九口而二十三口，由二十三口而二十五口，[3]沿着条约拓开的空间一路远伸，一路蔓延，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卷入了这种原本被阻隔在他们生业和知识之外的经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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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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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贸易的本义在于商品的输入和输出，以及由此而实现的交换。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输入的商品和输出的商品都是一头连着一种经济形态，一头连着另一种经济形态，而两者之间的不可比类和不相对等，则使据有强势的西人对中国的贸易过程，同时又会是改组和重组传统的中国市场的过程。在五口通商的十多年里，中外贸易的重心由广州向北移到了上海。比之曾经久被外国商人痛恶的广州“公行的垄断制度”，[4]上海已经以其华洋之间的自由贸易而别成一种典型。王韬说是“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5]在这种觌面相接的市场里，与个体的西方商人作交易的应当都是个体的中国商人。西人以自由贸易为神圣，然而当公行制度变为自由贸易之后，“则所谓自由或直接贸易者，其间亦确有种种根本上之困难”。[6]当日一个在华做生意的外国人曾说，“在两年或者最多三年之内，我希望赚一笔钱，然后走开。以后，上海被水淹了，被火烧了，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7]这些话有代表性地说出了商人以逐利为至上的本相。而逐利的短时性和短视性，又决定了这些人多半不会具有传教士那样为“中华归主”而孜孜学习中国语言、方言和文字的热忱，因此他们同中国人往来贸易，其间的多数却始终听不懂中国人说的话。而后是“言语之不通，即为困难之第一端”。[8]在这种“第一端”之外，使西方的生意人为之目眩而不能对付的，还有用作交易的度量衡常常是一个地方不同于另一个地方，被当作货币的银子大半是这一块的成色不同于另一块，以及信用不一的金融票据，各有脉路的地方市场，素不相识的交易对手，等等。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头，则是中国人“与各夷语言不通，气味各异，向不与夷商对手交易”。这些都是土生的物事以自己的天然模样化成了通商的窒碍。而身在这些土生和自生的窒碍之中作自由贸易，曾经使得远渡重洋到中国来的买茶叶的外国商人找不到“谁是茶叶的所有者”。[9]与已被摧毁的公行制度相比，这是个更加分散，更加多样，更加复杂，从而更加陌生而难以确定的市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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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行制度变为自由贸易，结果是摧毁了公行制度的西方人不得不自己去寻找和借用出自本土的商业中介人。王韬笔下的“惟凭通事一言”，说的正是这种愿意帮外国商人做生意的中国人，把他们与外国人联系起来的是佣金。由于这些人常常要寻觅买主与货源，为西人出货和进货，所以在时人的记述中“通事”又多被称作“掮客”。其间为洋行长久雇用，并能代东家经营生意的人物，则总名之曰“买办”。在西人的眼中，买办已是可以“寄以腹心，视同臂指”的局内人，凡“与中国市场有关涉者，即得总揽其处理之权”。[10]然则通事、掮客、买办虽名目各异，而依其渊源与来路分属性，显然都应统归于中外贸易的过程里派生出来的同一个社会群类，因之而是一种新的社会群类。他们是王化之内的中国人，但作为一个社会群类，其产生和存在，从而其归趋、职业和利益却始终系结在外国人那一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别样面目，因此时当中西交逢之初，这样的人常常被中国社会里的多数看成异类，而尤其为士林中人所不喜欢。李鸿章初入苏南之际，曾在奏章里蔑乎视之地论说这个群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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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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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日从事中外贸易的各色人等作比照，他所说的“通事”其实已一并统括了买办。[12]李鸿章用许多文字刻画这些人“资性蠢愚，心术卑鄙”，其显然的轻而贱之，既反照了这些人物在彼时的群体模样多不安分和不中看，也反照了彼时士大夫惯以德性之见的眼光作观察，尤见其异色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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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人既随西人之所到而生，又随中外间交易而长，就历史因果而言，他们的蘖生和增长都是由通商促成并在通商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里，被称作“通事”、“掮客”、“买办”的职业群类成了最先与西方人合作，并因之而最先附着于另一种经济形态的中国人。然而，这又是一个发生在个人的“资性”和“心术”之外，从而不能用“资性”和“心术”作解释的过程。因此，比他们的德性之疵更深地体现了历史嬗蜕的，应当是他们“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的前所未有。二千多年来中国人久以四民分人口，从而人口都在各自的归类之中，以此反照这些人的不可用四民作类比，则其陌路歧出的种种样态，正显示了他们是戳破了传统经济结构而从窟窿里伸出来的。所以这些人的成群出现和不断出现，已非常具体地说明，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西通商不仅是一种输入和输出的交易，而且是一种外来经济关系对于本土经济关系的撕裂。通商成为撕裂，则土生物事的天然模样及其原本的相互关系便不能不变，而后是“通事”、“掮客”、“买办”之外，传统经济结构里与中外贸易相关联的部分也不得不跟着走。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贸易牵连金融，钱庄因卷入其中而节节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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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事”、“掮客”、“买办”之因西人而“别成一业”的派生和附生相比较，钱庄是在中国人的历史中形成并按中国人的方式形成的东西。自18世纪以来，因其娴于操作商业资本的流通而致“百货交易，惟凭汇划钱庄票”，[13]其时已被看作“阛阓挹注，裒益所由出，百业之据杖也”[14]。所以，当带着洋货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便一定会面对这种为生意往来作资金流通的“百业之据杖”，而不能不与之发生联系。就一面而言之，19世纪的中国市场是一个以信用相维系的市场，其间的“百货交易，惟凭汇划钱庄票”，说的正是钱庄能够在不相熟识的交易双方之间提供足够的商业信用，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为庄票持有人的信用作担保，是以“若票非汇划庄所出，生客买货竟难作用也”[15]。虽说初入中土的外国商人“与中国钱庄银号或中国商人打交道”之日，曾把这种交易方式称作“西方人完全不明了的办法”，[16]但时当陌生的西方人应对陌生的中国人之际，却只有庄票才能向西方人证明中国人的信用，又只有庄票才能向中国人证明西方人的信用。这种由市场本身所做的一遍一遍的示范，会使“不明了”的东西很快地变作可以明了的东西，随后是外国商人出货时收受庄票和进货时支付庄票都成了中外贸易里的常态。同治初年，一家洋行在《北华捷报》上作广告，说是愿意接受“任何一家本地钱庄的庄票，或任何其他合格票据”[17]，显然是本来由中国人使用的庄票已经为外国人所惯用和乐用。在这种接受和被接受的过程里，形成于历史中的钱庄与正在发生的中外贸易便被紧紧地牵结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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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者相牵结，洋行里的买办便很容易沿着他们熟知的路径纷纷走入原本自成一路的“钱业”之中，一个一个地成为兼营商业资本操作的人。其间，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先后合股于敦茂钱庄、协记钱庄、崇德钱庄，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则以其一次“投资于三家钱庄”驾而上之，另一个叫严兰卿的敦信洋行买办在上海、苏州、木渎、常熟开钱庄七八家，以数目论多寡，是又胜了一筹。[18]而汉口开埠之后不过数年，当时的西报已在感叹“洋行买办在本地银号中”所拥有的“广泛的权益”，[19]其统而论之所涵盖的，显然不止是个体。若由这些人朝前追溯，应当还有宁波买办杨坊开设的泰记钱庄。在当日的中国，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趋向，而作为直接的对应，是同时的钱庄中人也在岌岌乎入行于中外贸易的买进和卖出之中。世营钱业的镇海方家五口通商之前已在上海开设钱庄，后来以钱业中人兼作华洋贸易，一面收购土丝、绿茶“卖与百利洋行交换进口花色洋布”，一面将洋布“自用夹板船运至汉口出售”。[20]以此相度，进出之间的规模都不会太小。比镇海方家气象更阔大并因之而更富有典型性的，是同光年间手眼通天并且长袖善舞的胡光镛。当时的记载说他“藉官款周转”起家经营钱业，名下有“上海阜康银号、阜康雪记钱庄，杭州阜康银号、泰来钱庄，宁波通裕银号、通泉钱庄，福州裕成银号，汉口乾裕银号，北京阜康福记银号”，等等，已在这一行里独步一时。之后涉入对外贸易，又“以丝业为巨擘，专营出口”，风云开阖之日，一时顾盼自雄。[21]其操纵丝业的一派声势背后，当然有着钱庄和银号提供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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