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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19 这一类买办办钱庄和钱庄做贸易的事虽各成一端，而其一见再见于那个时候的中国，则都是在促使中国市场的商业资本顺着西方人的卖出和买入作流动。然则对于洋货的销售和土货的收购而言，钱庄都成了一种可资借用的传统网路。因此，19世纪后期钱庄在空间上的延展便多半是以中外贸易的路径为路径，从一个口岸伸向另一个口岸，[22]而在西方人的眼里，便是买卖所到之处，“一切交易都是通过这些钱庄的媒介作用而进行的”。[23]他们所说的“媒介作用”，显然是要用足够的商业资本来作支撑的。但就另一面而言之，产生于传统市场关系里的钱庄常以短期信用作周转，手里并不握有太多的商业资本。光绪年间上海《申报》曾估算钱庄自有的本金，说是“至多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24]显见得钱业虽然为百业所仰仗，若以单个的钱庄作比较则不能算是财力厚富。然而时当中外贸易节节扩张之日，市场的流通速度和流通数量都在发生变化。时人以丝业和茶业为例说：“华商之业丝茶者，有资本一万，断不肯仅作万金之贸易，往往挪移庄款，甘认拆息，为长袖善舞之计，有借至数倍者，有借至十倍者，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这一类“以万金之本，而负数万之息”[25]的经营方式既是“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则“借至数倍者”和“借至十倍者”都会成为钱庄的生意。而后是本金有限的钱庄随之而越出旧日范围，常常“招揽往来户头百十，所放之帐辄盈数十万”，出手更大一点的，竟可“多至数百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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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21 在大笔放帐的同时，是放帐与收款之间的周期在延长，[27]比之短期信用，延长了的周期当然要用更多的银子来作维持。在这种商业资本的流来流去之中，单个的钱庄能够以“至多不过五万”的财力来调度“数十万”和“数百万”出款，靠的是同业拆借，在那个时候中国的资本市场里，则主要靠外国银行的拆借。后人叙述19世纪中国的金融史，曾概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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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23 拆票即外商银行对钱庄之信用放款，盛行于清季。英文称Choploan，通常2日一结，银行有需要时，随时可以要求归还。利息按银拆计算，拆进钱庄只须出一庄票存于拆款银行作为担保，不必另交押品。当时钱庄流动资本，大部取给于外商银行之拆票，外商银行之剩余资金，亦常以此为尾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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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25 外商办的银行自道光年间已随中外贸易而进入了中国，但用“拆票”方式给钱庄“放款”则在二十多年之后。[29]就银行之权子母以操奇赢而言，存款用作贷放应是本义和本业，然而外国人在中国办银行，是存款日多一日同时又苦于不能深知本土商界和商人的底细。而比之一个一个个体之信用难于猜度，钱庄是一种已立信用且可以近观辨察的机构，因此“拆票”便自然地成了他们在中国用作贷放的独特样式。据《申报》的记述说，彼时银行对于钱庄的拆借，在七十年代大约是三百万两，到九十年代初已至七八百万两，[30]当日都是足以支配市场的“巨数”。这个过程里的商人、钱庄和银行都在随中外贸易的扩张而各自孜孜逐利，其间一个环节与一个环节的连接并不能算作预设的结果。但由此形成的“推动国内贸易，以利洋货之畅销”，却一定会同时导致外商银行在其大量的放贷化作独面的优势和强势，而“使钱庄为其附庸”。[31]专门从事“阛阓挹注”的钱庄在“拆票”构成的主从关系里降作银行的“附庸”，而后是中国的金融市场因外来银行的资金流入而不能不变得今时不同往昔。光绪四年（1878）的《申报》曾总论“今年银根紧于常年”，已说是“因外商银行收缩放款200万两巨数之故”，迨“银根”紧于“常年”，遂致“各银庄为坏帐所累”。[32]在这种收缩里，中国人最抵挡不住的是外商银行“平日放出在外押款借款共有300余万，而在数日之间必要一齐收起，以致贸易场中实难措手”。[33]于是，金融随外商银行的伸缩而动荡，贸易也随外商银行的伸缩而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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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27 至光绪八年末（1883初）上海发生“倒帐风潮”，一个月之内便弄得“二十余家”商号“先后倒闭”，半数钱庄“停业清理”。然后一路席卷一路牵连，“巨家如胡雪岩、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其余号商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身历此劫的徐润曾因地产生意而一人连累二十二家钱庄，事后追叙，叹为“非常之祸”，[34]其间的动荡显然更剧烈。若就前后的事由作推论，彼时“中法构兵”对市面造成的震动无疑是一种直接的导因。[35]但由此引发钱庄拖倒百业，百业拖倒钱庄，并且从上海远远地波及到其他口岸和城市，以至万水千山之外的北京也跟着“九城钱铺闲歇者不下百家，街市萧条”[36]，却是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所以次年《字林沪报》追论此中因果，已能深入一层：“上海钱业之盛，盛于票号，银行放银于庄，而不知衰病实中于是。”其着眼处在于变化中的金融关系已如同编织罗网。由“放银”得来的资金在钱庄手里会顺次化为“放帐”，而后是“号商店铺”之类都不能不因之而被串入上下左右的层层勾连之中。这个过程能使资金从近处流向远处而“市面为之大廓”[37]，同时也在使银子流到的地方又成为牵连所到的地方。报章议论之指为“衰病实中于是”，说的正是这种一时催长的市面“大廓”太过依赖“放银于庄”，而经不起一点摇撼。因此，当日“中法构兵”致“警报轰传，人心摇动”[38]，票号“将放出市面之银百数十万一齐收回，闭不再放”，同时是“借放钱庄”的“外国资本”回身“撤出”，带走了市场里的“二百万两”。以数目作比较，显然是后者抽掉的资金更多。[39]而当放出来的银子被收回去了之后，借助于这些银子建立起来的勾连和牵连却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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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29 于是，在突然缺钱的市场里，一种行业与另一种行业之间，以及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的“相继坏事”和“接踵倾倒”，便成了人力所没有办法阻断的灾难。这种弥漫八方的动荡在事后的历史记述中被称作“金融危机”，但对19世纪后期钱业和百业里的中国人来说，则是惊愕和恐慌，是因“外国资本”的介入而带进来的一种不能识得的东西。而动荡之能够弥漫八方和钱庄之一路传导动荡，同时又醒目地反映了“外国资本”与钱庄间的连结已在不可解脱和不可截断之中。后来的岁月里，过度倚重官款的票号由于时移势迁而日趋式微，外商银行放出的大量贷款便以其提供的流通和造成的动荡拥有了更多的支配力。而一头已经介入了中国市场的外商银行始终在另一头连接着西方世界的经济市场。而后是庄票、支票、汇票、钞票、洋厘、日拆以及股票、公债、外汇牌价等等旧名目和新名目构成的种种金融往来和金融关系里，产出于本土经济结构之内的钱庄不能不因之而无复本来面目，变得与过去越来越不相同。晚清中国人叙述其间的变化，曾极端言之，譬为“相率入牢笼之内”。[40]“牢笼”所指，应当是身在支配之下的不得不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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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31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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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33 与流通资本的钱庄相比，中外贸易的纠葛更多地发生在流通商品的过程里。五口通商之初，西方人进入中国的口岸市场，同时是进入了一种既有的和久有的商业秩序之中。当日管夷务的耆英说各处“码头”皆“一货有一货之公所”，行商坐贾自为经纪，[41]正是指这种以行业分类别又以行业相聚合的井井有条。由此形成的种种行会“畛域各自分明”而彼此相邻相安，而后是每个地方的贸易都以“皆有定规”为维持长远的通则和常态。[42]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这些既有的东西和久有的东西本是应有的东西和必有的东西，但“畛域”与“定规”都立足于限定以成其各有范围，并因之而与自由贸易不能同归于一路之内，所以用西方人的规矩衡量中国人的秩序，便常常会感到已被摧除的广州公行制度依然延续于行会的特性和精神之中。[43]而后是中西商人在这种各有规矩而不相一致里的交易往来，曾演为不同规矩的相互扞格和颉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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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35 其间的典型，是光绪九年（1883）发生在汉口的中外商人因衡器起争执，致“外国茶商”一时“停止购茶”，又因外国茶商停止购茶而致当地的“茶叶行会”禁止与外国商界交易—茶叶入市，不允许任何茶商将茶叶售予异国商人。两面各以自己的规矩为规矩，而颉颃的结果，是“所有的茶叶交易中止了”。[44]在这个故事里，中国人的茶叶行会是用一种极端的办法作手段来守护自己的行业利益。但时当中西通商而洋人能够“出没纵横”，则极端的办法又是一种时间上不可持久和空间上非常有限的办法。左宗棠总督闽浙之日曾以福建茶业为题目作奏论，已说是“闽省产茶”，行销“又以外洋商贩为大宗”。而“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故闽茶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茶”。[45]至曾国荃总督两江，又举安徽茶业为题目，由“皖茶独销外洋”说到“种种受制洋人，以致十商九困”，[46]言次咨嗟。这两段话前后相隔了19年，沿海的“闽省”和沿江的“皖省”又因其分属不同的地域而在空间上隔成两头，但与西人作贸易，显然都是同在受摆布的境地之中。与汉口比，“闽省”和“皖省”更大。因此，“闽茶专恃洋商，而洋商不专恃闽茶”，以及“皖茶独销外洋”与“种种受制洋人”之相为因果，应当更能写照当日中外贸易里的普遍性。在这种普遍性面前，以地方市场为范围的同业行会只能算是一隅里的东西，其间之不相对称是灼然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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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37 由于不相对称，彼时洋人常用“雇人分赴产茶各省地方”的方式作收买“採办”，遂以其臂力远伸，一越而过行会中的“畛域”和“定规”，于是立范围以作限制的“畛域”和“定规”都成了限制不住洋商的东西。茶叶之外，同属一个路数的还有“外国的购货商”自行向“生产者购买大豆和豆饼”、“外国商人派遣中国代理人”到内地收买“骆驼皮、山羊皮”和“草辫”、上海洋行收丝的“外籍代表”带了“买办和帐房”深入产地“收买和监督煮茧烘茧”，以及“外国的售货商”与“内地商贩发生直接接触”，[47]等等。比之借助于中间商的“採办”，后一种场合则已经是外国人更直接地走入了中国市场的内里和深处了。这一类生意既已越过了行会，便一定不会以行会的旧法为范本，但这一类生意又能引动“商贩争趋”，[48]并因之而在那个时候的贸易中别开一种反客为主的局面。西人指述这个过程，统括之曰“主动必须在我们这方面”。作为对比，是中国人指述这个过程，称之为“仰洋商之鼻息”。[49]然则两相映衬，正说明中外贸易的实际过程注定会在外国商人的催动下导致中国市场结构的变化，从而注定会打破由行会构筑起来的商业秩序。光绪年间口岸城市的行会曾有“任命一个外国律师”的“特别的规定”，用来对付“外国商人无视商律，狡猾地曲解商律以适合他们自己的意图”。[50]在这个事实里，与“无视商律”相对应的，正是原本的井然有序正在变得没有法度。因此，虽说“特别的规定”仍然意在颉颃，但用“外国律师”对付“外国商人”，则显见得行会自身也已在变化之中而不能继续沿用老规矩来守门户了，以程度而论，其间的变化应当更具深刻性。后来人论述行会的这段历史，归结为“当新资本制度之下”，亦不得不“渐缩其能力矣”。[51]而在“渐缩”所到的范围里，旧日的商业关系、商业法则、商业样式，从而商业秩序都会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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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39 中西贸易改变了中国人从历史中延续下来的商业秩序；然而，这种既有的商业秩序又总是同既有的贸易网路和贸易渠道串结在一起的。有网路和渠道，而后有真实的经济连系和商品流通。所以，外国商人虽因自由贸易而不喜欢一货有一货之公所和一业有一业之公所，但他们的生意由口岸进入产地和内地，却不能不借用一货和一业在长久经营中已经形成的空间路径和人际路径。同治年间夏燮作《中西纪事》，曾概述庚申之变以后的外国生意人和中国生意人，说是“一自通商畅行，出入自便。此后夷人入内地，即藉华商为导虎之伥”。[52]他所说的“华商”应当不仅仅指“通事”而为“买办”者。而比“夷人”为“虎”，“华商”为“伥”，显然是身在此情此景之中的意不能平。然而，他所说的远来之“夷人”须由识途的“华商”“导”而后入，则一面直观地写出了西人通商，从一开始便在寻找市场之间已经形成的商路；一面又直观地写出了这个过程里的华洋合作和共同趋利。在当日的中外贸易里，前一面与后一面是一种相为表里。时人说咸同之交，已有西人由“华商导之”径往“安徽之屯溪、江西之河口、义宁州等处”。[53]同时的湖南岳阳，则有“茶贩多系大商，现又多领洋人本钱”。[54]在产丝的浙江南浔，是“庚申以来，洋商丝市甚盛，众商贪利争趋之”。[55]以这种“洋商”和“众商”的趋近往来为起点，日后湖州的丝商杨涵斋遂能既执上海丝业公所的牛耳，又“同时被两家洋行聘为买办”。[56]他以自己的一人一身串连于华洋之间，提供了一个行会里的大佬为西人作奔走的具体实例。若以其身背后正在发生的“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57]作反衬，则他两面游走的自由和自如，无疑要比“华商导之”和“茶贩”之“多领洋人本钱”牵连更广，并因之而更富典型性地说明了西人介入本土贸易网路与贸易渠道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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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41 但西人之介入本土的贸易网路和贸易渠道，同时又在把自己的物事和自己的影响沿着这些现成的路径送得很远，随后是所到之处的次第变异。一则记载叙述“长沙苏广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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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43 初，该业营业范围甚广，所经营者不过北京江苏广东上海之各种土产。嗣以五口通商，洋货输入，西洋广竞占于该业市场矣。故该业店铺之称呼，初为京广杂货铺，嗣称为广货铺，复曰洋货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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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45 由“京广杂货铺”变作“洋货号”，是一个旧有的行业在这个过程里发生了蜕变。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上海的“京货店”和“广货店”。洋布初入沪地，于百业之中无可附着，最先是与“京货”与“广货”放在一起，跟着它们行之已久的熟门熟路在市场中作流通的。是以彼时广货店卖“棉织洋布”，所用的“包装招牌纸”上无不印有“粤庄督造”字样，循名责实，自然不可思议。但也正是借助于“京货”与“广货”的提挈，这种原本不为人深知的东西才能够进入中国人的日常消费之中，并且由近致远。迨其销路日广而后自己立门户，则昔日的“京货店”和“广货店”里便派生出了用“清洋布店”为名目的另一种生意。[59]依中国人的“百业”相衡量，这种以洋布为来源和出路的生意显然在“百业”之外。然而当其由派生而自立，这种以附着为起点的生意又在积久中积大，为本土的市场新添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棉（洋）布行业。由此所生成的“洋布公所”协和同业而调度一行，显然是与“百业”里的行会相匹配的东西。[60]在后来的历史里，洋布使土布“相形见绌”，众多的土布店虽然自有渊源，而久苦窘迫之后，也不得不从而效之，“摈弃土布改业洋布”。[61]以事论事，是新行业淹掉了旧行业。与“长沙苏广业”之内里的蜕变相比，上海“京货店”和“广货店”的这种一行派生出另一行应当算是另成一类。但推其因果，则两者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它们被通商的西方人当作网路和渠道借用，又在借用的过程里被进出的洋货改变了本来的模样，随后是旧行业的嬗递和新行业的产生。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五金、西药、染料、“洋纸”、“火水（煤油）”等等之各成一业，以及海关报告里所描述的“洋货店的数目正在一年年地增加”，[62]显示的全是同一种趋势。这种“一年年地增加”从一个地方伸展到另一个地方，累进地形成了时人眼中见到的“通都大邑洋货之店，固已鳞次栉比；即在乡僻之区，亦必有零星数家，销售杂用之物”[63]的四通八达。显见得“大邑”和“乡僻”之间由洋货贯穿起来的脉络都是以口岸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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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47 与洋货之流入互相对映的，是“泰西诸国互市上海，湖丝出口益伙”，“洋商续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64]以及“四川、河南、湖北、山西和其他内地省份”产出的牛皮“经水道运至广州”，蒙古产出的驼毛“经过张家口和通州”运到天津，四川、陕西、河南、贵州、湖南产出的烟叶运到汉口，“华北输出豆类”运到牛庄，等等。[65]土货顺着同样的渠道在向外流出去。而其所到之处，大地方和小地方之间由丝、茶、皮毛、烟叶、豆类贯穿起来的脉络，显见得也都是以口岸为中心的。这种洋货流入与土货流出的商业脉络出自沿用和移用，大半是藉中国市场既有的空间路径和人际路径编织而成的。但当其一经自成格局而别开生面，则既有的空间路径和人际路径便已被牵进通商口岸的笼罩和支配之中，成了随之转移起落的东西。中外贸易的过程抉破了产生和延续于本土市场的商业秩序，同时是中外贸易的过程又在把通商口岸造成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的集散地，集散之所在，正是物利之所归。由于每一个口岸的集和散都以周边的地域为来路和去路，所以口岸是辐射周边的东西。在辐射与被辐射之间产生的绾接和制约，与西人独有的条约利权粘连在一起，历史地构成了当日贸易中的另外一种秩序。其间的上海、广州、天津、烟台、牛庄、汉口都曾是以一口牵动四边的引人注目者。而后，口岸的数目随条约的增加而越来越多，同时是洋行的数目随口岸的增加而越来越多，这种后起的秩序便会在空间上不断地从一个地方扩张到另一个地方。丛集口岸的西方商人因之而久据于贸易中的上风，并常得控驭远近之势，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本在一种秩序里的中国商人置身于另一种秩序，不能不因时而变，日渐失落其原有的自立和自主。由此形成的轻重不等而致单面倾陂遂成了19世纪后期中外贸易里的惯性和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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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49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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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51 从事贸易的中国人因通商而与西方人相遇，又在这种单面的倾陂里与西方人合作于生意之中。而时当“夷势日横”，[66]合作便很容易变成一方对于另一方的附从，因此夏燮比引路的“华商”为“导虎之伥”，而与之相前后，巡抚广东的郭嵩焘奏疏论厘务，也在同一个主旨下亟言“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以图倚附夷人，便其私计。”[67]他所说的“行户”都是广东商人。而行户之“倚附夷人”，显然是由一种倾陂派生出来的另一种倾陂。当这些人已以“屯聚”连为一类，则数目一定不会太少。至光绪七年（1881）驻汉口的英国领事作商务报告，曾特举“悬挂英国国旗”而“航行口岸的帆船”为一节，说是“除去几个例外，出面登记为船主才能得到核准航行的那些洋人，实际上与那些船只并无任何真正的关系，因为这些船只几乎全部为华人所有”。[68]华人的船只“悬挂英国国旗”，便成了条约权利保护之下的东西，以属性而言，正是由夏变夷。然则同贸易相关的沿江运输里，中国生意人之“倚附夷人”又在广东“行户”之外另成一种样式。而与之相互消长的，则是另一个西方人所描述的，“在长江航行的大号帆船的数目”正变得“逐渐减少”。这些不挂洋旗的中国船只本来的衣食为“外国轮船”和“外国的帆船”所夺，其数目的减少正是一点一点被逼出了航路的结果。[69]若就“外国的帆船”一项作对比和推断，则其中的大半应是挂洋旗而“为华人所有者”。在这种出乎寻常规度的历史场景里，“悬挂英国国旗”和把香港当作“屯聚”之地的中国商人，是意在“便其私计”而未必真会有心想做英国人。但他们都在用“倚附”为办法作“私计”，却无异于以其逐利的共趋反照当日的中外通商，俱见利益之所归和重心之所归多在西人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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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53 19世纪后期的忧时之士说商务，曾以这种利益和重心的失衡为题目罗举而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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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55 西商正税，值百抽五，华商完厘，则有例内之追求，有例外之苛索。西人日用物皆得不税，华人仿造后乃从而征之；华船挂洋旗，则过关卡无敢过问，华店用西商标号，则虽越禁逾制，无所妨碍；华商托西人报关，则无羁滞之苦，反是，留难讹索，将不可言状。延请西士，不惜重金礼聘，华人则才技与相齐等，亦必薄其廪饩，异其礼貌。购物于西商，惟所取求，不敢谐价，入华人之肆，则百端吹求，必欲抑价短值而后快。[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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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57 这些情节刻画了华洋之间的强弱之悬殊和苦乐之悬殊，与种种悬殊相表里的，是“西商”从条约中获得的协定关税、免税制度、子口税、沿海航行权、内河航行权，以及沿海的转运贸易权等等。它们都说明，当中国人由一种商业秩序进入另一种商业秩序之日，同时又是在以自己不完整的权利与西方人过度肆张的权利交往和共处于同一个市场空间之中。而后是利益之所归和重心之所归都会成为裹挟与导引。由此演为商界社会相，在时人的眼中便是“今商务中人号称能事者，莫不串通洋商资其庇护”。其间比水路上挂洋旗的帆船更多见的，还有“通商口岸洋行林立，其中真正洋商东家，十中不过一二，而挂洋行牌子，则比比皆是”。[71]就中被称作“真正洋商东家”的外国人里，又有“本系不名一钱”的痞棍一类，“其洋行之资本，全数取给于买办之保证金。而中流以下之华人，又多视买办为十分肥美之缺，一旦有以此相浼者，其投袂而起，解囊以献，自在意计之中。洋人稔知其情，遂不惜以华商为鱼肉，而姑于营业场中，求万一之徼幸”。[72]此中之曲折显然都不能算是做生意的正路。在这些用文字录叙的“串通”之中，前一段话里说的“挂洋行牌子”，和后一段话里说的一方之“解囊以献”与另一方之“以华商为鱼肉”，都记实地提供了具体的样式，使人可以明白地看到：中国人手中的银钱是怎么样移步变形而脱胎换骨，化为中外贸易里的外国资本的。虽说“不名一钱”的洋商在那个时候的西人当中不会非常多，但像这一类本土资本化作外国资本的事实，却曾在晚清中国由中外之间的贸易肇端，而后一路蔓延，又从贸易扩展到同贸易相关联的轮船航运、银行、保险，以及码头堆栈等等外国人经营的各色行业之中。在后来的岁月里，其范围还曾延及铁路和制造。由此生成的，应当是近代经济历史中的一种长久的现象。当日疆吏作奏议，统称作“附洋行股分”，而指为通商之大弊。[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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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59 出自中国人的资本虽然被称作“附”，但就单项之比例和累积的总量而言，其数目都足以举足轻重。咸同之交旗昌洋行初办航运，“三十万元”的资本中一大半都取之于“中国的老朋友”。同治年间宝裕洋行经理保险业，到光绪初期，华商已是其中的“主要投资人”了。在这两处外国人的生意里，中国人都应当算作出钱的大户。与之相类似地获得过“中国朋友”一笔一笔资本的，还有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沙逊洋行、琼记洋行，以及丽如银行、法兰西银行等。[74]它们以自己的杂然并存形成了华商与洋商之间的一种利益连结，致此后的数十年里，中国人笔下的“华商集款附入西人公司股份”和西方人笔下的“狂热的中国人也广泛地参加投资”，曾屡见于不同的行业之中并一次次地为人所指目。[75]中国人“附洋行股分”，是在用中国人的钱供外国人做中国的生意，因此刘坤一和张之洞后来把这种用“股分”连结起来的关系比作华商“为洋商之役”，[76]说的是本为交易对手的这两种人已因其不相对等的连结而变成了一主一从。在卷入其间的中国人里，多见的是与西人合作的买办，同西人做生意的丝商、茶商、洋布商，以及与西人往来的钱庄银号中人，此外还有通商口岸中先得风气的官僚和士绅等等。这些人大半靠中外贸易致富而多金，并因此集中地握有中国社会中巨量的可供流通的银钱。而时当西方人用条约编成罗网以罩定中国之日，“为洋商之役”，则竭此盈彼之际，中国人的银钱一经转化为外国资本而归西人调度经营，已是当然地与不平等的条约利权连在一起，从而当然地具有经济上的侵蚀性。与之相对应的另一面，正是时人意中“吸中国之膏血”[77]的程度越益深而且越益烈。显见得从前者变为后者，是从一种东西蜕变为性质和类别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了。西人因其独得的优势而能够化中国资本为外国资本，又因中国资本化为外国资本而获得了更多的优势。于是，附从的过程便成了异化的过程。在后来的历史叙述里，这种异化曾久被称作“买办化”，以言其中国气味的减少。[78]而当日处在这种连结另外一头的西方生意人虽然称与之合作的中国人为“朋友”，但心中则多半不信这些人会“对洋人有什么真实的信任”。他们更相信的，是自己与中国人相比的“优越”和已经在中国取得的优势。[79]然则发生于中外通商里的这一类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的汇融，本义上是一种没有信任的以利指交。它们以自己的存在作反照，说明了用不完整的利权应对过度肆张的利权，前者会成为不断地累积的东西，后者也会成为不断地累积的东西，而后是已有的倾陂派生出后来的倾陂和一种倾陂派生出另一种倾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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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6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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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63 在商业秩序因中外贸易而促成的节节变迁里，利益之所归和重心之所归都在向西方人那一面移去。这个过程与一个一个增添的中外条约连在一起而“靡所底止”。[80]但在一个一个的条约之外，这个过程同时又牵连着欧西的政治、经济、技术以及以欧西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并因其牵连而使得发生在彼邦的种种变动一路灌入中土，并在西人手里直接化作另一种单面地影响中国市场的力量。同治八年（1869），远离中国的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两年，由欧洲连接上海的海底电缆建成。前者是工程，后者是技术，而一经为经济活动所引用，便都成了“使全世界的贸易方式改变了面貌”[81]的东西。这是一种卷地而来的变化，于是在五口通商二十多年之后，中外贸易随之而变，中国的市场也随之而变。曾在中国海关管事而熟悉各色数目的班思德（T.R.Banister）后来作著述，举茶叶出口为例说历史沿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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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65 苏彝士运河的开放和由上海至伦敦电报线的完成，急剧地变更了茶叶市场的情况。在早年，茶叶的价格是受中国情况支配的，如茶叶收成的数量与质量，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的供求关系等。在以后的年代中，一般地说，茶叶价格转受伦敦市场的情况支配了—这就是说，受伦敦存货量、英国和欧陆的销路以及人们对将来需求的估计等所支配。[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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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4367 与之相类似地为西人营造了更多主动权和主导权的，还有当日被运河和电报所改变的“生丝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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