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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伦敦市场决定着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此后中国输出的产品，其离岸的价格虽间有上下浮动，而以七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时段作统计，则显然地处在长期下降和总体下降之中。举当日居输出之大宗的红茶和生丝为实例作比较，是前者的出口价格指数在二十五年之间由91.18降到76.07，最低的一年是61.50；后者的出口价格指数在二十五年之间降到65.42，最低的一年是50.27。[96]同一个时间段里，从欧西输入中国的产品价格也在下降。但对西方人来说，这种变化是他们那个世界中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以其日复一日的推陈出新，一层一层地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减缩和劳动力不断提高的结果。因此，在他们手中，产品价格的下降首先是国内市场里的下降。以九十年代前半期（1890—1894）比六十年代后半期（1865—1869），英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平均下降了68.6%，美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平均下降了46.7%，德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平均下降了84.8%，法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平均下降了71.9%。[97]按其比例来说，都不能不算是大幅度。但当他们向中国人推销这些“机制品”的时候，他们同时又始终居于为这些“机制品”决定价格的一方。由此造成的实际结果便常常是欧西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卖得更贵。[98]举其大端而言之，从七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本色市布的进口价由每匹1.7两减到1.36两，下降了20%；美国粗布的进口价由每匹3.54两减到2.90两，下降了18%；洋漂布的进口价由每匹1.36两减到1.16两，下降了14%；英国棉纱的进口价由每担30两减到22.78两，下降了24%。而同期钉条铁的进口价由每担1.9两涨到2.06两；锡锭块的进口价由每担23.46两涨到26.15两；精糖的进口价由每担5两涨到6.47两。而这些都不在生产力提高所促成的产品价格下降之列。若用这些数字与以上所列欧西各国同一个时期里批发物价指数的平均下降程度作比较，显然是在不相对等和不相对称之中。即使加上运输和仓储一类的费用，两个市场之间不同的价格仍然差得太远。[99]这种差异说明，同中国的产品不得不按伦敦市场决定的价格实现交换一样，西人以他们决定的价格向中国市场输入他们的“制造品”，也是在非常明白地实现一种不等价的交换。而后，与进口和出口两头都存在的不等价交换相互依傍而连在一起的，是同一个时期里的中外贸易，中国一方由出超变为入超并且长久地困处于入超之中。以七十年代初作起算，除了开头六年之外，后二十年间中国的进口货值比出口货值，每年都以超出数百万两至数千万两为常态。最多的一年到过四千万两。[100]由此形成的定势，后来一直延续到下一个世纪。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和深处，则常常是发生于经济交往里的勒剥和被勒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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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口通商以来，单面的条约利权和单面的“世界贸易方式改变”，使西方人始终单面地主导着中外贸易，并因其主导而能够在中外贸易的过程里一步一步地用自己的规则改变中国人的商业组织、商业群类、商业秩序以及市场供求和市场价格。而后是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从商业开始发生变化，并在这种变化里沿着中外贸易被拽入了世界经济的勾连和波动之中。对于当日的中国人来说，勾连和波动都是种种身不由自己。班思德（T.R.Banister）后来论中国对外贸易的百年起落，于此一段历史嬗蜕尤能言之明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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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自《天津条约》订立后，渐与全球之经济组织发生连带关系，故南北美之争，伦敦金融之恐慌，及普法之战，虽其产业之地域均离华甚远，然中国之对外贸易，则已受有影响，是则中国已不克遗世独立闭关自守。[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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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国内战、伦敦金融危机和普法战争之外，对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留下过长久影响的，还有七十年代开始的“欧洲白银对黄金的交换价值，突然大大的低落。”[102]变化起于欧洲，而中国白银的对外汇率，中国对外贸易的价格和数量，白银和黄金在中国的流入和流出，以及中国人手中银两与制钱的比价和中国市场上的物价都不得不随之作起伏涨落。当这种“渐与全球之经济组织发生连带关系”的局面形成之后，其间的勾连和波动又会派生出各种与之纠结的无端搅动和市面震荡，例如后来的“橡皮股票风潮”。然而以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为着眼点，则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中外通商所造成的这种“连带关系”对自然经济的层层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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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门月报》，1840年5月号；卜舫济：《中国史纲要》，第134页。分别参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84页注③；第286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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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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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735—7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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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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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瀛壖杂志》，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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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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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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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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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368—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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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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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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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374页所引同治二年、同治九年《上海新报》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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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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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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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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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9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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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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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徐愚斋自叙年谱》，第1、13、21页。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1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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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北华捷报》，1865年9月16日，第146页。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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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上海钱庄史料》，第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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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海钱庄史料》，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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