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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日的人物作比较而言，在法国一方，宝海是一个期望用外交办法来了事的人；在中国一方，李鸿章也是一个期望用外交办法来了事的人。因此前者主张“先将中国属邦置之勿论”，同时说明“中法互相保护划定界限，则越南为中国属邦之义不言而喻矣”。[20]这种“置之勿论”与“不言而喻”的相互对等，以一种后者可以接受的方式绕开了宗主权和保护权的角牴，而后法国公使“所议越南事宜三条”，才能够经李鸿章大体认可之后转呈总署，其要端为一、中国撤回北圻之兵，法国不占越南土地，不侵越南治权；二、立保胜为口岸，滇越通商；三、在滇、桂境外与红河之间“划定界限”，北归中国“保护”，南归法国“保护”。[21]由此描划出来的，像是一种中法共管越南的局面。然则在“合规”的中国军队和增援的法国军队之外，“越南事宜三条”的用意本在另辟一路。但宝海虽是法国公使并受法国外交部调度指纵，其实说了并不能算数。至光绪九年（1883）一月，法国政局变动，内阁总理换了人，外交部长也换了人。随后是相隔不过三个月，本由法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越南事宜三条”，便因“未完全顾及法在越南之利益”[22]而为法国政府推翻。被召回的宝海经此猝来之逆挫，一时既急且愤。[23]而在中国一面，则直接承担边备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和广西巡抚倪文蔚先后奏议，同样不信这种被称作“法使保越通滇之议”的东西：“中国官军退扎一条，法兵是否退扎，并未议及，可见其居心叵测”；而“欲于红江中间分界保护”，已是“意存蚕食，显而易见”。因此事涉法越，当“务期久远之图，不堕奸诡之计”。[24]随后朝旨重申“择要扼守”和“不可稍有退扎”，并令曾与宝海“议商”的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25]于是中法之间的这一段交涉遂悄然而起又悄然而止，对中国和法国都没有产生一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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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政府推翻宝海所拟“越南事宜三条”的同时，其武力正不停地横行于北圻。同年二月，法军出河内，一路连败越军，至四月，已截断富春（顺化）粮道，兵锋直逼北宁而且窥伺山西。自其一年之前攻占河内以来，法军已经打得越南的官军一筹莫展。因此，“统督北圻军务”的越南大学士黄佐炎当越王“愤极决战”之日，曾六次檄调身为越南三宣副提督的刘永福来助，[26]由此显示的当然是一种深深的倚重。但刘永福同时又有“游击衔捐二品封典”的中国功名，并与滇省的地方官往来更多。[27]在当日的上谕和滇督、桂抚的奏议里，他与他的黑旗军都常被提及并多予关注，往往以“永福不为所并”，则“越南势可稍延”相期待。[28]由此显示的无疑也是一种深深的倚重。时至光绪九年（1883），刘永福已“踞山西、兴化、宣光十余年”，[29]因此法军进逼北宁和窥伺山西，是直接打到了刘永福的面前。比之越南的官兵，法国人更恨曾经“一战而斩安邺”[30]，并长久阻遏了通滇之路的刘永福。而不为法国人所容的刘永福同样以有战无和为久蓄之怀抱。于是当年四月刘永福领兵趋河内，与法军激战于城西二里的纸桥，并在苦苦厮杀之后“大破之”。当时身在谅江的吏部主事唐景崧记述此役，枚举其“阵斩创谋吞越之五画（上校）李威利，斩四画至一画兵头三十余人”[31]为津津乐道。而同时的法国人报告这场苦战，则直言“我们的部队如同走进屠场一样”，由此致伤致死，已占“参战人数的1∕5”。[32]其间被唐景崧称作“五画”的海军上校李威利（Riviére）时为法军主将，是一年以来领兵在北圻掠地的实际规划者和主持者，其“吞越”的创谋“常常要比法国政府更急”。在彼时的法越之间，他无疑是一个要角。因此李威利被戕仅过八天，法国的“海军及殖民地部长”已电告驻交趾支那的总督，说是“法国将为其光荣健儿复仇”，[33]俱见其心头之痛和一派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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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国一面而言，虽然纸桥之战发生在越南，但其事后追叙，则尤其强调“战士们一致认为，他们对付的都是中国人、黑旗军”。[34]显见得刘永福虽然拥有越南的官衔，而自法国视之，固中国人也。同一个时间里，越南国王则在向北洋大臣、两广总督、广西巡抚作呼求，由“近日法兵在下国北岸（圻）肆暴情形”说到“下国猥以藩属”而“实惟上国之赖”，恳祈“即委文武干员乘兵轮船三四艘，炮械精足，先（抵）顺安汛镇压，俾他（法国）有所慑而不敢肆，下国亦有所恃”。[35]这些话说明：自越南一面而言，沿用“下国”与“上国”的旧章和成法说法越之事，是他们抗不住法国之后，便理当由中国人来对付法国了。而已经进入了越南北部的滇军和桂军，虽然奉旨“严密堵守”，同时又“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36]其实身历其境，这种界限是不容易守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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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桥之战后一个月，有三艘法国兵船上驶，“直薄山西省辖之丹凤口，人心惊慌”，致纷纷“挈家迁避”。而“右军都司田福志管带奋勇一营适至山西城下，立即会同滇军悉去号衣，另树黑帜，伪作刘团勇练，列阵江干，放枪争击”。[37]在这一段情节里，显然是滇军和桂军借用黑旗军的旗号已卷入了战争。事后广西布政使奏报“关外法越军情”，曾专门夹入一节文字，叙述了这场自发而起的截击。然则时至此日，在法国人的眼里、越南人的心里和中国的实际举措里，中国一方都在越来越深地切入和缠结于法越交战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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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桥一战之后刘永福曾有进规河内之想。但在法国国内，李威利的阵亡以其太过强烈的震动，已促成了议会全体通过增兵越南的军费案。之后，波滑（Bouet）和孤拔（Courbet，Amédée Anatole Prosper，Vice-Admiral）分别被任命为“东京驻军最高司令”和“东京分舰队总司令”。其时德国的报纸说，由此形成的，是“用几百万法郎”武装起来的“一支强大的远征军”。[38]而这种远来增援的武力次第到达越南之后，立即便会化为凌厉的攻势。当年七月，法国海军已封锁水路，并从西贡用军舰运送士兵北上。同时的法国陆军则连续数日炮击越南朝廷所在的顺化，致后者没有一点还手之力。而后，半年之前曾专文“咨呈”北京礼部，向中国政府陈说“下国之逼于法”而求“天朝覆帱之恩”[39]的越南朝廷，在防无可防的境地里不得不敛手求和，同法国代表何罗杧（F.J.Harmand）订立了接受其“保护权”的“顺化和约”。而彼时他们送出的“咨呈”经长途转递之后正刚刚到达北京。显然，以“咨呈”里的“天朝覆帱”比“和约”里的“保护权”，显现的是一种用暴力营造的制宰以及暴力制宰下的丕变。而由此牵动远近，则中国、越南、法国之间的关系都不能不因此而变得更加错杂。当日从顺化停战到法越“和约”成立，仅仅用了四天。但“和约”一旦成立，在越南继续用枪炮与法军相抗持而不肯伏地归降的主要力量，就只剩下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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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此后的黑旗军便在法国人的重兵利械面前成了一种孤军。从七月到八月，原本常用出击和袭击制敌之法的刘永福，已在集聚的法军一攻再攻之下力战不支，并被逼着从怀德退丹凤，从丹凤退山西。而怀德、丹凤皆失之后，山西其实已经没有了可以固守的屏障。曾以敢战和耐战得名的黑旗军因力不能支而一败再败，又在一败再败里一程一程地后撤。而在他们的后面，正是中越边界所在的地方和出关的中国军队驻扎的地方。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恝然坐视的局面。因此当年九月粤督、桂抚各自奏告“边情”，已力言法人“绝不为中国稍留余地，是而可忍，何以谢越人，是而不争，何以示各国”，并请明白宣谕：“以越南本我藩属，北圻即我疆宇，尺寸不可以让人”。与这种疆吏的激昂相对应的，是同一个月里朝旨挟一股怒气追究此前“遽行退扎”的滇军，并峻词“申饬”滇省疆吏，令重行“扼要进扎”，不许“稍涉疏虞”。十天之后朝廷再度传旨，明申“北宁为我军驻防之所”，若法人来犯，则“惟有开仗”。[40]在当日的君权与官僚之间，这些都属严旨。于是本已深度切入了法越之事的中国，被宗藩关系里的“字小”之义和西南日逼日亟的边疆危局所牵引，不得不由此再进一步，为堵截越来越近的法军而直接地成了武装冲突中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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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月，桂军两次攻海阳，而为法国“火船”的“环城轰击”所阻。[41]十一月，“法兵轮十二艘，民船四十艘，载一月粮，陆兵三千余人，弹药车五百辆，进薄山西”。在这一路的“三千余人”之外，同时还有另成一路的二千六百多人。合而计之，则汹汹而来者已近六千人。[42]守山西的“滇、粤七营及刘团所部”与之“血战数昼夜，卒以城塌内应，因之不支”。[43]此役法人以船炮为优势，致“血战”的中国人不仅失地，并且死伤极重。而后朝廷震动，忧及“山西既为法踞，则与我军驻扎之地相接，倘再得步进步，滇粤边疆俱形吃重”。[44]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自此北宁三面受敌，桂、滇两军之通路因之中断；而已经据优势的法国人，则再派米乐（Millot）来作统帅，援兵犹在不绝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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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光绪十年（1884）二月，坌集北圻的法军总数已达到一万六千人，[45]随后法军全力攻北宁。在当时的北圻，由桂军扼守的北宁是中国军队重兵屯聚的地方。但与山西之战的“血战数昼夜”之后力竭而溃相比，北宁之战则是一种见不到节节抵抗的一触而溃：十一日，法军逼扶良，守军“营盘被炮轰破，登即败退”；十五日，法军“由扶良上犯涌球”并陷炮台，御敌的兵队不能挡，遂“各营败退”，北宁因之失守，其间所储积的军械粮食也随同城池尽为法军所有。至十六日，“广西提督黄桂兰正在督队，防营互相惊溃，旋即败走，绕道渡江，至黄云社、屯牙一路；道员赵沃带病出战，不知退至何处”。[46]于是原本守北宁的中国军队便在“惊溃”和“败走”中分崩离析，与北宁越来越远。而奉命“驰往应援”的滇军其时犹在途中。因此滇督事后奏报，以“北宁防军共计四十余营，不为不多，经营防备不为不久，乃因敌势猖獗”，而致“不能固守待援”为“殊非意料所及”。[47]以桂军之一触即溃比朝廷的尤重北宁，上谕谓之“曷胜愤懑”，于是刚刚做了五个月广西巡抚的徐延旭和领兵的黄桂兰、赵沃因“调度乖方”、“迁延不进”和“不能实力堵御”，都成了“革职拿问”的罪人。而由北宁失守追咎山西失守，又使云南巡抚唐炯也连带一同被圈入了这种异乎寻常的“革职拿问”之中。[48]但在山西之战和北宁之战以后，朝廷的“曷胜愤懑”已阻不住北圻战场上一蹶而不可复振的颓势。北宁失，溃军退太原，然而仅仅过了十多天，“太原又为法人攻取”；[49]此后一个月，守兴化的滇军以“粮米军火件件缺乏”对气焰方长的法军，又岌岌乎不俟朝命“全师撤回”。[50]然则时至此日，光绪九年（1883）秋季以来的“扼要进扎”之局已因桂军溃和滇军撤的前后相继而荡然无存。在中法之间直接对抗的军事冲突里，中国军队正在变为既不能攻又不能守的一方。与之相为交叉的，则是在同时的天津中法之间交涉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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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失守之后，由曾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Detring，Gustav von）充当中间人，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Fournier，Francois Ernest，Captain）向李鸿章转交密函，“欲为从中讲解”。他所说的“讲解”，是中法之间在战争以外的折冲周旋。由于涉入其中的德璀琳和福禄诺都是李鸿章的旧识，所以这种发端于法国人的“讲解”之说能够直接“抄呈”总署。而“抄呈”的李鸿章在那个时候常常会比朝廷更早地获得北圻战场的讯报，由此形成的判断，又很容易使他在战场与“讲解”之间更看重后者。并在“抄呈”的同时一并兼及此意。[51]时当桂军滇军接踵后退，而朝廷正苦“任事诸臣一再延误，挽救已迟”之日，[52]法国人的“讲解”之说遂成了一种能动朝廷之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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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抄呈”的李鸿章回过头来又奉旨“通盘筹画”，办理交涉事件，[53]在天津同代表法国的福禄诺“面与剖论”和“反复辩驳”。而后形成的“议定五条”由总理衙门“呈览”，自朝廷一面看去，注目处和关怀处全在“不索兵费，不入滇境，其余各条约与国体无伤”之“事可允行”。[54]而自法国人一面看去，则尤其着意的是中国军队驻北圻“各防营”之限时“调回边界”。[55]当日的“议定五条”其实还是一个草约和简约，但中国人注目的地方和法国人着意的地方各不相同，正说明两者都已在把纸面上的条文当成了可以约束对方的东西。各不相同反照了各作设想，然则“议定五条”的背后和深处，犹是中法之间实际上的没有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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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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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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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5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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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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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一册，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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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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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书，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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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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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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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清季外交史料》一，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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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05、113页；《涧于集》奏议二，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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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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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107、105、106、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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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上书，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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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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