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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58—59页；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第2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259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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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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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上书，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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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上书，第6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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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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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136、138、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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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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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四编，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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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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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书，（总）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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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304、1014页；《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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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转引自《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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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转引自上书，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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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一册，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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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见《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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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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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士议激越和中法之间的交涉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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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法国侵越发生在中国的近傍，而最先对法国作出回应的则是身在欧洲的曾纪泽。自其光绪四年（1878）奉旨出使英法，曾纪泽遂成了先识法越情事并先知“法以丢尼斯视安南，而以土耳其视吾华”[1]的中国人，并因此而不得不在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光绪六年（1880）五月、六月、十月、十二月、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光绪八年（1882）三月、四月累次地和连续地以诘问、对话、照会的方式与法国外交部交涉论争中国、法国和越南之间的往来、纠葛与冲突。其立论的重心和起点都在于“越南受封中朝，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2]他执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为事实和理由，但法国人久欲铲除和正在铲除的恰恰是这种东亚不同于欧西的宗藩关系。同中国相比，他们的重心和起点全在于“《柴棍（西贡）条约》将越南置于法国保护之下”，所以“越南以及其附属之北圻，除法国外，与任何他国全无瓜葛。法国在越南之保护权，不但加法国以其权利，且予法国以无可诿之义务”。进而言之，则在这种条约权利的笼罩之下，“越南对他国之藩属行为，与他国对越南之以宗主自居，皆直接与法冲突”。[3]由此形成的便不能不是中法之间深深的对立。中国人与越南的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法国人与越南的关系是由战争逼迫下的条约造成的。三十多年之后马士叙述这一段历史，曾直言被后者用来替代“宗藩”的“保护”，其实是在以“一个压制者”替代“一个无权之王”，[4]对于越南人来说这个过程无异是灾殃和劫难。但时当19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起源于欧西的近代外交以条约外交为通则，并在其自西向东的扩张里造出了一种强势。遂使法国人借助于这种条约与历史的对立，从而欧西与东亚的对立获得了一种宗藩秩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强横之势。因此，曾纪泽以法国人为对象的诘问、对话和照会，最终都成了不能同法国人以说理相沟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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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曾纪泽同法国人往来于这种没有结果的交涉时，守土的疆吏也已先后在奏疏论时事，由法越起衅说到中越和中法。云南居红河上游，时逢法人力谋开红河航路之际尤“密迩外寇”而不能安宁，因此，光绪七年（1881）云贵总督刘长佑说边情，着眼的是“越南与滇粤为唇齿”，而“法人志在必得越南”，要害全在由此及彼，以成其进“窥滇粤之郊而通楚蜀之路”。[5]次年，同样与越南相邻的广西巡抚庆裕说：“法垂涎云南铜矿煤炭之利已非一日”，是“其用兵越南，实注意滇疆”。[6]稍后刚刚由两广总督调署直隶总督的张树声说：“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及者”，[7]等等。与曾纪泽同法国人力争宗藩关系相比，这些出自疆吏的论说都着重于抉发与提防法人侵越的意在中国和为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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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国“用兵越南，实注意滇疆”，而“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时人由此引申，说是“法夷驶入中华，势必远涉重洋。如窃据越南，则陆路由谅山直达广西镇南关，由洮江直达云南蒙自县，海道由海东府直达广东钦州，朝发夕至，患难猝防，设有不虞，滇、粤震动，楚、淮岂能独安？”[8]这些文字虽是推论，与之相伴的则是富有感染力的心悸。所以法国人之“终在必得越南”，同时已在把越南的存亡同中国的利害以前所未有的切近程度连到了一起。而后越南的危迫便不能不成为中国的危迫。若就本义而论，这是一种因法人的侵逼而在中西交冲的现实过程里形成的联系和关系，从而是一种不同于宗藩秩序那样沿着历史延续而来的联系和关系。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旧有的历史和新来的震荡在观念里与事实中都是交缠在一起而分剥不开的。于是中国人不能不背负着旧有的历史以因应新来的震荡，当时人总括而言之，称作“非庇属国无以为固我圉之计”。[9]至“法越兵端已起”而各省奉旨“通盘筹画”边备[10]之日，则驻外公使和地方疆吏之外又引出一时朝议群起。其间雄踞言路而以激浊扬清相互呼应的士大夫们曾接踵论事，当日尤为朝野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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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八年（1882）四月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张佩纶联衔奏议“存越固边”，之后河南道监察御史刘恩溥、户科掌印给事中邓承修、浙江道监察御史丁振铎以及正在江苏学政任上的黄体芳和刚刚外放山西，已经作了巡抚的张之洞等等，皆各自上疏和屡次上疏，纷纷然陈说“筹兵遣使”之策，[11]其中笔底凌厉的张佩纶一论再论至“章十数上”。[12]这些人与驻外公使和地方疆吏一样，不得不在中法和中越之间背负着旧有的历史以因应新来的震荡，但他们由“法之谋越，亦已视若釜中之鱼，几上之肉矣”，推断“彼既定越南”，便一定会“挟新胜之威，以与我争隙地，责逃人，廓商岸，求取无厌”终至“衅端必作”，其立论则尤其重在指陈法人的“衅端”之“作”，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是一种“非笔争舌战所能止兵，亦非含垢匿瑕所能无事”的东西了。而以此申论，他们的理路和主张已不能不归于“知法志在蚕食，和约断不可凭；知越境逼犬牙，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户庭，不如急起图攻而制之于边徼”。所以，这些人虽自知“书生不习戎事”，而议及法越，则大半都会比驻外公使和地方疆吏更直接而且更高亢地言兵言战：“然则为国家久长之计，疆宇远大之谋，正不如奇，守不如战。何则？战而逞志于法，天之灵也，国之福也；即或不然，知我创痛之所在，则上下卧薪尝胆，易辙改弦，或犹未晚耳”。[13]显见得是一派激切而言之侃侃。这种激切因中法越事而起，但时当琉球刚刚被日本吞并之后，越事便不能不引出中国人的连类相比。因此朝议常常要由“越南世守藩服，今听其自存自亡而不一援手”说起，深论由此开头而致“陵夷日甚”，则“不特琉球不可恢复，即高丽、蒙古亦未必能相维相系”的“可惧”与危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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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藩解体”，[14]同时是中国四周皆为敌国。在这种深深的紧张和焦虑里，由中法越事所促发的激切其实已超出越事，牵连并包含了更富广度的历史内容和时代内容。而当中俄既立《伊犁条约》，曾纪泽取回了被崇厚丢失掉的那一片疆土，这种深深的紧张和焦虑又已与“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15]的自信和自负相交汇，化为奏议里“中土本非小弱，朝政近益清明，皇上以神武之姿缵中兴之业，上有圣母，辅以亲贤；下有虎臣，资以才俊，此实周宣伐玁狁、汉宣朝呼韩之会，夫岂孱王耎国所可比方”[16]的矜张。“周宣”和“汉宣”都代表了以夏制夷的历史故事，然则矜张交汇于激切，同一个过程又很容易地会在19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法冲突里演为以古论今，从已经过去的历史中唤来遥远的回声和比附。于是高亢、激切、紧张、焦虑和矜张都与言兵言战编织到了一起。而光绪一朝的前期时逢言路发舒，在这一类论说此起彼伏和前后相继的呼应里，高亢、激切、紧张、焦虑和矜张便俱成当日朝议中的呼应和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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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的交涉、疆吏的奏议和言路的主张都把法越之间正在发生的事看成是中国人的切己之事。由此形成的是那个时候的多数和主流，而多数和主流都会成为真实的影响力。因此光绪八年（1882）四月，在法人攻陷河南之后，朝旨令署两广总督裕宽派兵轮“驶往越南洋面游弋”；令广西巡抚倪文蔚“调关内防军出关”，以助先期出关并正在“逼迫越南东京”的另一路官军；令云贵总督刘长佑“增军备边”，所有“筹防各军即当选派将领，统带进发，扼要分布”，而“毋仅作闭关自守之计”。[17]于是从五月到八月，滇军和桂军先后进入越南，与刘永福部互为“声援”[18]；粤军则屯兵驻钦州，水师巡游北海洋面。在这种朝旨的调度里，出自广东、广西和云南的中国军队已构成了一种“三省合规北圻”之势。[19]而在中国人的对面，则是不断增援而来的法国军队。但当“合规”的中国军队和增援的法国军队各自聚集于北圻的时候，法国驻华公使宝海（Bourée，Frédéric-Albert）又奉命在与总署面议越事。而原本发生在曾纪泽与法国外交部之间的中法交涉，也大半随之从巴黎迁到了北京。之后，宝海与李鸿章在天津“议商”，其时交涉的重心又跟着移到了天津。当日中国最不能容忍的是法国吞并越南，而法国最忌惮的是中国用武力干预。而与之纠结在一起，并被立为各自的前提的，则是中国的宗主权和法国的保护权。而后是宗主权和保护权成了中法交涉之中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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