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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朝廷称“遣派公使”为“创行之典”，[42]因此同过去相比，出使的人多，名目也多。在郭嵩焘之后列名于朝旨之内的，还有以候补五品京堂充驻英副使的刘锡鸿、以布政使衔贵州候补道充二等参赞的张自牧、以江苏候补知州充三等参赞的黎庶昌、以兵部候补员外郎作三等翻译官的德明、以户部候补员外郎作三等翻译官的邬凤仪，以及名为随员而实充文案的刑部主事汪树堂、候补通判张斯栒、广东候补知县李荆门、候选县丞罗世琨。[43]除了驻英副使之称别成一格，其余使职之立名都与西国外交官相对等，而自中国言之，则皆属别立新义，古所未有。副使、参赞、翻译官和随员之外，还另有不在朝旨之内的“英人马格玛（理）及曾恒忠、舒文标、张咏清、罗照沧”等被“咨调”而来的“各员”。[44]这些人经旨派和调用而汇集在一起，随郭嵩焘万里西行，他们组成了中国最早的一个驻外国公使馆，同时他们也成了中国最早的职业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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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交往的历史过程里，由列国公使驻京到中国公使驻外，是中国人积多年困厄、挫折和认知之后的丕变和转折；是中国人在长久被动之后正在萌生的一种主动。因此，自光绪二年（1876）既立驻英公使馆，郭嵩焘便成了一个起点。而后，光绪三年（1877）刘锡鸿奉旨出使德国，何如璋奉旨出使日本；光绪四年（1878）郭嵩焘奉旨兼使法国，陈兰彬奉旨出使美国，崇厚奉旨出使俄国，前后三年之内，由于这些远行长驻的使节，中国同久为交涉对手的欧西列国，以及正在效法西人咄咄逼来的日本都已筑成了一种与过去判然不同的外交关系。在中国人一步一步融入近代外交的漫漫长路里，这是一段艰难涉过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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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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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第2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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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第2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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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书，第2314、2317、2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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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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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王曾才：《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反应》，《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七编，自强运动（二）、外交，第10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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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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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一，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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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卷五十，第2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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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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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同上书，卷五十二，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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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六，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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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书，卷五十二，第2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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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上书，卷五十一卷，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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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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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上书，卷五十五，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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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九，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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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上书，卷九十，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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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上书，卷九十，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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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上书，卷九十，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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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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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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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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