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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东华录·东华续录》第十三册，第5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三，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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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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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十八，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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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上书，卷七十二，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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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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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清季外交史资料》一，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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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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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湘绮楼日记》第一卷，第460页，岳麓书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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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郭嵩焘诗文集》第195、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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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21、22、2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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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9、38、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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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郭嵩焘诗文集》第693页，岳麓书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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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光绪朝东华录》第一册，总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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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上书，总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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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郭嵩焘日记》第三册，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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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借法自强催生的第一批留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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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自强以船炮为起点，在这种设定的路向中，借取西法本自从技术开始，之后又不能不沿着技术深入。时至同治后期，由此引入的“制器之器”和雇用的西国工匠，已为中国促成和维持了一种用移来的技术仿造洋器的过程，但前者的技术是物化的，后者的技术是没有源头的。就其本源而论，这种物化的技术和没有源头的技术显然都不是西法的止境。因此，在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里，借取西法的过程一定会要求朝前走得更远。而久怀“西学东渐”之想的容闳，正以他所倡说的“出洋留学”的“教育计划”[1]提供了一种可以对应的路径，历史地助成了洋务事业在深度上的再进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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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隶香山的容闳自幼入教会学校，19岁随传教士到美国，8年后从耶鲁大学毕业。在19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其独有的文化结构和人生履历都决定了他既是一个明显地不属于士大夫群类的人；又是一个少见的熟悉和了解西方世界的人。若以常态而论，他同士人社会之间原本会有一种深深的疏离。但时当效西法以图自强成了经世之学里的一个大题目之日，主持洋务而正在努力辨识西人西事的士大夫却能够和他走得很近。同治二年（1863），本在经商的容闳到安庆见曾国藩，与有心造船造炮的曾国藩从西国的机器厂说到中国的机器厂，洋洋乎既入其耳又入其心，并由此而改变了自己的人世路轨，从局外走入了以洋务为中心的那一段历史过程之中，容闳虽以机器说曾国藩而得赏识，但作为一个深入地见识过西方世界的人，他真正的志度和抱负其实不在机器而在教育，尤其在于留学：“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自谓这是一种曾使他全力以赴，“专心致志以为之”的事业。[2]因此，当他以能识机器和能办机器而受到另眼相看，并因之而同主持洋务的官员越走越近之后，这种“专心致志以为之”的事便会越过机器和制器，成为他意中最大的事和向当道力为陈说的事。而后，刚刚由布政使迁江苏巡抚的丁日昌遂成了最先倾听陈说，并且最早“大赞许”容闳“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之想的人。由于“大赞许”，他曾将容闳的条陈专门转呈能够影响朝廷的文祥，以期促成这种没有先例可以比附的事。但时逢文祥丁忧开缺并随后身死，人亡则事息，遂使容闳的倡说和丁日昌的“赞许”刚刚起头便突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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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三年里，不肯歇手的容闳仍在不停地陈说以重新起头，“偶因公事谒丁抚，必强聒不已”。[3]但事属前无古人，丁日昌的臂力终究有限。直到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奉旨协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容闳随丁日昌一同北上，这种“专心致志以为之”的事也被一同带着北上，送到了曾国藩的面前。于是继丁日昌的“大赞许”之后，容闳的主张又获得了曾国藩的大赞许，并在当年九月经曾国藩的“附奏在案”而被直接送到了朝廷的面前。从时间上作推算，自丁日昌一行抵天津，到曾国藩立意出奏，相隔不过两个月的功夫。可见容闳看重的事，曾国藩也看重。而立意出奏，正说明后者已经把这件事接过手来，当成了自己的事。因此过了四个月，曾国藩曾再度“附奏在案”；之后，又在同治十年（1871）七月与李鸿章联衔会奏，专疏论述“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容闳的主张能得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的热切回应，反照了从制器开始的洋务，其物化了的技术和没有源头的技术，已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成了一种有限的东西和局限的东西。而后的“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主旨正在于探其本源，其间的实质，便是由物化了的技术和没有源头的技术追溯到支撑和派生了技术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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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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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开此一途而“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申，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以“触类引申”和“扩充于无穷”为理路作论说，则相比于已有的“设局制造”和“开馆教习”，这种“远适肄业”能够做前者做不到的事，“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这个过程显示了，主持洋务的士大夫正致力于把容闳的陈说一步一步地转化为事实，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与容闳是同道者。但在容闳的初想里，“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着眼的是“西方之学术”和“文明”，他所向往的无疑是一种恢宏廓大的全面性和整体性。而曾国藩与李鸿章作奏议，则选出来的“聪颖子弟”入“泰西各国书院学习”，重心和范围都在“军政、船政、步算、制器”。其说服朝廷的理由尤以泰西各国之“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造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为振振有辞。[4]他们仍然在沿用技术为尺度以选择知识和求取知识，而技术与知识最终又都以兵事为指归。同容闳恢宏廓大而无边无际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相比，这种以兵事为指归的技术和知识显然只能圈定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就这一点而言，在曾国藩、李鸿章与容闳之间，从一开始便已取向各自不同。然而以同治年间的中国为具体的历史环境，则能够进入那一代忧时之士视野之内的西法，总是同时务中的要目相榫接的西法，并因之而总是具体的西法和有限的西法。洋务本以兵事为起因，并由兵事作主导，所以由主持洋务的士大夫主持留学，他们为出洋的“聪颖子弟”择学业，便一定会选取“与用兵相表里”的“军政、船政、步算、制造”。他们是一群造时势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一群被时势四面制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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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容闳是美国留学生，与彼邦学界人物相熟识，也由于“美国新立和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5]因此，借用既有的条约便利，中国人从一开始便为自已最早的留学生选定美国作为落脚的地方。在曾国藩的预想里，这种远走彼邦的万里求学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然则其意中的“聪颖子弟”以年龄而论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少年，本属识字读书犹未全通一类。因此这些人被“带赴外国”，须“悉归委员管束”，于西国课艺“务求学术精到”之外，又应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6]他希望出洋的“幼童”虽远走万里，而依旧能在中国人的管和教之下，庶几获得西方知识的同时，不致于失掉中国的德性。从这种知识与德性分属两端的虑远之想里，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用力促成了留学西洋的士大夫，其期望所在的地方，常常又会是其用心深而且用心苦的地方。因此，被他选中用作“委员”以“携带幼童前往外国者”，除了先倡此议的美国留学生容闳之外，还有出身翰林的“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而后者的“实心孤诣，智深勇沉”和“精悍坚卓，不避险艰”[7]尤能得其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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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奏折里说：“臣精力日衰，自度难策后效”，而犹“思稍立基绪”，以待将来“渐次拓充”。[8]这些话里兼有一个年已迟暮的儒学士大夫身当衰世的心事和心愿。就其一生而言，这是他所做的最后一件影响了历史的事。会奏之后七个月，曾因藩死于南京，又过了五个月，第一批留美的三十名“幼童”已从上海启程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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