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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到光绪元年（1875）九月，中国分四批先后送出了一百二十名留美的学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会奏里，原拟“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9]而总署奉旨议奏，则引同文馆旧例，改此一节为“如有愿往泰西之人，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者一律送往，以广人材”。[10]就地域而论，是范围更大了。然而最终被一批一批送出去的学生里，有八十二个人出自广东，而“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11]以总数一百二十人作计算，显然是一省独占了极大多数，可谓全出总署的初想之外。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这种太过悬殊的比例非常明白地说明：在走向世界的过程里，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地域上的不平衡。而当这些学生到达美国以后，便“分处于新英国省（新英格兰地区）之各人家，每家二三人”，因此在他们接受新知识之前其实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家庭和美国的社会。显见得这样一种居处方式也不在总署的初想和当日预立的章程之内。而后，由于这些接受了中国学生的家庭都属彼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因此中国学生所看到时美国便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美国；由于这些接受了中国学生的美国家庭表现出来的善意和善待，因此中国学生“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遂“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对于留美的学生来说，由此发生的变化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曾属一百二十人之一的温秉忠多年以后追述这段历史，说是“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这些对他们终生影响至大”，并直言当日的幼童已是“‘美化’（Americanized）了”。相隔了五十来年，其追述之中仍不无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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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是一个过来人，从而是一个深知其中之乐趣的人，但对于带着幼童西行，而本职在于管和教的朝廷命官来说，这种变化无疑都不会被当作是乐闻乐见的事。因此守职的委员陈兰彬与放任的委员容闳便先起“龃龉”。[12]在后来的回忆里，容闳余忿未息，常常要痛诋陈兰彬之“顽固”和“揎拳掳袖，准备破坏新政，以阻中国前途之进步”。然而与陈兰彬相比，同容闳“龃龉”更深的，还要算是另一个起家翰林的委员吴子登。所以在容闳笔下，对他的痛诋又深一层，至称其为“留学界之大敌”，称其“性情怪僻”，称其“本为反对党之一派”，所以“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制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13]其实吴子登到美国管留学生之前，已做过广州同文馆的教习，也曾随使出洋，到过外国，且是当日士大夫中少有的能识英文的人，[14]显见得不能算是完全没有见过世面。但与领着幼童刚刚初到美国的陈兰彬不同的是，他在光绪五年（1879）接手管理留美学童委员一职的时候，上距第一批学童到达美国已经过去七年，距第四批学童到达美国也已过去四年。在岁月造成的大幅变化里，他所见到的这些已经“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并正在“美化”之中的幼童，从外观的形象到内里的意识都不会再是旧日模样。因此作为一个既管且教的监督人，其反应一定会比陈兰彬更强烈。但作为一个官僚，他所用来为学生纠偏的东西又只有官场里的权威和权力。一则记载说：“斯人甚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而其妆模作样，则有过之无不及。故当接任之后，即招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而“各生谒见时，均不行跪拜礼”。之后是用“鞭笞”衔勒“泛驾”之马，致“弱者呼謈痛，强者反唇稽”，[15]这些当然都会牵及容闳，于是往日尚是“龃龉”至此已成冲突。其时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一封里论留学事务，而言及其间的“抵牾已久”，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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迩年以来，颇有议莼甫（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往岁荔秋（陈立彬）出洋，曾与面商，请其照料局务，荔秋亦慨然允许。而前年子登到局后，叠函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宜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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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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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平心察之，学生大半粤产，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枘，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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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李鸿章的话像是更近实一点。时当19世纪七十年代，留学生容闳和翰林陈兰彬、吴子登，背后各自有着一种借以依托的价值。由于两者共同管理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所以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变化一定会牵动两者。而由此引发的“龃龉”和冲突里，比人品之优劣更富力度的其实是不同价值派生的分异。因此一个人的“龃龉”之后继踵而起的还有另一个人的“龃龉”，而且发生在美国的“龃龉”还会延及国内，致言路上奏，指“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学生等毫无管束”，而后朝旨远达美国，令彻查并“从严参处”和“严加管束”。[17]曾经带了幼童一同出洋的陈兰彬，此日已是驻美公使，他在回复朝廷的奏折里由言路的指责再作引申，而走得更远，主张“将各学生撤回内地”。当初曾国藩期望他能够实现自己心中的“远大之效”，但他的眼识和胸襟太过狭隘，不是那种能够在回应西潮的过程里负重致远的人。所以多年之后已认识不了和驾驭不住这种由他一起助成的事业，并最终掉头而去，与这种事业断为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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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里，从一开始便和曾国藩一同联衔会奏，为中国开此一局的李鸿章面对委员、公使、言路、朝旨的众声喧哗，已是时与势皆属今昔殊异。他比这些人更深地了解中西交冲里内含的时代内容，从而比这些人更深地了解留学西洋对中国的益处，因此曾引“美前总统格兰德及驻京公使安吉来信”，并“美国各书院总教习等公函”为助，既以“无端全撤，美廷必滋疑骇”立说，又以“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立说。然而身在众声喧哗之中便是身在逼仄局促之中，因此在陈兰彬的奏折之后，他有心要为留美一局延一点生机，只能指望用“半撤之法”以抵消“全撤之议”。[18]但总署比他更经不起众声喧哗和朝旨之诘问，于光绪七年（1881）五月已奏请了此一局，说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以致旁骛斜走，“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然后统括言之曰：“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19]于是从同治十一年（1872）以来，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过程在维持了九年之后便就此而止。随后，除掉奏议里说的“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之外，这些留美学生中其余的九十四人都同西来之日一样分批东返，被遣回了中国，而其中的六十多人在一路辛苦之后已进入了美国的大学，彼时正在学习“外洋之长技”的日起有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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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作“肄习西学请奖折”，列叙这九十四名留美学生在回国之后融入和承当各色洋务事业的过程：头批“二十一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有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经臣扎饬津海关道周馥会同机器、电报各局递加考验，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迄今又逾四年”。然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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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募学生出洋肄习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惟事属创办，风气初开。该学生等童年应募，远涉重洋，学成回华，分派各处当差，均能始终勤奋，日进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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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西洋教习及泰西各国水师兵官，咸谓该学生等造诣有得，足供任使”以申其论。[20]与四年之前的众声喧哗相比，这些话更真实地评述了作为一个历史群体的留美学生。而举“出洋肄业西学”为“中国自强根本”，则又说明：自同治十年（1871）与曾国藩联衔会奏以来，他始终此心未改。与之相呼应的，则是那一代主持洋务的士大夫以此为共有的识见。因此，在留美之后，继之而起的还有福州船政局和北洋大臣经营的留学欧洲。在这种前后相继的过程里产生过影响了后来历史的人物。其中之最著名者，便是以“天演”译述进化，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历史带来了进化论时代的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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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21、122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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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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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书，第12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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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331—7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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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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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同上书，第7332—7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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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书，第7331、7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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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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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7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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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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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钱钢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57页，文汇出版社2004年；《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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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容闳：西学东渐记·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林汝耀等：苏格兰游学指南》，第129、137、271—272、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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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书，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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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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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05、3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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