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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清史稿》第四十一册，第12514页；《清碑传合集》五，第4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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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清史稿》第四十册，第12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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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九，《筹议台湾事宜折》（光绪三年正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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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丁日昌集》上册，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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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第645页，中华书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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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李鸿章全集》第九册，第2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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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清实录》第五十三册，第56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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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铭传文集》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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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上书，第9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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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上书，第98、99、106、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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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左宗棠年谱》第403页；左宗棠《台防紧要请移驻巡抚折》，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试论刘铭传与台湾建省方案》，《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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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9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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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彼时台湾一地的关税，已多于广西、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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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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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刘铭传文集》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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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光绪朝东华录》第二册，总2046、2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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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回应与冲击（二）：北洋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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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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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开始便以“船坚炮利”称西人之长技，因此枪炮之外，中国人一开始便为了造兵船而着手造轮船。但当中国人着手造轮船的时候，对于轮船之用为兵船其实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和清晰的成算。先倡造船的曾国藩说：“造船一事，鄙意本在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而“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1]同样先倡造船的左宗棠说：“我无火轮之船，致彼族得居为奇货”，遂使“中国自强之策”不得不立于“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2]这两段话以其显然的相近与相似，说明了中西交冲之初中国人看轮船都是从大处着眼和只能从大处着眼。由于从大处着眼，所以“夺彼族之所恃”之后，轮船用于防海的实际过程犹是一种没有细节性和具体性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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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十多年魏源作《海国图志》其中的《筹海篇》有一节文字曾专门推论轮船之用于防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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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潮不顺时，我舰可藏于内港，贼不能攻，一俟风潮皆顺，我即出攻，贼不能避，我可乘贼，贼不能乘我，是主之胜客者一。无战舰，则不能断贼接济，今有战舰，则贼之接济路穷，而我以饱待饥，是主之胜客者二。无战舰，则贼敢登岸，无人攻其后，若有战舰则贼登岸之后，船上人少，我兵得袭其虚，与陆兵夹击，是主之胜客者三。无战舰，则贼得以数舟分封数省之港，得以旬日遍扰各省之地。有战舰则贼舟敢聚不敢散，我兵所至，可与邻省之舰夹攻，是主之胜客者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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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推论言之井井有条，而表达的却是没有轮船的中国人涉想轮船防海的纸上谈兵。魏源以主客设比方说“海战”，而牵及“内港”、“接济”、“夹攻”和“得袭其虚”，显见得其意中之防海全以守海岸和守海口为根本之所在。是以“战舰”虽属利器，其位置则不能不附着于海岸和海口。在那个时候，用这种守海岸和守海口的办法来对付海上之警曾是历史留传下来的成法，从而是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办法。因此魏源之后，中国人虽已开始效西法造轮船，而以守海岸和守海口为立脚点，轮船之用于防海的路数则与西人西法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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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管闽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以轮船产出渐多，“不能不分布各口”，而“平日各不相闻，临时各不相习”为大不便，奏请“简派轮船统领”，并“附片密保”一员。[4]而后闽局制造的轮船便自成一路，在“统领”提调之下组成了不同于旧式水师的福建舰队。稍后曾国藩由闽厂调员到江南，以“综理轮船操练事宜”。[5]于是沪局制造的轮船组成了另外一支不同于旧式水师的舰队。在更南面一点的地方，相近的时间里还有“粤省先后购置轮船共有大小七号，历年分道出洋巡辑”而“甚属得力”[6]的以实事程实功。广东的轮船虽是用钱买来的，但以属性归类，显然也是一种不同于旧式水师的舰队。福建、江苏、广东前后相接地在做同样的事，具体地显示了那个时候新式舰队与旧式水师的嬗递，以及这种嬗递实现于一个一个省份之中的由来和路迹。同造船造炮一样，这个过程也起自于地方的历史主动性。然而又同造船造炮一样，从这个过程里产生的新式舰队也是归地方调度并且以地方为界限的。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海口虽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而守海岸和守海口则是此省与彼省各自成一段。刘坤一总督两广之日奏报“简练水军”，说是“粤东洋面，延袤数千里，筹办防务，非轮船似不为功”，所以粤省“轮船日见其增”。[7]显见得他的眼界在“粤东洋面”，同时是轮船日增，巡游时范围也在“粤东洋面”。而何璟总督闽浙之日，则曾以“闽省海防紧要，兵轮未能悉数调操”为辞，拒绝福建舰队北上参加“合操”。[8]与刘坤一相比，可谓理路同属一类而言之越益明切。粤省和闽省的舰队各守一段，江苏的舰队也自守一段。是以其巡游洋面，“活动范围总不乎外吴淞口以外至浙江舟山群岛之间”。[9]以地域而论，是用心用力都在于长江口，并因此连带而及浙江洋面的一部分。在这种各省办各省的舰队所形成的局面里，当日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也曾以“东省海道绵亘三千余里”为理由作奏议，申论“轮船出洋梭织，巡哨防范”之不可少，并请“分拨”闽局产出的“大号安澜轮船”。[10]其意中自是在为“东省”立舰队作筹想。而引“东省海道绵亘三千余里”作概括之辞，则说明其目力之所及同样是以一省的范围为限度的。这些实例演示了出自西法的轮船当日编入中国海防的过程。而就一省与一省之间太过分明的界域而论，显然是新式舰队与旧日水师嬗递之际，后者的部分样式和内容同时又被前者承接和保留下来了。在“粤东洋面”、“闽省海防”和“东省海道”的种种指称里，水面的界域自始至终都是由海岸的界域和海口的界域派生的，因此巡游洋面的轮船自始至终都不会与海岸与海口离得太远。与魏源当日论“筹海”而以轮船附着于海岸和海口的设想相比，这些最先出现于东南海面的舰队可谓理路佥同，布局也佥同。显见得时当同治后期，中国人虽然已经在用西法造轮船，而于用船一途其实还没有汲取太多的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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