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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35 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出兵侵台湾，致南北海疆一时俱警，时人谓之“琅峤一役，合沿海七省因台事而设防，耗饷何止千余万”。[11]由此形成的既是冲击，也是刺激。而事后深思，这种“合沿海七省因台事而设防”的事实，已非常明白地说明了海上有警之日，绵延的海岸和海口是没有办法分成一段一段的，从而说明了往日的筹想并不足用和并不合用。因此冲击和刺激都会改变中国人防海的观念。同一年总理衙门奏疏论海防，遂别开思路，力言“各海口固须设防，然非有海洋屹然重兵可迎堵，可截剿，可尾击，则防务难于得力”，并由此推演而倡“另立海军”。[12]与粤海、闽海和江苏的舰队相比，这种被称作“海军”的“海洋屹然重兵”既被用作“迎堵”、“截剿”、“尾击”无疑已不再附着于一段一段的海岸和海口。在当日的中国，从各有界域的附着到向往中的“屹然”，是一种观念的大变。王先谦曾申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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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37 夫目下筹经费备船械，原以先固海防，非遽轻言海战。然通南北九千里之洋面，必在在筹防，毫无渗漏。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以御之，虽愚者亦知守之不可尽恃也。故必能战而后能防。[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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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39 守海岸和海口重心都在防堵。但“在在筹防”与“毫无渗漏”，说的都是单面防堵之下的防不胜防而致防不能防。事至“守之不可尽恃”，而后“坐待敌人来攻”的防堵便不能不变为“出洋”力拒，以行“迎堵”。由于“琅峤一役”以其震动而成震惊，这些道理都容易成为当日身在局中的中国人和关注时务的中国人共同的感受，并正被岌岌乎引来规划眼前和后来。因此，丁日昌巡抚江苏之日为七省海疆筹度的“海洋水师章程”虽然当日知音无多，这个时候则因“筹办海防”，而被重新提起，由朝旨送到“南北洋通商大臣”和“临江沿海各将军督抚”面前，成了必须“妥筹复奏”的东西。作于几年之前的“海洋水师章程”之能够在此日应时，是因为其重心贯注于“外海”，尤以“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而“沿海要害，互有关涉”为着眼点，先倡海上之兵船应整体贯连“如常山之蛇，击首尾应”。所以与海洋本身的“联为一气”相对称，则不得不抉破地方界域，另设“北、东、南三洋提督”，统绾“洋面南北五千余里”。[14]这些筹度虽是出自旧作，但在“琅峤一役”之后，却为总署奏议里的“海洋屹然重兵”提供了一种可以延展的具体构想，从而使疆吏纷纷然的“妥筹复奏”有了一个共议和归拢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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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41 在丁日昌议“海洋水师”的“章程”里，被当作“第一利器”的是“大兵轮船”。而经历了“琅峤一役”的中国人则尤其畏惧“铁甲船”，并因之而尤其看重“铁甲船”。其时文祥追论台事，曾言之愤然地说：“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藉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以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15]他的话陈述了朝廷和疆吏共知的事实，所以他的话能够代表彼时共有的感受。日本人初试“西洋兵法”，便用铁甲船逼得中国人难于动弹，这种太过深刻的印象直接而且对应地促成了中国人的心里的铁甲船情结。因此疆吏群议“海洋水师”，其“妥筹复奏”大半都要牵及“购办铁甲一节”。[16]而在主事的中国人意中，则同铁甲船连在一起的，自始便是最先把铁甲船引来同中国人相对峙的日本。由于“倭人习惯食言”，所以其“后患”不可测度；由于“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所以“明季之倭患”便很容易成为一种历史比附而致远望来日的“岌岌堪虞”。于是中国人筹办海洋水师，遂不能不“惟防日本为尤亟”。[17]对于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变化。当日“沿江沿海”的疆吏曾围绕这些题目共议半年之久，其间的各自立说虽牵汇多端且异同杂陈，但筹海防的观念则因之而获得了一种更新、推广和深入。之后，朝廷于光绪元年（1875）下诏“通盘筹画”，以图“自强之计”，并为七省海疆的战和守划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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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43 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著悉心经理。如应需帮办大员，即由李鸿章、沈葆桢保奏，候旨简用。各该省督抚当事事和衷共济，不得稍分畛域……至铁甲船需费过巨，购买甚难，著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再行续办。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拨应用，即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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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45 “北洋海防事宜”和“南洋海防事宜”，都已越出了“粤东洋面”、“闽省海防”和“东省海道”那种以省立界的地域范围，就这一点来说，已是有取于丁日昌的“海洋水师章程”。而丁日昌倡始的“三洋提督”经疆吏的群议和共议之后成了朝旨中的“北洋”与“南洋”，则其意向显然更近于李鸿章“筹议海防”一折里所申说的：“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而后不能不“分别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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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47 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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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49 以当日有限的人材和物力对应数千里漫长的海岸线，李鸿章的这些话出自就其所有而作量度盘算，无疑比丁日昌以“大小四十八号轮船”立三洋水师的规划更切实一点，也因之而更能打动其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朝廷。与之相关联的是，他所分列的“最要”和“次要”虽然不在诏书颁布之内，而作为一种定见，却已预示了北洋和南洋的“海防事宜”在此后之轻重不相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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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51 以七省海疆划为北洋南洋，是中分黄海，将山东、直隶、奉天归入前者名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归入后者名下。虽说七省之外，广西南部也有一段海岸，而其所临水面则在粤海范围之内，历来归广东兼管。然则当朝旨初下之日，南洋范围之内的江苏、福建、广东已各有一支舰队，虽说规模与章法都远不能称具足，而比之北洋海面见不到成队兵轮的空空荡荡，犹是一路领先。但就朝旨意中被当作整体的“南洋海防事宜”而言，这种领先所造成的既是一种已成的局面，又是一种因其已成而难于聚拢的局面。沈葆桢以两江总督奉旨“督办南洋海防事宜”，而在其直接管辖的江苏以外，同处于“南洋海防”之中的浙江、福建和广东都各有总督、巡抚，从而各有与沈葆桢平行和相等的权力，而被称作“海防事宜”的种种物事又无不在这种权力的笼罩和管制之下。而后是两江总督虽然例兼南洋大臣，而督办海防常常会困于疆吏对疆吏的权力颉颃和门户分立里。朝廷不是不知道这种既有的权力结构和门户意识积之已久，于“海防事宜”易成重重窒碍，因此诏旨部署筹办海防，曾特意提撕，以“各该督抚当事事和衷共济，不得稍分畛域”为言之谆谆。然而以事实论事理，则此省与彼省之间本自各立界限，疆吏守土，其权力以此分，其责任也以此分。而咸同两朝里十多年内战所引发的国家权力下移，又已使这种界限更多地与不同地方的不同利益相牵结。与之相比，诏旨之言之谆谆显见得太过悬空而不会有实际上的约束力。因此，光绪五年（1879）朝廷令地方“筹集巨款”供南北洋“购买铁舰等物”，而两广总督刘坤一以“臣等承乏广东，职守所关，自不得不先为广东悉心筹画”为回应，并指陈粤省之种种艰难困窘，然后吁请说：“南北洋办理海防多年，诸事应有头绪，可否准由广东截留粤海关原解南北洋四成洋税，改解本省司局？”[20]这段话同朝旨的命意全然相悖，而其引为说辞的道理，则都是广东之“竭蹶异常”，[21]从而是广东之自有畛域。同一年沈葆桢以“兵少贵合”和“不分畛域，共巩海疆”为旨义，并以“洋面辽阔，能容多船”的吴淞口为“适中之地”，请调各省兵轮“两月一赴”按期“联䑸操演”，冀能“号令归一”而“运掉皆灵”。[22]就那个时候的“海防事宜”来说，这些都是题目中的应有之义。但拥有兵轮而且自成一队的粤省和闽省皆漠漠然视之而不肯起而应和。曾作浙江巡抚，并因之而当日身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梅启照后来奏疏论海防，又由此而论及其间的曲折，说是“上年松江提督李朝斌，统领轮船会操于上海，浙省允之，而闽省驳之。盖以上海为总汇，似乎以提督节制提督，非所愿也”。[23]这种“非所愿也”，着重说的是福建地方长官的私意。但在更多的时候，畛域往往并不全然关乎私意。因此，前此三年江苏曾向福建调用闽厂新造之“登瀛洲兵轮一号”，而四个月之后时任闽抚的丁日昌已以“日斯巴尼亚有窥伺台湾之意”为理由，“奏请将登瀛洲调回”。江督沈葆桢随后也作一折，向朝廷陈说“台湾有警，长江即应一律设防，上海轮船无多，以扼吴淞口门户尚虞不足，长江原非一船所能济事，若登瀛洲拨还闽厂，并此一船而无之，设外警猝来，凭何调遣？”并不得不“函恳”丁日昌，“如长江有警，请迅饬杨威等船联䑸北来，以壮声威而资指臂”。[24]在当日的中国，丁日昌和沈葆桢都是力倡海防并同心同德的人，而一旦分属江苏、福建，则不能不因身在畛域之中在外患迫来之际而各顾一头，分为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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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53 这些实例都说明，沈葆桢虽然奉旨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并且有心力图自强，而其调度兵船的臂力其实很难越出两江范围之外。因此“会操”之后，他只能由大处着眼改为小处着眼，以“此后闽船未必来，他处更可想”，而“江、浙两省，总可按期不误”，作为预期中能够靠得住的规模和范围，其筹划之重心遂退而移为“船愈少，练愈宜精”，指望“但得八船俱臻纯熟，亦得尺得寸之效也”。[25]与原本的“联䑸操演”之想作对比，不能不说是心长力绌而四顾落寞。然而“得尺得寸之效”犹在期待之中，当年岁末沈葆桢已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计算时日，与轮船会操之期相隔不过六个月。就其怀抱而言，可谓赍志以殁。从同治中期以来，沈葆桢多年主持闽局而且先创舰队，在当日的士大夫中，他是最早对近代海战和海军抱有自觉意识与明晰构想，并引为责任而甘心为之辛苦经营的人物之一；也是为清议所许，兼有个人勋名与一世物望的人物之一，合两者为一体，便成了难以替代。因此，沈葆桢之后继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于海防一节便不得不相形见绌。作为一个由军功起家的疆吏，刘坤一当然算得上是兵事里的内行，但说到海上的兵事，则自谓“身任海疆，际此多故，而于兵轮一道，诸事茫然，可笑已极”。[26]其间的局限和无奈都是非常明白的。因此以抱负和识度而论，他比沈葆桢更不足以控驭“南洋海防事宜”。于是，在那个时候被统称为南洋的范围里，当初以地方为依托各自产生的舰队仍然以地方为空间各自谋伸展。而后是曾经一路领先的南洋又因其作始之日的既成格局而年复一年地脱不出分散的轨路，迨北洋崛起，天下之物力与海防的重心随之节节北移，分散的南洋遂始终无法形成朝廷向往中的“海洋屹然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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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55 同南洋相比，同光之交的北洋犹是“三口洋面辽阔”，而“向未专设巡洋水师，亦无捕盗轮船”。用为稍壮声威的，仅仅是从沪局和闽局分别调来，以“轮替出洋驻泊”的两只轮船。[27]因此李鸿章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之日，曾自比为“无钱无人”而“空拳独张”。[28]以视彼时的粤海、闽海和吴淞海面不能不说是瞠乎其后。然而，北洋筹海防于“琅峤一役”之后，日本的冲击和刺激同时又在使日本的海军成为一种具体的样式和直接的对照。比之福建、江苏和广东之各就已经制造的船只和陆续购买的船先后成队，则日本的样式和对照从一开始便已为北洋的舰队提供了一种既定的规模。是以初筹防海而于此还不太内行的李鸿章在光绪元年（1875）曾向沈葆桢作信请教，说是“总署原单所称先创水师一军”，以北洋而论，“究竟一军应设兵轮若干只，何人堪为统领，敬求酌示”，并祈“所有一切机宜，幸随时教督其不逮”。[29]稍后沈葆桢以其积年阅历作估量而应答之曰：“鄙意得铁甲船两号，若扬武兵船者六号，若镇海兵船者十号，亦可以成一军”；其统领则“必由学堂出身而历试于西洋、洋人推重者”。[30]这些话应当是认真思考的结果，而对于切近地见识过日本“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31]的沈葆桢来说，日本舰队的规模便不能不在他认真思考的过程里影响中国舰队的规模，随后是北洋“一军”的筹与立从一开始便已不同于南洋的样式。而其构想之宏大出自“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的沈葆桢，则又可信地说明了当日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种用日本作比照的人心同此理背后，同时是朝议以“惟防日本为尤亟”的忧思也从一开始便已移入其中，化作了北洋“一军”把日本当成对手的自觉意识。所以李鸿章注力于操办兵轮铁船之日，曾列举“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而后统论之曰：“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32]日本人初学西法便以巨舰“逼视我中国”，[33]对于同样在效西法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巨舰和“逼视”都成了一种直接的影响和深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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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57 当日军侵台致朝廷和地方大议海防之日，总署主张购铁甲船，文祥主张购铁甲船，沈葆桢主张购铁甲船，李鸿章主张购铁甲船。[34]其间的呼应和共鸣都意在用中国人的铁甲船反制日本人的铁甲船。彼时总署和疆吏都相信英国产出的洋器靠得住，于是在“阿思本舰队”买船和退船的风波过去十二年之后，中国一方再请英国驻华公使作中介，“属其转咨本国管理衙门查照办理”。然而“威（妥玛）使复文，该国铁甲官船碍难办买，并据面称，英商现无制成铁甲轮船者”，[35]英国人并不想把铁甲船卖给中国。而同时赫德则在向得不到铁甲船的中国人力荐“英国新造破铁甲船之巨炮”，以及装载这种“巨炮”的“铁炮船”。[36]对于眈眈注视着日本铁甲船的总署和李鸿章而言，当彼有我无之际，可以用来“破铁甲船”的东西便不能不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因此光绪元年（1875）中国人经赫德之手向英国购买了四艘这种被称作“水炮台”和“蚊子船”的炮船。船到之日，“验收”的李鸿章“亲加演试”，并在奏报中罗举细节，称之为“实系近时新式，堪为海口战守利器”。[37]有此赞辞，后来中国又分两次向英国购买了七艘同样的炮船。而这十一艘用一百四十五万余两银子买来的“战守”之“利器”中有六艘都归到了北洋，计算比例，已占一半以上。但被期望用来破铁甲船的“水炮台”其实炮大船小，是一种构造不相对称的东西。因其不相对称，遂至“炮笨船脆，受敌则不固，运驶则不灵”。[38]至光绪六年（1880年），刘坤一在一封信里说他路过天津之际，与李鸿章“论及蚊船一事，合肥闭目摇头，似有悔意”。[39]显然是此日之李鸿章已经深知“水炮台”的局限。这种事后的“悔意”既说明了买兵船的急岌，也说明了对兵船的外行。而中国人筹海军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正是在这样试错之后又纠错的七颠八倒中走过来的。而在中国人的认知发生变化和深化的过程里，曾经出兵侵台的日本沿其越境扩张之势，又横暴地灭掉了琉球。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再度扑来的冲击和刺激。并直接促成李鸿章切论时势并重申铁甲船：“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彼既挟所有以相陵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而尤以“能与铁甲船敌者，惟铁甲船”[40]为警策之辞。其中显然有着买错了“铁炮船”之后的益信“铁甲船”。他以时势说海防，因此能够动朝廷之心。而就事权而论，则“沈葆桢卒后，海军之规画遂专属于李鸿章”。[41]于是自光绪六年（1881）开始的五、六年之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中国人先后从英国购入四艘巡洋舰；从德国购入两艘铁甲船和三艘巡洋舰，与这些高吨位的兵船一同购入的，还有出自英国和德国的多艘鱼雷艇。[42]这些巡洋舰、铁甲船和鱼雷艇都尽属北洋海军，若加上之前购置的炮船以及从沪局和闽局调用的轮船，则同曾经领先却又始终分散的南洋舰队相比，北洋海军的规模已是驾乎上之。而与这种“海洋屹然重兵”相匹配的，还有正在修筑之中的一时“巨工”旅顺军港，以及大沽船坞和塘沽炮台。中法战争以后，又有北洋调度之下兴筑的大连湾炮台群和威海卫炮台群。这个过程不能不算引人注目，但这个过程里的每一步又都是用一堆一堆成色十足的纹银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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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59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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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61 同光之交议海防，已由“简器而及度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尤力请宽筹饷需，停不急之费用，谋至急之海防”。[43]而后朝廷指拨南北七处海关的四成洋税，江海关四成洋税中的二成，以及苏、浙、赣、闽、鄂、粤六省厘金项下划出的不等数目，集成总数四百万两的饷款按年分解南洋、北洋，以供“筹办海防事宜”。彼时北洋犹在一事无成而赤地新立之际，所以管南洋的沈葆桢由全局着眼谋防海，自愿先让北洋。其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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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63 总署所筹巨款，本有分解南北洋之说。窃思此举为创立外海水师而起，分之则为数愈少，必两无所成，不如肇基于北洋，将来得有续款，固不难于推广，万一有急，一日千里，亦召而立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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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65 后人论沈葆桢，称其“清操绝俗，思虑深长”，[45]以这一段文字论心怀，不能算是虚词。但时当国家度支四面破漏之日，这笔钱虽出自朝旨指拨，其实并不牢靠。后来华北大旱“晋省告讥，朝士议提海军款以济之”，沈葆桢因之“大戚”，并“贻书李鸿章争之，谓‘葆桢老病不及见，必为我公异日之悔’，遂奏请将前项协款仍以分解南北洋”。[46]南洋的让出和收回，都以海防为本位而一以贯之。于是在“统解北洋”两年之后，“自三年七月起”，被目为“巨款”的海防经费便“分解南北洋各半”，[47]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海军衙门成立为止。以时间计，前后总共八年。若就账面作核算，则十年之间北洋应得之数已有二千四百万两。但在国计大绌的时代里，事涉银钱，户部没有章法，地方也没有章法，因此账面上的数目大半都不是实际上能够得到的数目。与此相对应，则是指拨常常需要一遍一遍地申诉和催讨。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曾作“请拨海防经费折”，追说多年以来“北洋海防经费”之“短解日多”，以其言之既憾且愤为这个过程里的紧张和纠葛提供了种种具体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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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67 议拨以后未几，而抽分洋税一半，抵还西征借款矣；未几而另立招商局轮船货税名目，改解部库矣；又未几而议准广东厘金截留本省，福建税厘留抵台防矣。在部臣屡改已拨之款，若以北洋切近畿辅，防务尤要，则议改一款必须议增一款，以符初议。乃止议抽拨，未议添拨，至使外省视海防为无足轻重，解款日少一日。臣于光绪三年八月间，曾将北洋饷需披沥上陈，而报解仍未有起色。如广东、江苏、福建三省厘金奉拨以来，未解分毫；浙海关洋税自另立招商局税名目后，亦未解分毫。其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及各海关四成税，实解北洋者，分年匀计每年不过三十余万两，视原拨每年二百万之数，尚不及十成之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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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69 以实得的“三十余万两”比应得的“二百万之数”，相差委实太多。其笔下抒愤懑，虽一一罗举粤、苏、闽、浙、赣、鄂，而辞锋所及，尤重在管户部的“部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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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1 然而海防经费的这种缺口同其时“海内困穷已极”[49]相表里，“部臣屡改已拨之款”和地方之“未解分毫”大都出自罗拙俱穷之后的各顾门前和各顾眼前。因此以因果而论，在一个长久“困穷”和普遍“困穷”的时代里，海防经费里的缺口便不是一种能够用调度的办法填补得了的物事。是以筹办北洋海军的过程不能不同时是一个争款和催款的过程。在“请拨海防经费折”之后，李鸿章又有过“请催海防经费折”、“请催粤海关欠解海防经费折”等等，其言辞激越处，至引海防“事机之紧急”为大道理，向“督抚、司道、监督”追问“天良”。[50]这种一遍一遍的申诉和催讨，既反照了“未解”和“欠解”之久成常态，也反照了申诉和催讨之不易见功。而久成常态和不易见功都决定了帐面上的东西只是纸面上的东西。所以，后人以光绪一朝的前十年为时段作总计，估算北洋在海防经费名目下实际得到的协饷，加上协饷之外的杂项所入，总计不足一千万两，与指拨的二千三百万两相比犹未能到半数，[51]就这一头而言，由此带来的应是一种年复一年的拮据。然而由另外一头作总计，则北洋海防在同一个历史时段里实际支出的总额已达二千余万两。[52]出入之间的不相对等能够在累积之中达到这种程度，说明了为“未解”和“欠解”所苦的李鸿章，又常常能四面伸手而自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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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3 光绪六年（1880）曾有一道上谕专门为“拟购”两艘“铁甲兵船”指款。其中的一艘“以前拨部库银三十万两，并何璟等奏明筹备三十余万元约银二十五万两，又前谕何璟等筹解银六十余万两”为着落，用的大半都是福建的银子。还有一艘则将“南洋备购碰快船之款六十五万两”移来“抵用”，用的大半都是江苏的银子。[53]而溯其源头，朝廷把钱拨来拨去，其实都本自李鸿章的主张。[54]这两艘“铁甲兵船”买来之后都归北洋所有，于是后来结帐，出自南洋的银子便被移到了北洋海防的开支之中。但就当日而论，其间的拨来拨去，却是一种太过明显的厚此薄彼，所以刘坤一因购船发议论，直谓之“东南巨款，悉数收罗以掷外洋”，并说“合肥平日尽天下之财力，此时仅以津沽一路责之，大属便宜”。[55]显见得是此中耿耿，意气难平。这段历史情节提供了一个实例，说明北洋海防收与支之间的不能对等是如何形成的。而由北洋实际支出的数目作推想，像这样伸手拓展，以移他人之所有为己有的事一定不会很少，然而以刘坤一此时的意气难平比李鸿章催讨协款之日的既憾且愤，可以见到的正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筹办近代海军的过程里国家财政的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而与之相为因果的，则是筹办海军这个过程本身的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而以七省海疆为范围，与北洋相比，则同一个时间里南洋所得各省、各关解到的经费常“不及十分之一”，并因此而以“收不敷支”为惯见的常态，[56]致一任一任的南洋大臣都因“报解寥寥”而久与“坐困之势”相伴，其支绌困顿无疑更深更苦。到曾国荃总督两江的时候，为支付前任定购的“快碰船”，竟不得不“在江海关库存出使经费项下借动银六十万两”，并借用地方的“盐务厘税”，[57]在当日的制度里，已是无可挪移的挪移。然则比之于李鸿章的伸手拓展和长袖善舞，这种一筹莫展又以其等而下之，明白地显示了同在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之中的因人而异和因地而异。之后是南洋和北洋各自竭蹶，然而南洋和北洋又在此消彼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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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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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7 同陆军中已经在使用的快枪火炮相比，则炮船、鱼雷艇和巡洋舰、铁甲兵船等等无异是一座座浮于水上的大大小小的机器。其构成的复杂决定了操纵的复杂，而操纵的复杂又决定了人与器之间关系的复杂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因此，其时立“海洋屹然重兵”，随船而来的，是与船相匹配的人不能不用新法造就，并在陆地弁兵之外别成一类，而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来说这是古所未有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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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9 在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最早以自觉意识致力于此的是主持闽局的沈葆桢。造船的闽局因之而先创日后被称作“福建船政学堂”的“求是堂艺局”，聘西人作教习聚生徒学制造和驾驶。之后梯而上之，自光绪初期开始的十来年里，由船政学堂开先路并且以船政学堂作主干，中国曾先后派出三批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以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58]其间赴英国取法“驾驶”和“练兵制造之方”的三十多个人，学的都是指挥兵舰作战于波涛之间的功夫，从而都是能够与船相匹配的人。虽说继船政学堂之后北洋曾次第立天津水师学堂、昆明湖水师掌堂、威海水师学堂，以及水雷学堂和鱼雷学堂等等，但以时日而言，则闽局产出的学生各自成材之日，正当中国“整顿水师，研精船域，规模日扩，百事需才”[59]之时。“规模日扩”和“百事需才”都是为器在寻人，北洋舰队后来居上，遂使北洋舰队于此尤切，因此在后来居上的北洋舰队里，轮船大半购自外国，而提调轮船的管带则大半取自出身于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当日李鸿章言之直白地称作是“借材于闽省”。[60]就这一面而言，是本属南洋的闽局为后起的北洋海军预备了主要的官佐。南北洋之间此长彼消的嬗递之中因此而有了一种历史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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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1 然而从人与船之能够匹配到人与船之真正匹配是一个过程，其间的尺度和指归全在得其“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61]对于近代海军来说，这个过程只能实现于反复的训练和不间断的训练之中；对于初立的中国海军来说，这个过程又只能实现于借助西法的主导和西人的主持之中。所以在北洋舰队力谋成军的时日里，不能不一面购械选材，一面“募洋员教练”。[62]由此产生的“总教习洋员”、“教习洋员”、“营务洋员”、“炝台洋员”、“练船洋员”、“鱼雷教习洋员”、“帆缆教习洋员”、“总管轮洋员”、“管轮洋员”以及“水师候差洋员”[63]等等，以其名目之多非常具体地说明了西人在北洋舰队里存在的广度，以及他们同北洋舰队彼此缠结的深度。其间地位最高并曾从总体上影响和规范了北洋舰队的，则是出自英国海军的琅威理（Lang，William M，Captain）。由于同治年间曾有过随阿思本舰队作来华之行的经历，琅威理要算是英国海军军官里最早同中国发生关系的人物之一。之后，为护送中国定购的炮船，他又在光绪初年两度来华，并以其“勤干明练，船学颇精”而被正“欲延洋将教练兵船”[64]的李鸿章一眼看中和着力招揽，于光绪八年（1882）受聘入北洋海军，以“总查”之名督管全军的教和练。而未久中法起衅，英国以中立为本位，随后是这种出自国家的意志使琅威理于光绪十年（1884）辞“总查”，复于中法之间已经息兵的光绪十一年（1885）再任“总查”。显见得去和来，既说明了中国延“洋将”作客卿的不能自主，也说明了延来作客卿的“洋将”之不能自主。而同时的驻华英国外交官曾热心于在中国人与琅威理之间作穿针引线，为的是与“德国的影响力”相竞逐，以期“中国海军的组织和发展即可操之于英国人手里”。[65]于是琅威理的一身便与各种盘算相系结而有了一种复杂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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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3 然而作为一个个体的英国军人，则琅威理既任“总查”，对于北洋海军而言不能不算是克尽厥职。当其因中法战争辞职离开舰队之日，彼时统领北洋水师的丁汝昌曾总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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