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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55 同南洋相比，同光之交的北洋犹是“三口洋面辽阔”，而“向未专设巡洋水师，亦无捕盗轮船”。用为稍壮声威的，仅仅是从沪局和闽局分别调来，以“轮替出洋驻泊”的两只轮船。[27]因此李鸿章奉旨“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之日，曾自比为“无钱无人”而“空拳独张”。[28]以视彼时的粤海、闽海和吴淞海面不能不说是瞠乎其后。然而，北洋筹海防于“琅峤一役”之后，日本的冲击和刺激同时又在使日本的海军成为一种具体的样式和直接的对照。比之福建、江苏和广东之各就已经制造的船只和陆续购买的船先后成队，则日本的样式和对照从一开始便已为北洋的舰队提供了一种既定的规模。是以初筹防海而于此还不太内行的李鸿章在光绪元年（1875）曾向沈葆桢作信请教，说是“总署原单所称先创水师一军”，以北洋而论，“究竟一军应设兵轮若干只，何人堪为统领，敬求酌示”，并祈“所有一切机宜，幸随时教督其不逮”。[29]稍后沈葆桢以其积年阅历作估量而应答之曰：“鄙意得铁甲船两号，若扬武兵船者六号，若镇海兵船者十号，亦可以成一军”；其统领则“必由学堂出身而历试于西洋、洋人推重者”。[30]这些话应当是认真思考的结果，而对于切近地见识过日本“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31]的沈葆桢来说，日本舰队的规模便不能不在他认真思考的过程里影响中国舰队的规模，随后是北洋“一军”的筹与立从一开始便已不同于南洋的样式。而其构想之宏大出自“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的沈葆桢，则又可信地说明了当日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这种用日本作比照的人心同此理背后，同时是朝议以“惟防日本为尤亟”的忧思也从一开始便已移入其中，化作了北洋“一军”把日本当成对手的自觉意识。所以李鸿章注力于操办兵轮铁船之日，曾列举“日本国小民贫，虚骄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而后统论之曰：“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32]日本人初学西法便以巨舰“逼视我中国”，[33]对于同样在效西法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巨舰和“逼视”都成了一种直接的影响和深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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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57 当日军侵台致朝廷和地方大议海防之日，总署主张购铁甲船，文祥主张购铁甲船，沈葆桢主张购铁甲船，李鸿章主张购铁甲船。[34]其间的呼应和共鸣都意在用中国人的铁甲船反制日本人的铁甲船。彼时总署和疆吏都相信英国产出的洋器靠得住，于是在“阿思本舰队”买船和退船的风波过去十二年之后，中国一方再请英国驻华公使作中介，“属其转咨本国管理衙门查照办理”。然而“威（妥玛）使复文，该国铁甲官船碍难办买，并据面称，英商现无制成铁甲轮船者”，[35]英国人并不想把铁甲船卖给中国。而同时赫德则在向得不到铁甲船的中国人力荐“英国新造破铁甲船之巨炮”，以及装载这种“巨炮”的“铁炮船”。[36]对于眈眈注视着日本铁甲船的总署和李鸿章而言，当彼有我无之际，可以用来“破铁甲船”的东西便不能不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因此光绪元年（1875）中国人经赫德之手向英国购买了四艘这种被称作“水炮台”和“蚊子船”的炮船。船到之日，“验收”的李鸿章“亲加演试”，并在奏报中罗举细节，称之为“实系近时新式，堪为海口战守利器”。[37]有此赞辞，后来中国又分两次向英国购买了七艘同样的炮船。而这十一艘用一百四十五万余两银子买来的“战守”之“利器”中有六艘都归到了北洋，计算比例，已占一半以上。但被期望用来破铁甲船的“水炮台”其实炮大船小，是一种构造不相对称的东西。因其不相对称，遂至“炮笨船脆，受敌则不固，运驶则不灵”。[38]至光绪六年（1880年），刘坤一在一封信里说他路过天津之际，与李鸿章“论及蚊船一事，合肥闭目摇头，似有悔意”。[39]显然是此日之李鸿章已经深知“水炮台”的局限。这种事后的“悔意”既说明了买兵船的急岌，也说明了对兵船的外行。而中国人筹海军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正是在这样试错之后又纠错的七颠八倒中走过来的。而在中国人的认知发生变化和深化的过程里，曾经出兵侵台的日本沿其越境扩张之势，又横暴地灭掉了琉球。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再度扑来的冲击和刺激。并直接促成李鸿章切论时势并重申铁甲船：“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废。彼既挟所有以相陵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而尤以“能与铁甲船敌者，惟铁甲船”[40]为警策之辞。其中显然有着买错了“铁炮船”之后的益信“铁甲船”。他以时势说海防，因此能够动朝廷之心。而就事权而论，则“沈葆桢卒后，海军之规画遂专属于李鸿章”。[41]于是自光绪六年（1881）开始的五、六年之间，在李鸿章的主持下，中国人先后从英国购入四艘巡洋舰；从德国购入两艘铁甲船和三艘巡洋舰，与这些高吨位的兵船一同购入的，还有出自英国和德国的多艘鱼雷艇。[42]这些巡洋舰、铁甲船和鱼雷艇都尽属北洋海军，若加上之前购置的炮船以及从沪局和闽局调用的轮船，则同曾经领先却又始终分散的南洋舰队相比，北洋海军的规模已是驾乎上之。而与这种“海洋屹然重兵”相匹配的，还有正在修筑之中的一时“巨工”旅顺军港，以及大沽船坞和塘沽炮台。中法战争以后，又有北洋调度之下兴筑的大连湾炮台群和威海卫炮台群。这个过程不能不算引人注目，但这个过程里的每一步又都是用一堆一堆成色十足的纹银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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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59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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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61 同光之交议海防，已由“简器而及度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尤力请宽筹饷需，停不急之费用，谋至急之海防”。[43]而后朝廷指拨南北七处海关的四成洋税，江海关四成洋税中的二成，以及苏、浙、赣、闽、鄂、粤六省厘金项下划出的不等数目，集成总数四百万两的饷款按年分解南洋、北洋，以供“筹办海防事宜”。彼时北洋犹在一事无成而赤地新立之际，所以管南洋的沈葆桢由全局着眼谋防海，自愿先让北洋。其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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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63 总署所筹巨款，本有分解南北洋之说。窃思此举为创立外海水师而起，分之则为数愈少，必两无所成，不如肇基于北洋，将来得有续款，固不难于推广，万一有急，一日千里，亦召而立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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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65 后人论沈葆桢，称其“清操绝俗，思虑深长”，[45]以这一段文字论心怀，不能算是虚词。但时当国家度支四面破漏之日，这笔钱虽出自朝旨指拨，其实并不牢靠。后来华北大旱“晋省告讥，朝士议提海军款以济之”，沈葆桢因之“大戚”，并“贻书李鸿章争之，谓‘葆桢老病不及见，必为我公异日之悔’，遂奏请将前项协款仍以分解南北洋”。[46]南洋的让出和收回，都以海防为本位而一以贯之。于是在“统解北洋”两年之后，“自三年七月起”，被目为“巨款”的海防经费便“分解南北洋各半”，[47]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海军衙门成立为止。以时间计，前后总共八年。若就账面作核算，则十年之间北洋应得之数已有二千四百万两。但在国计大绌的时代里，事涉银钱，户部没有章法，地方也没有章法，因此账面上的数目大半都不是实际上能够得到的数目。与此相对应，则是指拨常常需要一遍一遍地申诉和催讨。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曾作“请拨海防经费折”，追说多年以来“北洋海防经费”之“短解日多”，以其言之既憾且愤为这个过程里的紧张和纠葛提供了种种具体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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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67 议拨以后未几，而抽分洋税一半，抵还西征借款矣；未几而另立招商局轮船货税名目，改解部库矣；又未几而议准广东厘金截留本省，福建税厘留抵台防矣。在部臣屡改已拨之款，若以北洋切近畿辅，防务尤要，则议改一款必须议增一款，以符初议。乃止议抽拨，未议添拨，至使外省视海防为无足轻重，解款日少一日。臣于光绪三年八月间，曾将北洋饷需披沥上陈，而报解仍未有起色。如广东、江苏、福建三省厘金奉拨以来，未解分毫；浙海关洋税自另立招商局税名目后，亦未解分毫。其浙江、江西、湖北三省厘金，及各海关四成税，实解北洋者，分年匀计每年不过三十余万两，视原拨每年二百万之数，尚不及十成之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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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69 以实得的“三十余万两”比应得的“二百万之数”，相差委实太多。其笔下抒愤懑，虽一一罗举粤、苏、闽、浙、赣、鄂，而辞锋所及，尤重在管户部的“部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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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1 然而海防经费的这种缺口同其时“海内困穷已极”[49]相表里，“部臣屡改已拨之款”和地方之“未解分毫”大都出自罗拙俱穷之后的各顾门前和各顾眼前。因此以因果而论，在一个长久“困穷”和普遍“困穷”的时代里，海防经费里的缺口便不是一种能够用调度的办法填补得了的物事。是以筹办北洋海军的过程不能不同时是一个争款和催款的过程。在“请拨海防经费折”之后，李鸿章又有过“请催海防经费折”、“请催粤海关欠解海防经费折”等等，其言辞激越处，至引海防“事机之紧急”为大道理，向“督抚、司道、监督”追问“天良”。[50]这种一遍一遍的申诉和催讨，既反照了“未解”和“欠解”之久成常态，也反照了申诉和催讨之不易见功。而久成常态和不易见功都决定了帐面上的东西只是纸面上的东西。所以，后人以光绪一朝的前十年为时段作总计，估算北洋在海防经费名目下实际得到的协饷，加上协饷之外的杂项所入，总计不足一千万两，与指拨的二千三百万两相比犹未能到半数，[51]就这一头而言，由此带来的应是一种年复一年的拮据。然而由另外一头作总计，则北洋海防在同一个历史时段里实际支出的总额已达二千余万两。[52]出入之间的不相对等能够在累积之中达到这种程度，说明了为“未解”和“欠解”所苦的李鸿章，又常常能四面伸手而自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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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3 光绪六年（1880）曾有一道上谕专门为“拟购”两艘“铁甲兵船”指款。其中的一艘“以前拨部库银三十万两，并何璟等奏明筹备三十余万元约银二十五万两，又前谕何璟等筹解银六十余万两”为着落，用的大半都是福建的银子。还有一艘则将“南洋备购碰快船之款六十五万两”移来“抵用”，用的大半都是江苏的银子。[53]而溯其源头，朝廷把钱拨来拨去，其实都本自李鸿章的主张。[54]这两艘“铁甲兵船”买来之后都归北洋所有，于是后来结帐，出自南洋的银子便被移到了北洋海防的开支之中。但就当日而论，其间的拨来拨去，却是一种太过明显的厚此薄彼，所以刘坤一因购船发议论，直谓之“东南巨款，悉数收罗以掷外洋”，并说“合肥平日尽天下之财力，此时仅以津沽一路责之，大属便宜”。[55]显见得是此中耿耿，意气难平。这段历史情节提供了一个实例，说明北洋海防收与支之间的不能对等是如何形成的。而由北洋实际支出的数目作推想，像这样伸手拓展，以移他人之所有为己有的事一定不会很少，然而以刘坤一此时的意气难平比李鸿章催讨协款之日的既憾且愤，可以见到的正是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筹办近代海军的过程里国家财政的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而与之相为因果的，则是筹办海军这个过程本身的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而以七省海疆为范围，与北洋相比，则同一个时间里南洋所得各省、各关解到的经费常“不及十分之一”，并因此而以“收不敷支”为惯见的常态，[56]致一任一任的南洋大臣都因“报解寥寥”而久与“坐困之势”相伴，其支绌困顿无疑更深更苦。到曾国荃总督两江的时候，为支付前任定购的“快碰船”，竟不得不“在江海关库存出使经费项下借动银六十万两”，并借用地方的“盐务厘税”，[57]在当日的制度里，已是无可挪移的挪移。然则比之于李鸿章的伸手拓展和长袖善舞，这种一筹莫展又以其等而下之，明白地显示了同在不可预期和不可规划之中的因人而异和因地而异。之后是南洋和北洋各自竭蹶，然而南洋和北洋又在此消彼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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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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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7 同陆军中已经在使用的快枪火炮相比，则炮船、鱼雷艇和巡洋舰、铁甲兵船等等无异是一座座浮于水上的大大小小的机器。其构成的复杂决定了操纵的复杂，而操纵的复杂又决定了人与器之间关系的复杂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因此，其时立“海洋屹然重兵”，随船而来的，是与船相匹配的人不能不用新法造就，并在陆地弁兵之外别成一类，而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来说这是古所未有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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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79 在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里，最早以自觉意识致力于此的是主持闽局的沈葆桢。造船的闽局因之而先创日后被称作“福建船政学堂”的“求是堂艺局”，聘西人作教习聚生徒学制造和驾驶。之后梯而上之，自光绪初期开始的十来年里，由船政学堂开先路并且以船政学堂作主干，中国曾先后派出三批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以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58]其间赴英国取法“驾驶”和“练兵制造之方”的三十多个人，学的都是指挥兵舰作战于波涛之间的功夫，从而都是能够与船相匹配的人。虽说继船政学堂之后北洋曾次第立天津水师学堂、昆明湖水师掌堂、威海水师学堂，以及水雷学堂和鱼雷学堂等等，但以时日而言，则闽局产出的学生各自成材之日，正当中国“整顿水师，研精船域，规模日扩，百事需才”[59]之时。“规模日扩”和“百事需才”都是为器在寻人，北洋舰队后来居上，遂使北洋舰队于此尤切，因此在后来居上的北洋舰队里，轮船大半购自外国，而提调轮船的管带则大半取自出身于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当日李鸿章言之直白地称作是“借材于闽省”。[60]就这一面而言，是本属南洋的闽局为后起的北洋海军预备了主要的官佐。南北洋之间此长彼消的嬗递之中因此而有了一种历史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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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1 然而从人与船之能够匹配到人与船之真正匹配是一个过程，其间的尺度和指归全在得其“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61]对于近代海军来说，这个过程只能实现于反复的训练和不间断的训练之中；对于初立的中国海军来说，这个过程又只能实现于借助西法的主导和西人的主持之中。所以在北洋舰队力谋成军的时日里，不能不一面购械选材，一面“募洋员教练”。[62]由此产生的“总教习洋员”、“教习洋员”、“营务洋员”、“炝台洋员”、“练船洋员”、“鱼雷教习洋员”、“帆缆教习洋员”、“总管轮洋员”、“管轮洋员”以及“水师候差洋员”[63]等等，以其名目之多非常具体地说明了西人在北洋舰队里存在的广度，以及他们同北洋舰队彼此缠结的深度。其间地位最高并曾从总体上影响和规范了北洋舰队的，则是出自英国海军的琅威理（Lang，William M，Captain）。由于同治年间曾有过随阿思本舰队作来华之行的经历，琅威理要算是英国海军军官里最早同中国发生关系的人物之一。之后，为护送中国定购的炮船，他又在光绪初年两度来华，并以其“勤干明练，船学颇精”而被正“欲延洋将教练兵船”[64]的李鸿章一眼看中和着力招揽，于光绪八年（1882）受聘入北洋海军，以“总查”之名督管全军的教和练。而未久中法起衅，英国以中立为本位，随后是这种出自国家的意志使琅威理于光绪十年（1884）辞“总查”，复于中法之间已经息兵的光绪十一年（1885）再任“总查”。显见得去和来，既说明了中国延“洋将”作客卿的不能自主，也说明了延来作客卿的“洋将”之不能自主。而同时的驻华英国外交官曾热心于在中国人与琅威理之间作穿针引线，为的是与“德国的影响力”相竞逐，以期“中国海军的组织和发展即可操之于英国人手里”。[65]于是琅威理的一身便与各种盘算相系结而有了一种复杂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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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3 然而作为一个个体的英国军人，则琅威理既任“总查”，对于北洋海军而言不能不算是克尽厥职。当其因中法战争辞职离开舰队之日，彼时统领北洋水师的丁汝昌曾总论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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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5 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葛雷森次之。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吃饭之时，亦复手心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舢板操章，阅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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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7 用“与英国一例”的办法来训练北洋海军，显示了琅威理的志度和抱负，也显示了琅威理的尽心尽力。而原本没有根基和法度可以沿用的北洋海军则因之而能聚为一体，被置于英国海军章法的笼罩之下和管束之下。笼罩和管束都是一种依样铸造，而后是琅威理的尽心和尽力都会化作对于北洋舰队的治军之严。与丁汝昌说他“即在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相为映照的是，还有一则记载说他“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睱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67]皆言其念兹在兹的力行不息。作为结果，则同他这种“曾无睱晷”相对称的，不能不是北洋海军的官和兵无人不在“曾无睱晷”之中。而以因果论之，则正是由于这种持久的紧张和高度的紧张，“订定”的“章程”才可能灌入人心，固化为军中的纪律。琅威理后来自叙其督管北洋海军训练之日，“曾于深夜，与其中军官猝呜警号以试之”，而“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镇静无哗”。[68]他用来评判的尺度当然取自英国海军的标准，而“从容不迫”和“镇静无哗”，都说明此日的北洋海军曾有过经得起评判的军规与纪律，以及借助于纪律而连接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有序和人与器之间的有序。“实司训练”的琅威理主持了这个过程，因此后来池仲佑作《海军大事记》，曾概括人与事而言之，说是“琅颇勤事，为海军官佐所敬惮，中外称之，一时军容顿为整肃”。[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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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89 而由近观移为远看，以十年之前“海洋屹然重兵”的初想作度量，则其间同旧日相比而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训练中的北洋舰队常能远离七省海岸而游弋于大洋之中，其方位曾北至海参崴，东至朝鲜和日本，南至香港、新加坡和南洋群岛。[70]当中国人的船和炮在这些远离海岸的航道里犁浪而过之际，中国人效西法以图自强的努力便成了一种人所共睹和可以测量的东西。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出使美国的崔国因在日记里录“纽约《新报》云”，说是“今天下各国之水师，当以英为首，法第二，义第三，德第四，俄第五。美之新造一万顿厚甲者三艘；一千顿厚甲巡海者一艘，此四艘者造成，然后可居第六。日斯巴尼亚第七，中国第八”。[71]然则以西人的这一段评说为眼光，就亚州为范围论次第，此日的中国已是居于前位。而就中国海军之重心在北洋而言，则由此反照的，大半应当是北洋舰队曾经达到的一时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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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91 琅威理为北洋舰队带来了英国海军的纪律，以及一种以纪律衔勒为常态的军中秩序，而后是日复一日的操练才能够成为一个由外在到内里的过程，使买来的技术一步一步地化作中国人据有的技术。然而以纪律相衔勒和用纪律作造就都是与权力相表里的，因此“实司训练”的琅威理始终具有明切的权力意识，并把中国政府所给的“提督衔”看得非常认真，当成了可以同提督海军的丁汝昌相匹比的东西。而在中国一面，却从来都是“提督衔”并非实缺，从而从来都是“提督衔”不能真被当作提督。这种认真和不能当真的两歧，导致了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的一场冲突。一则记述概说其间的曲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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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93 时值各舰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离船，在法，宜下提督旗而升总兵旗，刘步瞻照办，而琅威理争之，以为丁去我固在也，何得遽升镇旗？不决，则以电就质北洋，北洋复电以刘为是。由是琅拂然告去，然至终不悟争执之理由，归而怀愤，向人辄谓受我侮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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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95 争执因下旗和升旗而起，最终的结果是琅威理在北洋海军经营多年之后辞职而去。虽说这一段文字撮叙其事而归结于外国人的“不悟争执之理由”，以侧写琅威理太过骄横的性气和不够宽裕的度量，但时人牵连前后而论之，常更信“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瞻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73]与其“军官多闽人”相呼应的，显然是来自衔勒之下不得安逸的劳苦和怨苦。然则在下旗和升旗的背后和深处，还有一种积久而来的军官对于纪律的的群恶“綦严”。这种群恶“綦严”与琅威理太过炽热的权力之争相交织，遂使“计逐”与辞职在当时和后来都不容易分割清楚。但对北洋海军而言，这一场冲突之影响后来，是军中的格局和军中的气象皆因此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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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97 在琅威理消失的地方，“綦严”也成了随之消失而不可重建的东西，而后是“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练尽驰。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群淫赌于香港、上海”。[74]原本用“曾无睱晷”的督管和训练聚为一体的北洋海军一旦“操练尽驰”，则持久的紧张和高度的紧张便非常容易地变作了安逸和放恣。而由此及彼，聚为一体的人与人和人与器遂不能不在安逸和放恣里日渐脱散。其间常常被人提到的，是当日同琅威理相争持的刘步瞻，于是刘步瞻便成了那个时候的一种典型。一则记载说他“明敏而轻躁”；[75]一则记载说他“通西学”，且“华人明海战术，步瞻为先”，而身居军中则又“喜引用乡人，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76]作为一个英国留学生，他显然不缺西学；但他在英国数年却没有学到的，是近代海军所内含的高度技术，决定了其整体的作用只能借助于细密的分工才得以实现，而细密的分工又始终是在上下联结，左右联结和前后联结之中的分工。因此在一个机器构成的世界里，高度的技术需要高度的纪律。由此作比照，当他以总兵“蔑如”提督之日，已是上下之纲纪无存，军中之管束也无存。而究其“喜用乡人”，以及“轻躁”、“蔑如”之能够行于北洋海军而日复一日，遂不能不问到以北洋大臣管北洋海军的李鸿章。自同治朝到光绪朝，李鸿章由淮军起家又以淮军发皇，而比之曾国藩当初“用诸生讨训山农”[77]立湘军，并“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至“苦口滴杜鹃之血”，[78]则淮军本自由聚于皖北“各不相下”的“官团”和“民团”而来，其未成气候之日，彼此之来住已惯于“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79]所以这些人后来虽然借洋枪洋炮崛起于内战之中，而军中始终不尚纪律。李鸿章一身长在由团勇到淮军的渊源之间，沿用这种不尚纪律的办法领兵既久且惯，一旦营造海军，其意中显然不会以纪律为举足轻重。周馥当日在北洋幕府综理营务处，并因之而能作就近的观察。他后来追叙，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余订《海军章程》，赏罚各有条例，而将官多不遵行”。与之相对等的，是“相国阅操亦示宽大，谓此（辈）武夫，难拘绳墨”。[80]军中的“绳墨”便是规矩，然则以“难拘绳墨”为有心“宽大”，已无异于自上而下的坏了规矩。可以引为实证的一段历史，是光绪十二年（1886）北洋舰队四艘兵船由丁汝昌统带入长崎进坞修理，其间中国水兵曾同日本警察因“口角”触发互斗，致既死且伤，还有“失踪”，[81]弄出一场外交纠纷。而李鸿章致书驻日公使徐承祖，纯用大而化之为办法，说是“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谓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82]身列营伍，“狭邪游生事”和“约束不严”都不能不算是重大过失。但“弁兵”既在“恒情”之中，“统将”亦无“不可当之重咎”，则显然是过失已由应当被追究的东西变成了可以作辩解的东西。而这种辨解出自管“弁兵”和“统将”的李鸿章，同时是辩解之趋向又在反照风气之趋向和导引风气之趋向，因果相寻之间，其“宽大”之所施，给予“弁兵”和“统将”的，便不能不是一种难于制束的散漫。因此，“琅威理去，操练尽驰”，由他在移来的仿西法的“綦严”衰飒之后，这种自有渊源的宽大和散漫一定会四面浮起，使不遵章法成为那个时候的常态。而后是当日在北舰队当差的军人惯见和熟见“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以至水师打靶，多“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而纲纪不立，则“一令既出，亦多催至再三，方能应命”。迨上下皆为“渐放渐松”所化而失其敬惮之心，已是海军不像海军，“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83]这个过程虽然各有情节，但就实质而言之，这个过程所导向的最终归宿，是中国人无法按近代海军内含的高度技术组织起来，从而是买来的技术始终没有真正成为中国人手中的技术。做过多年驻华外交官的英国人威妥玛曾引“吾英斐利曼特而水师提督之言”，说是“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然后由此引申曰：“有西国之利器，而无西国之良法，不亦成无用之物乎？”[84]与之相类似，同样在华多年且专门以外交为生涯的美国人何天爵，后来以其长久的观察总论“中国的海陆军”，而归旨则结穴于“一个对于近代武器尤其是重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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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199 中国有一天的钱，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整个文明世界都切愿把武器供给他。但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上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他们应该由中国自己的人民中培养、教育、征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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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01 虽说“整个文明世界”有没有这种“切愿”是一个可议的问题，但作为旁观的评断，他和威妥玛都看出了中国由器开始图自强，而大病在于器与人之间的不能接拢。这种器与人之间的不能接拢，说明了与以人为对象的“训练”和“纪律”相比，李鸿章更看重的是“西国之利器”，并因其目力之太过专注而身在偏斜之中犹未知偏斜之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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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03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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