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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05 人与器的不相对接是一种深度矛盾，但对成军之中的北洋舰队来说却不是仅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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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07 中法战争后一年，朝廷追述和反思“上年法人寻畔，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并痛定思痛而“惩前毖后”，立意“以大治水师为主”。[86]自十一年前因日军侵台致群议海防之后，此日之再论“水师”已是更进一层。而后，同年九月诏旨令“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遗”；并令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其关注所在尤着重于“著李鸿章专司其事”而“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87]在当日的北京城里，由这些人组成的海军衙门，是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后的另一个朝局里的重镇。自光绪初年以来形成的由南北洋大臣分别“督办海防事宜”的格局遂因之而变。由于中法战争期间水师病在不能“互相应援”，因此这里的“悉归节制调遣”，用意应在使原本各成一局的“沿海水师”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统一。而诏旨预设先练北洋一支“以为之倡”，则由此形成的独重一头，又注定了“悉归节制调遣”之难以造就真正的统一。但两面之间虽然并不尽相贴合，若就其初旨而言，却各自都出于对中国海军日起有功的期待和愿想。因此从没有海军衙门到设立海军衙门不能不算是十多年经营海防之后的眼界一变和局面一变。然而对当日的七省海疆来说，海军衙门又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东西。由于高高在上，海军衙门所拥有的集中权力犹未在军务上施及“所有沿海水师”，便已先及光绪初年以来指拨的南北洋“海防常年经费”。随后是自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这笔原本分解南洋和北洋的协款，便由户部拨到了海军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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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09 以“总理海军事务”的本义而论，这种支配经费的权力由小衙门收到大衙门应当不算越出常理之外。但彼时在海军衙门主事的人和当差的人大半于海军和海防不甚了然，并因此而常在不识缓急和层层隔膜之中。光绪十二年（1886），两江总督曾国荃曾因南洋海防缺钱太多，“咨请海军衙门指拨的款”。而自春至夏，自夏至秋，“中间迭经转辗”，公文往来于海署、户部、浙江巡抚和两江总督之间，皆漫无着落而始终不能得应得之饷，遂不得不“披沥具陈，上达宸听”，向皇帝“仰恳天恩”。[88]显见得海防经费归入海军衙门之后，海疆之用款是更多了一重阻隔和窒碍。同南洋相比较，北洋虽属“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而用款更多，则阻隔和窒碍亦容易更多。因此，在曾国荃由“咨请”弄到“仰恳”的时候，李鸿章同样一腔愁苦而无可诉说。他在一封私信里说：“今协饷全提海署，较往岁更形拮据。前在英、德订造四舰，乃上年神机营所借洋债余款，顷核计船价尚短百余万，正在设法搜罗”[89]比之此前各省协济北洋，其间的“欠解”和“短解”犹可申诉和催讨，这种出自海军衙门的“更形拮据”因其出自另外一种章法而无疑更难对付。但就海军衙门那一头而言之，则出入之间，又常苦前缺后空。光绪十四年（1888）奕譞奏告说：海署之“常年经费虽有四百万两之数”，而除去折扣和往往而有的“解不足数”，实际“岁入不过二百九十余万两左右”。同时的“岁出之项”，是“北洋用款一百二三十万，南洋用款七八十万。现在樽节度支，北洋仅拨银九十余万两，南洋仅拨银五十余万两，并三舰薪粮十八万两，四快船薪粮二十二万余两，煤油修费二十余万两”，此外与海军无涉的支出还有“东三省练饷一百万两”。以这些数目相累计，已“需款三百三十余万两”。然则“就刻下用款而论”，显然是在“入不抵出”之中。他用一串数字信而有徵地描画了一种难以为继的“告竭之势”，然后向朝廷讨钱，“请旨饬下户部，无论如何为难，务将臣衙门前请筹拨洋药税厘银一百万两全数指拨”解来，“以济目前急需”。[90]可见南北洋拮据，海军衙门也拮据。而这些数字之尤其引人注目者，是海署分配的常年经费里，北洋之所得远过于南洋之所得。同原本所立“分解南北洋各半”的定章相比，已是改了规矩。比这种常年经费的不相对等更进了一步的，还有奏折中所列的“三舰薪粮”、“四快船薪粮”，以及“煤油修费”等等。由此支出的数十万两银子虽另立若干名目，但“舰”和“船”其实都属北洋舰队，之后钱随事走，这部分“用款”便也成了北洋舰队之所得。若合两者而总计之，则南北洋之间的不相对等将更加悬殊。“总理海军事务”的奕譞虽然对于海军的了解远不及对于神机营的了解，而主事之日则颇知佑护北洋。其理路由“海军为自强要政”径直归到“创办从北洋始”，以“一军练成，方能次第兴办”为期望之所在。同时又在一个度支窘迫的时代里费心谋饷，把“全赖经费充裕”当成了他“经理海军”的要务[91]，其奏折里的数目和道理正是这样来的。就个人而言，这些都不能不算是意在扶持。因此曾以“更形拮据”为怨叹的李鸿章四年之后总论奕譞，已是一说其“夙蒙眷待，迥异寻常”，再说其“渥被深知，七年如一日”[92]，由此表达的心存感激显然大半是出自这一段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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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11 然而个人的扶持又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光绪十六年（1890）冬奕譞死，继之主持海军衙门的奕劻既不能有奕譞的身份和臂力，也不常有奕譞的怀抱和用意，于是“眷待”和“深知”都随奕譞而去。而后，次年四月户部“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为理由，“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藉资弥补”。[93]这个过程旨在将办海军的钱挪到户部。由于北洋被列为“创办”并且正在先练一军之中，所以户部的做法虽以“南北洋”统称为对象，而实际上牵制和限制的主要是北洋。在刚刚失掉醇王的“眷待”之后便遇到了户部的抑勒，已是太大的落差，与之相对比而尤其无措的，则是“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94]因此职在海军的李鸿章无端受扼而言之愤愤，说是“朝廷慎重海防，方期日有起色，而农部遽有停购船械，裁减防勇，是岂诏书整饬海军、精益求精之意耶”。[95]对于一个着力于效西法以图自强的人来说，其心中的不平和无奈都是非常明显的。户部管度支，所以穷迫之际“司农仰屋”只能从樽节下手。以情势而论，此中也是一段无奈。然而由此造成的“停购船械”，却使“照外国海军例”仍未成队的北洋舰队一时失路于半途之中，怅怅然于多年追蹑之后戛然而止，停在了世界海上作战技术的那个日日新，又日新的过程之外。户部以“部库空虚”与“海疆无事”相对举而言节饷之应行与可行，正是看不到技术变迁之下“海疆无事”背后的海上竞逐，以及“无事”之日犹不得不步步竞逐的身不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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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13 中国海军作始于日军挟巨舰侵台湾，因此中国海军作始之初便以日本为意中的对手，而与户部眼里的“海疆无事”成为一种直接对比的，是此日“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96]而后，“停购”和“增置”便在实上演化为两者之间盛衰消长的过程。至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李鸿章“出洋会阅海军”之后作奏报，其中一段陈说的便是中外之间可直观而见的明显差距：“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坚致，而英尤胜”。随后特别比较中日说：“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而“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舰，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97]其远望来日的心不能宁里既有忧惧交集，也有力拙于此的惘然和怅然。时当东亚多事之秋，使他忧虑的大半不是中西之间的不可匹比，而中日之间一方的“岁添巨舰”和另一方的“未添一船”。四十年之后，历史学家论述这种由“停购”和“添购”促成的变化，已于其间的盛衰消长看得更加具体和更加清楚，所以也更多言之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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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15 甲午战时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艘，其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国诸船定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据说尚未精造至此。致远、靖远二船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因后行用日久，仅十五海里，此外各船则愈旧愈缓。[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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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17 从“定购在先”到“愈旧愈缓”，是一个曾经据有优势到最终失掉优势的过程。当这个过程深度地影响了北洋舰队的时候，这个过程也在深度地影响和引导后起而正在到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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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19 户部因缺饷而奏明“停购船械”。并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北洋舰队远望西国船式的“日新月异”而力不能及。但自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的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前后相接，又常常因修造皇家园林而蚀及海军经费。其时管户部的翁同龢曾在日记里记述说：“庆邸晤朴庵，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99]其笔下所涉的“邸”是奕劻之爵称，“朴庵”为“醇王之别号”，[100]“昆明”以一湖概指颐和园，而“苦衷”则显然以西太后的意愿和意志为来源。然则在由此发生的经营“园工”的“奉宸苑”和海军衙门之间既借用，又移用的银钱往来里，管海署的奕譞、奕劻和管户部的翁同龢分别曾是经手的人和与闻的人。而原本与海军了不相涉的“园工”遂因之而成了同海军常相纠结的东西。光绪十七年（1891）奕劻作奏疏论“暂垫”工程用款，曾列举“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二百六十万两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以说明“要工”之未曾“延宕”。之后又“伏查臣衙门就岁入之款而论，每年拨南北洋、东三省及各项杂支”，则用意在于侧写其“无事之秋尚虞不敷，况海军初创，布置一切，用度实繁”的窘迫，以说明“腾挪”的银子之理应“分别归款”用作填补。[101]两种说明之间，要求的是有借有还。此前五年奕譞曾奉旨“借拨奉宸苑修工银三十万两”，也是一面“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先行匀借”发交“以济急需”，一面申说“海军衙门现虽存有解捐各款”，而“通盘筹算，实属入不抵出”，并“札行”为园工供款的粤海关“迅即照数筹拨，解赴本衙门归款”。[102]申说与“札行”，主旨也在“匀借”之后的照数“归款”。这种年复一年身在“尚虞不敷”和“入不抵出”里的“腾挪”和“匀借”，为局中人的“苦衷”作了非常具体的诠释。而年复一年的“腾挪”和“匀借”，借用的一方又大半以旧欠未清新债又起为常态。[103]至其中时或而有的“余平、捐输二款，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104]一类收交，则是海军名下的入款从一开始便成了不归海军而归园工的东西。在这种错综复杂的银钱纠结里，本应以“大治水师”为宗旨的海军衙门，不得不一路拖着修造中的皇家园林蹇步而行。常苦支绌的海军经费遂因“匀借”、“腾挪”和“另款存储”的移用和侵蚀而愈少可以支配的余地。这个过程历时多年，而致涉入其间者“苦衷”多年，由此形成的不能不是一种牵绊和拖累。因此，以园工反衬海军，后人论述北洋舰队的这一段历史，便一定会追究其曾经据有优势到最终失掉优势的起落，从而一定会追究到“昆明易勃海”里的情节、人物和来由去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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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21 [1] 《曾国藩全集·书信》十，第7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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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23 [2] 《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第10723、10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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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25 [3] 《海国图志》上，第32页，岳麓书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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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27 [4]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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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29 [5] 《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7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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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31 [6]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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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33 [7] 《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14页，海洋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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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35 [8] 《清实录》第五十三册，第56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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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37 [9] 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第8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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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39 [10]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12—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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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41 [11]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49页。

1706707242

1706707243 [12] 《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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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45 [13] 转引自王家俭：《清季海防论》，《中国近代史论集》第八编，自强运动（三）军事，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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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47 [14]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0、3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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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49 [15]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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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251 [16] 同上书，第56—57页。

1706707252

1706707253 [17]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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