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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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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30—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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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五册，第149、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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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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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周悫慎公全集·自订年谱》，转引自《龙旗飘扬的舰队》，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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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五册，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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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转引自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张荫麟全集》下卷，第14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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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校阅海军峻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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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张荫麟《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张荫麟全集》下卷，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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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翁同龢日记》第四册，第20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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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41页，上海书店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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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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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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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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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清末海军史料》（下），第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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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移接的富强：国家权力与近代企业的相互依傍和彼此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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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从造船造炮开始，由此派生的“制器”当日与“练兵”并称，虽分属经济活动，而其经营则既为兵事所推动又为兵事所范围，并不以利润核算为应有之义。但时至同治后期，先入“制器”并且力行多年的李鸿章，已深忧造船造炮于“国家经费支绌”之日，不能不“妥筹善后经久之方”。“善后”和“经久”都着眼于这个过程的持继不断。而以中国人图“自强”的扼于物力和难乎为继对比泰西之“所以雄强”者，原本倾力于船和炮的自强之想，其涵义亦在仿而效之里跟着拓宽延伸，在船炮之外，又兼及“借用洋器洋法”营造“日用必需之物”，期能以“销路”开“利源”。由船炮旁接“日用必需之物”，不能不算是眼光和理路的一种转变。但这种转变出自自强之想的延生和派生，因此，其归旨则在“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1]显见得其理路仍然未能全脱兵事之笼罩。然而与同治初年的一意图强和单面图强相比，此日的“强兵”又已在效西法的过程里同“富国”自觉地连在了一起，而后“富强”之说以其“富”与“强”的联为一体立旨义，骎骎乎成为一时之强音。然而“富国”之命题既由图强引入当日的时务，则“富”与“强”之间作主宰的便始终是后者。光绪年间薛福成论矿务，说是“不失中国饶富之权，不启彼族觊觎之渐，似亦筹饷之一助也”，其立论的旨义与李鸿章同出一路；王先谦论“洋人入中国”而无“制胜之方”，一归于“度支匮乏”。并沿此申说“经费之亟筹”，既议“开矿”又议“仿制织造机器”，[2]其立论的旨义也与李鸿章同出一路。这一类议论的相继而起，说明了以兵工业为起点的近代经济活动困于饷事，遂使以兵工业为范围的这种近代经济活动不得不变。因此，从19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注力于造船造炮的一代人在“制器”的同时，又次第别创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津沪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湖北织布官局、华盛纺织总厂等等与“日用必需之物”相关涉的民用企业，而由西方世界移接过来的经济关系也因之而获得了一种更加扩大的样式，并进入了更多的行业和更大的空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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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各有名目而各成一局的企业里，最早出现并且为后来立一时之典型的，是始创于同冶十一年（1872）的轮船招商局。航运成为起点，发端于西人对中国航运的冲击。当日的奏议说是“各国通商以来，火轮夹板日益增多，行驶又极迅速，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3]西人占尽“中国内江外海之利”，直白地说明了用轮船从事航运的获利之易和获利之厚。与之相因果的，则是中国人旧有的航运业在轮船逼扼之下“连年生意亏折，歇业居多，以致沙船日见其少”。由于沙船承运漕粮，因此这种整个行业的衰退又直接连及官府，使彼时江浙的漕运困于“沙卫船之缺乏”常苦“不敷周转”[4]而难以调度。对于朝廷和地方来说，航运便成了一种不能置之度外而熟视无睹的事。而当此“内江外海”的水路里中国人的船运和西方人的船运此消彼长之日，朝廷正因京官言事指责闽局“糜费”起群议，牵动各路章奏杂陈，纷纷然为造船和船政谋长远之计。由此引出的“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领”[5]之说，当日曾被总署和南北洋大臣共认作能够为沪局和闽局助饷的好办法。而先创此议的李鸿章尤能把这个题目同漕运连接起来，并于同一年里“设局招商”，以期用“南北合力筹办华商轮船”，为那个时候的水路别开生面，“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6]李鸿章所说的“南北合力”显然都是指国家权力。而其间奉李鸿章札委先后主持局务的朱其昂和唐廷枢、徐润，则分别是世业沙船，“办海运已十余年”[7]的富商和起家买办，熟悉轮船航运的富商。他们又各自牵连着当日中国商界里的资金和人脉。并在把这些东西引到国家权力催生出来的“华商轮船”里来。与自使即以“简器”为目的制造局比，后起的招商局经此组合，便多了一重官与商之间同轨与共栖的关系。李鸿章谓之“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并总括而名之为“官督商办”。[8]然则当国家权力促成了这种官商关系的时候，国家权力同时也界定了这种官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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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意义上的民用企业初起之日，用“官督商办”为官与商立法则，官商之间便筑成了一种具体的结构和特定的结构。借助于这种结构，国家权力能够直接地进入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之中；而原本分散的资本和“向俱依附洋商名下”[9]的资本则得以藉此汇集，聚为可观的规模。数十年之间，官与商同在中西交冲的重重漩涡之中，两者都为西方人搅攘下中国经济的动荡，分化和重组所催动，又都以介入和回应这种动荡、分化和重组为意愿。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官与商共有的趋势，从而是一种使“由官总其大纲”和“悦服众商”能够从观念上串结起来的东西。所以官督商办虽自轮船招商局开始，而在兵工制造转向近代企业的过程里却常被沿用，并因常被沿用而成了这个过程里普遍和多数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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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序而论，当航运业进入主持洋务的那代人眼界之中的时候，采矿业同时也在进入他们的眼界之中。其中的煤矿之产出同机器和轮船的的燃料直接相关联，在“沪宁各制造局”多年“向洋行内购办”[10]洋煤而屡见供求无常之后，此日已深知“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11]显见得制造既立之后谋制造之能够自立，则不得不由制造而延及采矿。于是而有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大议海防，“直隶总督李鸿章、船政大臣沈葆桢请开采煤铁以济军需”，并奉旨于“直隶磁州、福建台湾试办”。[12]直隶磁州“试办”的是煤矿，福建台湾在基隆“试办”的也是煤矿。由此开先，加上随后次第继起于南北之间的煤井和煤窑，二十年之间直隶、湖北、台湾、安徽、山东、广西、江苏、奉天曾先后开出了16处用新法采掘的大小煤矿。对于一个原本不尚矿业的国家来说，已是一种显然的变化。其中官办的台湾基隆煤矿和官督商办的直隶开平煤矿都曾以规模居上，而比之前者常在惨淡经营之中，后者曾被当日的西报称作“情况很好”和“日益成功”，[13]这些评述说的既是经营也是出产，在那个时候不能不算是出乎其类而且引人注目。因此李鸿章奏报矿务，比之为一时范式，说是“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于大局关系非浅”。在其意中，这种范式已经以一种可见的方式既提供了敌洋煤以塞漏卮的可能，也提供了“利源日旺，关税亦必日有起色”的可能。[14]后一种可能，其期望和意义显然都在“助饷”。煤矿之外，当日同属矿业而能善用西法致“利源日旺”的，还有筹办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漠河金矿。在时人的记述里，由于“漠河一区，界连俄人边境，号称金穴”，而“狡焉思启，防不胜防”，已是地利之所在，又关乎边境之安危。因此，疆臣以开矿为“重在防边”，朝旨以开矿为“杜外人觊觎”。[15]重防边和杜觊觎，表达的是国家一方涉入矿务的初心和本愿。但地利之所在又是一种能够聚引商力的东西。所以其间自“招集商股”开始的一路兴作，“至光绪十七年，有工人二千人。至二十二年产金大旺，矿局获净利银三十万两”，同时因矿务之日起有功而致“绝域穷荒”的“屯牧并兴”和“商贾繁兴”，[16]应当都是辛苦经营于投入产出之间的结果。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漠河金矿以一个企业的影响和牵动，改变了漠河地区的人口、交通、经济和社会秩序，这个过程中的许多东西显然都已越出了疆臣和朝廷预想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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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漠河金矿开厂于东北之日，西南的贵州同时正在筹办青溪铁矿。同光之交制器骎骎乎延及矿务，主其事者奏论利害和谋划长远，佥以煤铁并举为势有必至和理所当然。但与取煤相比，则取铁不仅要挖掘，而且要提炼，事涉西法，财用与技术都力有未逮而不能呼之即来。以此为原因，遂致开铁比开煤迟了十多年，也以此为原因，最先开铁的青溪铁矿一路困难重重而艰于伸展，并在上海来黔的知局务者身死之后无能替补，遂致人事一旦变，局务亦随之变，不到三年已难乎为继，“再三思维”，不得不“暂行停工”，[17]最终成了一个有始无终而没有了局的故事。然而以富国强兵为憧憬，则制器练兵皆不能无铁。因此光绪十六年（1890）青溪铁矿“暂行停工”，并由暂行停工而长久停工，而同一年里刚刚从广州迁到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已立铁政局，倾力于在大别山下造汉阳铁厂，以见个体矿业虽兴衰无常，而产铁一途一旦开始则自能前后相继而不会中断。然而比之青溪之先“逐层勘明”矿质，后“购办机器”设厂炼铁，[18]张之洞更信“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因此当他向英国“定购炼钢厂机炉”的时候“煤在何处，铁在何处”犹“未遑计及也”。[19]若与之前办青溪铁矿的贵州巡抚藩蔚相比较，显然是后起的张之洞眼更大，心更大，胆更大，臂力也更大。而与之相为对应的，则是提调于知识与技术之间的以意为之和大而化之。其本意固在于急急乎图快和亟亟乎图强，但就制铁之自有次第和始末而言，已是前后倒置。汉阳铁厂旨在为筹议中的芦汉铁路供道轨，但由此导致的先购入机炉与后选定铁矿的不对路子和不相匹配，则使铁厂开工之后虽“居然炼成钢轨，而各处铁路洋员化验，谓汉厂钢轨万不能用，盖因含燐太多，易脆裂也”。[20]中国的铁矿多磷而买来的机炉不重脱磷，于是汉阳铁厂产出的东西便成了不能用的东西。而在铁矿之外又与铁矿相类似的，是他所勘定的萍乡煤矿也不对路子和不相匹配，这种不能炼铁的煤进入了生产过程，曾使铁厂开工因焦炭“不合用”而“暂停化炼生铁”。[21]对于效西法的企业来说，这一类不循章法的提调都是大病。因此官办的汉阳铁厂虽然规模宏大，而开炉出铁一年之后已“亏折甚巨”而“无从筹措”。之后“奉旨招商承办”，[22]由张之洞手里移到了盛宣怀手里。其间的起落之迹，同样说明了财用和技术的力有未逮，以及洋务过程里常常见到的先试错而后纠错。而比之官督商办的青溪铁矿，汉阳铁厂在更大的程度上与国家权力相关联，因此，其起与落也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同国家权力相关联。20世纪初年，后来人追叙这一段历史，说是“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23]张之洞的“功罪”都以国家权力为凭藉，然则沿张之洞的“功罪之难言也”深入一层，正是当日国家权力伸入经济过程的“功罪之难言也”。在19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初兴的矿务和矿业里，漠河金矿、青溪铁矿、汉阳铁厂和开平煤矿一样，各自成一种典型。在它们之外，应归入金属采矿业的还有过5家金矿、4家银矿、3家铅矿和8家铜矿，以及银铅矿1家、铜铅厂1家，大半都自生之而自灭之。这些用新法开地利而自生之又自灭之的企业汇入了当日的过程之中，但其自身则在生和灭之间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历史痕迹。[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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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和矿务都是中国旧日已有的物事，引西法经营促成的是新陈代谢。与之相比，八十年代被当作企业来经营的电报则是一种古所未有的东西，并因之而曾是中国人不愿接受的东西。同治六年（1867）疆吏群议赫德所作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所作的《新政略论》，皆以“铜线”（电报）为中国之大害。但七年之后日军侵台，会筹台湾防务的沈葆桢因亲历其间而多得见识，已渐知“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25]由此开始而认知变，判断变，取舍亦变。至光绪六年（1880），遂有李鸿章“请设南北洋电报”的奏议。其中引“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实例，以比照“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然后进一步引申，推论到“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而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为不得不然。[26]同十三年之前他所说的“铜线铁路”两事皆“大有利于彼”而“大有害于我”相对照，显见得今昔之间已是截然不同。而促成了那一代人对电报的认知和判断发生大变的则都是兵事。相比于航运和矿务被寄托以税利助饷的愿想，电报是一种更直接地为兵事带来利害的东西，从而在更直接的意义上是一种自强之要政。因此“请设南北洋电报”一折之后，出奏的李鸿章当年已奉旨开始架设天津到上海的线路，并立电报总局于天津以司其事，于是引兵事作论证的电报，便成了一种用官督商办来经营的事业。后来的十年里，在电报总局主持下，这种作始于“南北洋”而意在“以通气脉”[27]的东西又节节扩展，次第增设苏浙粤线、长江汉口线、川鄂云贵线，以及粤赣线和陕甘线。这个过程用电报贯通和勾连了一个辽阔的空间范围，李鸿章谓之“风气渐开，推行日广，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殊方万里，呼吸可通”。[28]而“原为洋务军务而设”的电报，也在这个过程里越来越多地延伸而入经济过程之中，并以“必先利商务，方可行远而持久”为其间应有的自觉。[29]电报“先利商务”，同时是电报因商务而获利。以光绪八年（1882）电报总局最初收入的六万一千余两为起点作总计，则其光绪二十一年（1895）所入的一百一十五万五千余两不能不算是一路累进而增幅极大。[30]增幅大说明了利源厚，获利的电报总局遂因之而站得起来，能够在彼时众多效西法的企业里以经营特出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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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报相类同的还有铁路。当主持洋务的那一代中国人从不接受电报转变为接受电报的时候，他们也正从不接受铁路转变为接受铁路。是以李鸿章奏请开设电报之日，奉召入京的刘铭传同时在亟论铁路“于兵用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31]并由此引出奏议纷呈。而与这种奏章议论相对映的，则是同一年里开平矿务局已在着手从唐山筑铁路到胥各庄。这条用来运煤的铁路虽总长止有十五里，却具体却说明了中国人最早的铁路是从矿务中派生出来的。这种由此及彼的牵连而来，常常是西法进入中国的实际路径。迨四年之后中法交战，奕譞的反思之一便在铁路。他说：“窃查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臣奕譞向亦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济，判然两途。”遂为“调兵运城，贵在便捷”所说服，由排拒铁路而变为接受铁路。作为一个影响朝政的亲王，其前后不同的转变不仅有代表性，而且有支配力。由刘铭传开先的论说因之而进入廷议并首先说服了国家权力所在的朝廷。[32]而后是刘铭传主政的台湾自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从基隆向南筑铁路，这个过程从官督商办开始而以官办收场。同时的华北则由绾北洋的李鸿章和绾海署的奕譞合议，借已成的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到阎庄，继之由海军衙门续筑阎庄到大沽一段铁路，而后从大沽再连接天津。理由皆在用铁路于防务，“数百里间，驰骋应援”，万人之军“不啻数万人之用”[33]至光绪十四年（1888）铁路已修到天津，海军衙门还想沿用这种一段接一段的办法把天津的铁路引到通州，而事涉多端致朝议纷争。之后张之洞以芦（沟桥）汉（口）铁路为主张别立一说并为朝旨所许，津通之议遂因之而止。但芦汉铁路刚刚开始筹备，俄国已在密迩中国的西伯利亚筑铁路并“催工以争先”，[34]由此形成的逼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先造关东铁路以应之。于是，自光绪十八年（1892）起，移用本为芦汉铁路筹拨的银子作专款，由滦州开始鸠工施作，向东北延伸。至光绪二十年（1894）已在山海关外筑路六十四公里，而随后爆发的中日战争使之不得不止。同电报相比，这一段历史里铁路兴作显然是既少通盘的成算，也少一以贯之的章法。与此相对应的，便是能够影响社会和经济的铁路在这一段历史里仍未深度地融入中国人的社会和经济之中。然而，以前后说因果，这段历史已经为后来没有铁路的中国开了头，从而完成了最难完成的事，则后来的历史沿此延伸则会容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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