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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49 三十年办洋务起伏跌宕，局中人一直在催动中国的变迁以回应外来的变局。但逼扼下的变迁又是一个不能从容并因之而常常要颠倒和偏斜的过程。当日说借法以图自强，对手和榜样始终都在彼族：“泰西各国，昔日惟英以求水师称雄，今则德、俄皆练水师与英抗衡。日本之船炮军械师法西人，亦骎骎有争霸海上之意。”以此反照中国，则“争之而兵端起，让之而得步进步，兵端亦起”。[37]因此，“言王道者羞称富强，但时势使然，不得不尔”。[38]其间的理路，正说明了中国困于彼族之富强，遂不能不以中国的富强为指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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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51 而后形成的以今日比往昔，是儒学讲王道，以民本为天下之要义。梁启超后来概述“《春秋》以天统君”的道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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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53 天也者非能谆谆然命之者乎，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于是无形之天，忽然变为有形之天。他国所谓天帝化身者君王也，而吾中国所谓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则所谓天之秩序命讨者，实无异民之秩序命讨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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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55 民为邦本，则君王不能不重民生。而以有限的物力为前提，与民生相对的一面便是不能不抑国家和君权。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说：“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矣”。《大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孔孟警戒君王，《大学》限制国家，说的都是国计以民生为根本。与后来二千多年里世间的众生相作对比，这些道理当然不可用来写实。但这些道理出自儒学的本源和经典，并因之而始终悬在每一代君与臣的头上，时时都在为他们立一种人所共见的法则。康熙帝留下过不少诗，其中一首的题目是“康熙四十二年夏秋间恒雨为灾，山左尤甚。朕夙夜靡宁，宵旰焦劳，减膳撤乐，坐不安席，自冬至夏，自夏至秋，未尝晷刻少安。虽设法拯救，几乎难保。幸四十三年，二麦大熟，秋成颇佳，饥者未转沟壑，穷者皆得衣食。实非朕之凉德所感，赖上天之所鉴祐也。故喜而不寐，作长歌以示”。[40]其间既有民本，也有民生，还有民本和民生面前的战战兢兢。相比于诏书，帝王的诗赋叙写的是个人的心怀，因此，以诗作表达，正可以见其头上悬着这一套法则，心中便会不宁。身在儒学构成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人会自外于王道，所以，没有人敢把民本和民生当作可以轻而贱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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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57 但洋务追逐富强，而富强的主体和本位都是国家。所以马建忠以《富民说》为题目作策论，而开头两句则是说“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41]虽然起讲不算切题，但却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富与强以国家为重心，也以国家为名义的本来面目。王道为民生抑国家的传统因此而被自强和富强所打破。打破同时也是驱动，虽然彼时的国家依然与君权连在一起而不可剥离，还没有成为一种新的观念，然而得此驱动已能自我伸张并节节扩展。这个过程从历史中产生又从历史中获得合理性，但以国家的富强为全神贯注之所在，则这种伸张和扩展从一开始就不会有余暇和余地把民生收入自己的视野之内。所以李鸿章办洋务三十年，而当中日战争之后“历聘欧美”，西人曾迎而评论之曰：“中堂之面目心思，但见其为中国谋得财，未尝显其为华人谋生利也。”又说：“我辈西人久知中堂于富国养民之学，素未究心，故只能计及目前，不愿谋诸永久。”[42]这些话说的虽是李鸿章，而其眼光所到，已能触及三十年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富强与民生相背离的过程。李鸿章以士大夫作洋务人物，与儒学相距尚在不太遥远之间，其实亦知“今之熟习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43]的事实。“隔阂”一词用为评估，说的当然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置身于借法的内在逻辑之中，他又是最自觉地把经济引入洋务的人。在他由经济作推演以规划将来的理路里，凭据是西方的，收入则是国家的：“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44]以“岁入财赋”为着眼点和下手处，则旧日的政治论说里连为一体的国计民生便只能取其半截。与此对应，当日以“商务”为总称而次第出现的轮船航运、铁路、矿业与机器织布等等，遂不能不成为既由国家权力促生，又由国家权力督管的东西。与最初远离民间的效西法造船制炮相比，航运、铁路之类本属另外一类物事。它们一经产生，便会更切近地直接伸入下层社会的生活和生计之中，并在它们所到的地方引发种种从来所没有过的变化和变迁。以原本的境况为常态，这些都是搅动。而民生一旦因富强而被搅动，则搅动了民生的东西，同时也搅动了两千多年儒学留下的民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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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59 光绪六年（1880），朝廷有“借洋款开铁路”之议。当日倡说的要旨，一是“遇警则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二是“商人运货最便，可收取洋商运货之资”。[45]两者都在富强的范围之内，而以常理相度，则“遇警”之日少而“运货”之日多，其启动因出于兵事，而其实效则大半应归于富国。以洋务为要政，则其间之因果昭然，所以其间之逻辑昭然。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由洋务所引入的铁路又会同洋务之外的万千民间社会中人及其资生之具发生关联，并因之而有另一种因果和另一种逻辑。清流和清议更重后者，所以当海军衙门请修津通铁路之日，盛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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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61 铁路之利在重物能引之使出，道远能促之使近，今津通本为往来大路，商贾经行并无难运之物，而车户、船户以及肩挑背负之人资以为生者，当以数万计。铁路一开，大众失业，虽曰上货、下货以及停顿之地，失业之人皆可就谋生计，然京津游手本多，万不容各安本业之愚民来兹托足。是所利者奸黠之游手，而所害者数万有业之愚民，利者自利，害者自害，不相通也。朝廷矜恤为怀，常欲一夫不失其所，何忍令失业之民动逾数万乎？[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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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63 他的立足点是“天矜下民”。这种意识本为士大夫所共有，因此，清流和清议都不喜欢铁路之淹掉众生苦乐和匹夫匹妇。周德润说“恐捷径一开”，则“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刘锡鸿说“西洋之政，如教艺课工、矜孤济贫、禁匪捕盗、恤刑狱、严军令、饬官守、达民情等类，与我中国政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何以悉屏置弗道而惟火车铁路是务哉”；奎润说“夫此舟车失业之穷民，皆我国家安分守法善良之赤子也”，朱琛说“议者谓铁路之举将以有利于国也。臣愚以为国之有利与否尚不可知，而民先已受其害。夫病民利国犹且不可，况病民而未必有利于国乎”。[47]同时抗疏相呼应的还有徐致祥、翁同龢、游百川、屠仁守等等。他们的深忧所结，都在于富国与恤民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铁路引出群议不息，是因为轮船航运在经营多年之后已经提供了一种可以直观的事实。可以直观的事实便成为可以类比的事实。湖北巡抚奎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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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65 以湖北一省而论，臣道光年间随任湘南，曾经路过，自汉口以抵襄樊，由长江而达瓜镇，数千余里，市廛栉比，樯帆络绎，允称繁庶之区。及臣奉命抚鄂，重到此邦，顿讶其民物萧条，迥非前比。初尚以屡遭兵燹，元气或未能骤复，及至广加采访，据绅耆佥称受困之由，实因轮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而襄樊一带行店关闭，车户歇业，瘠苦情状，尤不堪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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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67 这个从“繁庶”到“萧条”的过程发生在他的眼前，由此推测铁路，便不能不想到“一有火车，则水陆皆归垄断，舟车两业及肩挑负贩之众，游手成群，何以度日”。[48]这些话引实例作推论，很容易转化为说服力。奎斌是一个疆吏，但因之而与民生更近。所以以民生为题目，当日之疆吏往往能够与清议共鸣。而借法带来的轮船和铁路则在这种共鸣里成了清流与洋务立歧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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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69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表彰招商局，曾说“迄今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十分之六”。他引为兴奋的是中国的轮船航运超过西洋的轮船航运而据有的商业优势。而同一年里，总督两江的刘坤一作奏论议及招商局，说的却是“将来日益扩充，能否广收外洋之利，尚无把握；就目前而论，招商局名为分洋商之利，其实所少者系国家课厘，所夺者系穷民生计”。[49]使他深致不满的是“华商”生意里的实际内容。合此两面而观之，则以李鸿章所说的“十分之六”为比例，奎斌笔下长江沿岸的“民间衣食之途”，多半应是被招商局的轮船所“攘夺”的。刘坤一和李鸿章因逐利与生计的矛盾相抵牾，清议和洋务因富国与恤民的矛盾相辩驳，这种抵牾和辩驳翻掘出来的正是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内含的深刻矛盾：洋务为富强而借西法，其初心本在与彼族相竞逐。然而借来的西法以侵食为本性，从一开始便不能不在撕破旧经济的过程中实现自己，又在实现自己的过程里形成一种新的经济样式。而后是中国人用借来的西法与彼族步步艰难地相竞逐，与之同时发生而不可分离的，则是新的经济样式挟不可逆转之势节节摧折旧经济。在旧经济被摧折而趋于分崩离析的地方，附着于旧经济的万千人口便成了失其本业的落难者。当时人说：“自长江轮船畅行，平时江船生意大半为其所夺。而臣往来江上，屡乘招商轮船，所用水手，大抵皆广东、宁波、上海之人，而非湖广、江、皖平日操舟之人。”[50]以此为事实，可见新的经济样式在摧折旧经济的过程中制造出来的多余人口，大半都不能为自己所吸纳。于是这些多余的人口既已失掉了可以托身的旧业，又难以进入另图生计的新业，与他们相伴的便只有饥寒困顿和失路之后的怨愤。就19世纪后期的历史变迁而言，新的经济样式为中国社会提供了近代化的内容。以此为界说，则被摧折的旧经济当然是一种落后的东西。然而彼时中国人的多数都与旧经济连在一起，从而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都与落后相因依。在这种社会构造里，摧折落后常常会演为摧折“大众”的生业，摧折“穷民”的衣食。然则民本主义由此而起，由此而激，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已经越出了这种富强之说预设的范围，而为这种不及民生的富强之说所无法回应。清议依傍儒学而不识历史变迁，所以清议始终执民本以哀民生。但在万千中国人身处经济分解，并为经济分解所窒苦的时代里，这个天下不能没有苍生意识和普遍关怀。因此，不识历史变迁的清议倾力伸张恤民之旨义，又正是以其不识历史变迁的古老和陈旧，真实而具体地体现了这一段历史变迁中应有的矜愍和良心。以此作映衬，则洋务所主导的种种更张天然地是一个与民本和民生重重隔膜的过程。这个过程用国家的名义营造富强，而后国家权力自成一种本位和主体，并因致富致强而层层扩张。力倡铁路的刘铭传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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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71 不谓言者又疑为扰民也。非特室庐、邱墓呈诉者只有一二起，固不足介意；即果有二三百起之多，而事关军国，亦当权衡轻重，岂能以小不忍而乱大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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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73 兵家筹备于平时，无异决胜于临阵。王者克敌致果，初不闻以伤残物命为嫌。尚以筹备为扰民，犹之两国交绥，斤斤于不重伤，不擒二毛之说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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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75 而周盛传论开矿，则主张“请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凡产煤铁之山，不准本地绅民藉风水之说阻挠大计，违者以违制论”。[52]两者都在引军法和刑法以对付民间的异议，两者都与中国文化里的教化相对峙。其渺视民人的轻而贱之，醒目地表现了国家权力藉洋务而脱出儒学规范的恣肆和霸道；也醒目地说明了国家权力的伸张和民本的萎缩是互为因果的。这是一种由近代化助成的国家之名义和国家之权力在观念上的独亢。然则与民本萎缩为因果的富强，又将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富强。郭嵩焘说：“富强者，秦汉以来所称太平之盛轨也，行之固有本矣，渐而积之固有基矣。振厉朝纲，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辑人民，需以岁月，汲汲求得贤人用之，其基也。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53]他推崇富强，却不相信麻木不仁可以致富强，在当日喜欢说洋务的人物中是个异数。这种深度的个性思考使他奇异地相近于清流和清议。但异数只能反照时趋而不能改变时趋。在那个时候，淹没了民本的国家观念和麻木不仁的富强意识，都是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带给中国社会的，而且它们一经出现，便会在中西交冲的推波助澜中日甚一日地成为中国社会里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光绪末期，湖北为西太后庆万寿，“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身在听歌之列的辜鸿铭言之苍凉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者，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54]其时已在20世纪初年，而比之19世纪后期清流与洋务的亢争，国与民之间的分为两截已是更进了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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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7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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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79 西人用物力打败了中国，因此洋务效西法，初则惊心，继则动心，后则用心，正视和注视的始终都是物力造成的炎炎之势：“舟车则变而火轮矣，音信则变而电传矣，枪炮则变而后膛矣，战舰则变而铁甲矣，水雷则变而鱼雷矣，火药则变而无烟矣。”[55]物力以实事实功为准尺，因此李鸿章半生办洋务，自为引重的是“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56]其间的“只知”是一种自设的高度和限度。然而以实事实功为限度，则从洋务中自生而茁长的只能是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实利和功利的自负。是以彼时的奏折曾有以洋务为理由者追问说：“士大夫袭故蹈常，置有用之书于不求，将何以上慰宵旰？”[57]显然，视“有用”为惟一，是把“有用”本身当成了洋务的价值所在和价值判断。于是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在远离民本和民生的同时，也远离了原本为这个社会提供价值的义理和道德。孔夫子讲人伦，立意在于教人怎么做人。而当日洋务之用心全在做器与做事，以此比拟孔夫子，则“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58]是圣人和人伦都已不能算作有用。而后实利和功利都成了单面的东西。洋务不倡道德，但在当日的中国，洋务又是天下之利源和利薮。造船造炮和买船买炮动辄以万千白银作计量，万千白银全是从国库里流出去的。后起的航运、电报、矿业等等，虽然多数有商办之名，而其中进进出出的本和利，很大的一部分也是与公帑相牵缠的。这些当然都属有用之事，与这些事同起于一个源头的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其本义所指无疑应是国家之利。然而在这种不倡道德的利源和利薮里，一面是郭嵩焘说的“以西法为名，一切务为泰侈”，一面是惇亲王奕琮说的人“不洁已”，[59]国家之利遂非常容易转化为私人之利。而后“侵渔”、“中饱”、“浮冒”、“贪污”、“侵蚀”、“罔利”、“肥私”等等非法逐利的名目，便在三十多年里常常要与洋务中的人和事相挂连，激出清流和清议一遍一遍地持道德以批判不讲道德。在这个过程里，儒学的刚性作成的是19世纪中国最后的义利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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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81 光绪初年刘锡鸿说：“士习不端，经管支销银数最难得人。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银洋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六两，前十数年盖如此，各省恐亦不免。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60]他所说的是由制造而肥私。十二年后朱一新奏论“购炮买船近多浮冒”，举“从前董梦兰、蔡钧等之朋谋诬罔”，连类以及“此外购办枪炮之员，以贱为贵，以旧为新，欺饰侵吞，弊可胜道”，而后以“李凤苞承办定远等三艘，人言藉藉”为可忧。[61]他所说的是由购买而肥私。刘锡鸿在叙述里上溯“前十数年”，朱一新的叙述又在刘锡鸿之后十数年，因此，以时间作估算，两者所共指的“浮冒”是洋务里富有长久生命力的东西。而在这种漫长的时间跨度里，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广东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电报局以及后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都曾有主其事的人物因营私而被劾被议。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工部的奏报还在说“外省开销，尤以涉于洋务者为独巨”，而其间“奏称核实请销于前，而承办人员复以侵冒被劾于后”，[62]帐目多成具文。由此连成的一片广度，又说明了“浮冒”是洋务里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事实的普遍产生和长久存在，都显示出实事实功与道德哀颓在洋务里的深深胶结和难分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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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83 然而个体的“浮冒”、“侵渔”、“中饱”、“罔利”、“贪污”在那个时候不仅是无廉耻的，而且是不合法的。无廉耻和不合法，则不能不以掩藏为常态。与之相比更肆无忌惮从而更加触目的，还是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在没有限度中走向极端，别立名义公然逐利，并因之而以其别立的名义作践士大夫的廉耻和志节。光绪中期屠仁守作《奏请停止海军报效疏》，痛责海军衙门为筹款而开“报效”之门，逐使“佥壬干进”纷纷以“报效”为“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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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85 革员杨宗濂，谕旨所谓声名平常，不应调办要差者也，以万金而录用；革员姚宝勋，以置房赁作妓寮被参，谕旨所斥为卑鄙无耻者也，以万金而开复；故入人罪如马永修，弊混公帑如陈本，系不准捐复者也，皆以报效湔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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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87 以这些人为样式，显然是无廉耻的事和不合法的事因“报效”之别为护佑，都可以立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廉耻和不合法而可以立于光天化日之下，然则士大夫的德行自砺和德性自尊便成了不必有和不足道的东西，由此形成的不能不是一种善恶模糊。人在模糊之中，便是身在不知所适之中。因此，海军衙门因“报效”而得到了实利，但受重创的却是两千多年儒学在人心中构筑起来的道德界线。所以屠仁守劾“报效”，叙事之后还要论义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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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89 国所以立者，纪纲法度而已。流品淆，官方何由澄叙？名器滥，典则何由昭垂？劝惩倒置，又何以厉世而磨钝？理财而财失，任人而人欺，以二百余年未有之弊政，一旦行之不疑，既亏定制，又拂群情，使天下疑朝廷惟利是视而不顾义之安，惟功是图而不念道之悖。纪纲法度，悉堕于冥冥之中，虽欲振之，其将莫及。[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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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91 他说的都是老生常谈的道理。然而在没有限度的实利主义和功利主义四处漫溢之日，“惟利是视而不顾义之安，惟功是图而不念道之悖”所表达的道理，却是那个时候惟一能够与之相抗而且相遏的道理。“义”与“利”对举；“道”与“功”对举，都说明实利和功利并不是人世间惟一靠得住的东西，所以实利和功利都应当有限度。等到后来“练兵处祖袭海军故智，仍用报效之法罔利鬻官，辇金求进者自十万以至数十万不止，监司部郎上下不甚贵重，动以京堂相答谢”。[64]此时已在20世纪，其市面比海军衙门又大了许多，而“虽欲振之，其将莫及”也已不远了。以后来比当时，既可以看到清流和清议的义利之辩言之而中，又可以看到利孔大开之日的义之不能敌利。言之而中说明老生常谭而能谭得下去，其中自有真知透辟；义之不能敌利则说明时趋已成之后，真知其实是走不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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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93 实事实功与道德哀败在洋务中的深相胶结，反照出效西法的过程里做事和做人的脱节。辜鸿铭曾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在其只知有政，“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用人行政，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65]“教”的着眼点是人，“不知有所谓教者”正是说洋务不重做人。由于不重做人，聚合于洋务里的各色人等逐积久之后自成一种品类。姚永概致书吴汝纶，说是“才杰不谈洋务，谈者皆势利小人，临时张皇，一无足恃”。梁启超叙述“中国四十年来大事”，举洋务中人而总称之曰“一世鄙夫”。在他们之前，张佩纶形容李鸿章驭人，用的是“使贪使诈”。[66]这些人守旧开新各不相同，而以洋务分人品之等类则所见佥同。其间的一致性正反映了当日人眼中的普遍性。因此，清流与清议作义利之辨，一定会延伸到洋务中的人物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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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95 洋务因变局而生，所以洋务以尚才为先。薛福成说：“时方无事，则以黼黻隆平为贵”，而“论致用于今日，则必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67]以“致用”为前提作推论，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其间分出来的先后也已内含了一种轻重等序。薛福成阐说的是所贵者才也，而其心仪之和理想化了的“英才”、“通才”、“译才”，李鸿章统名之“解事人”和“办事人”。当日马建忠曾为李鸿章不满，所受的斥责便是“办事一味空阔”；而盛宣怀得李鸿章器使，被赏识处即在“大才素精会计”。[68]显见得更进一步，是人因事贵。然则在效西法的等序中，又以事为最大。所以三十年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里，多见的是可以历数而枚举之的实事实功，与此同时，为一世所共见的，则是“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材能，不论人品”一经由实事实功派生，便能自为光焰，别成三千世界里的一种吸引力，使少气节和少人品者乐于归趋而自成一群。但纷纷然的少气节和少人品，又正见其以事为最大，由此召来的人物在旁观的眼中遂多半不能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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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7697 光绪中叶，王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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