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7698
1706707699
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以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不谓不及十年，而其局大变也。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噫嘻，是何一变至是也。[69]
1706707700
1706707701
他是最早倡议办洋务的士人之一。而二十多年之后评说“洋务人员”，则诧异和睥睨交集于“噫嘻”一哂，显然是不愿与之认同类而叙亲缘。两千年岁月积成的历史、文化、传统、典则都重人，并因重人而尊君子人格。因此，与效西法移来的洋枪洋炮、轮船机器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典则更不能接受的是效西法的过程因重事而尚才，因尚才而轻德，在节节滋蔓里生造出一个没有君子人格的世界。中法战争之后，黄体芳说：
1706707702
1706707703
用兵之道，器械形势，千变万殊，而将才必俟忠勇廉朴，不爱钱、不惜命之人，则千古不易。法虏犯顺，我军凿船自沉者不一而足，其间卓著战功而为外夷所畏服者，惟冯子材、孙开华、刘永福三人，此三人者，素未尝讲习洋务也。
1706707704
1706707705
他推重这些人以“忠勇廉朴”致事功，为的是对比李鸿章所“最赏识信任者”之没有“忠勇廉朴”。把两者分开来的东西便是品类。而身在两者的此长彼消之间，黄体芳始终不肯相信事之大小可以盖没人之品类：
1706707706
1706707707
夫李鸿章亦岂真丑正好邪，有心误国哉？彼直以为如李凤苞诸人者，真今日能识时务、能办大事之人才，而不知其贪诈卑污毫无天性，凡忠勇廉朴，不爱钱、不惜命之人所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者也。[70]
1706707708
1706707709
义利之辩延伸到洋务中的人物品类，薛福成笔下的“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联络中外之译才”与“侵渔”、“中饱”、“浮冒”、“贪污”、“侵蚀”、“罔利”、“肥私”的缘之而生便成为一种启人深思的反比。这种反比说明，洋务为办事而不得不求才，因而“事”和“才”都不肯受清议的管束。但由于不立人品，应召而来者却很容易重一身一家之利更甚于重国家之事。因此，办事的过程常常要显出人心越过德性制约之后的各见“卑污”。在黄体芳的这一段议论之前和之后，张佩纶痛骂许钤身、盛昱訾议唐廷枢、王先谦弹劾盛宣怀，以及翁同龢因召对而切言“李凤苞、徐承祖皆不（可）恃”，[71]等等，都是一种品类里的人对另一种品类里的人表达出来的异视和鄙视。三十多年之间，洋务由异端而成为朝廷的要政，又由朝廷的要政而成为仕路里的捷径。其间利禄牵动人身，入洋务者既多，依附于洋务者更多。而后，因不立人品而“毫无天性”便随之铺展，在这个过程里由个人之质地染为一世之风气。中日战争之后，张佩纶对喜欢讲变法的李鸿章说：“各省未变法，北洋水陆各军何尝不参用西法？”而“临危无助”，相率溃散，毛病都出在人身上：
1706707710
1706707711
可知变法尤在变人。若仍用时相私人以为才，仍取泰西唾余以为法，徒使千圣百王所留之礼义廉耻扫地无余，卒之人心不古，徒法不行，国仍不保。[72]
1706707712
1706707713
此日他已退出官场而以“废锢”之身成为李家的女婿，但清流本色始终与洋务不同。因此中日一战之后，以事与人相权重，其深恶“小人之有才者”，持论仍与十多年前黄体芳之说一样；而以“礼义廉耻扫地无余”比当日之“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则当日的“引避若浼而羞于为伍”已变为他所面对的骎骎乎将起的一世颓波，其愤郁又尤过之。在这种地方，儒学的刚性总是同士大夫远望来日的深重忧患连在一起的。19世纪后期，借助于洋务牵动的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才获得了发生和发展的起点。然而义利之辩与之相颉顽，不能容忍的是古所未有的实事实功与古所未有贪欲公行一路共生而相互夹杂。而后在儒学的德性意识和君子人格投射和映照之下，中国近代化的早期历史便非常明白地显出了其本相中的污秽一面。污秽因道德批判而见，但时处变局无尽之中，事因时而起便是事与势相系，“解事人”和“办事人”虽大半被一时清议目为猥鄙，而作为一个群类，却不会轻易地被道德批判逼得退场。时人说盛宣怀曰：
1706707714
1706707715
李鸿章以覆师罢北洋。言官争弹（盛）宣怀，谓如严嵩之赵文华。朝旨令王文韶、张之洞按之。文韶已入其贿，而之洞不能赇，乃乞瞿廷韶解之曰：“苟宽宣怀，愿出资弥汉冶铁厂、纺纱织布局各亏耗。”之洞喜，遂复称其才大心细，堪备缓急，竟以一开缺道员擢四品京堂，令筹芦汉铁路。[73]
1706707716
1706707717
张之洞曾作清流而且一生与科目中人相亲近，他不是不知道“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74]因此，就其本性而言，张之洞不会喜欢盛宣怀而以同道视之，但一涉办洋务而效西法，则又不得不借重本属另一个品类的盛宣怀。这个例子以一种既富代表性又富调侃性的方式说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过程因时势逼拶而倾斜失衡，又在倾斜失衡里漠漠然碾过清议的道德忧愤。实事实功一次一次地碾过义理和道德，两千年的清议和光绪朝的清流便不能不再而衰三而竭。
1706707718
1706707719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3、27页。
1706707720
1706707721
[2] 同上书，第7、8页。
1706707722
1706707723
[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9页。
1706707724
1706707725
[4] 同上书，第32页。
1706707726
1706707727
[5] 同上书，第34页。
1706707728
1706707729
[6] 同上书，第51—52页。
1706707730
1706707731
[7] 《翁同龢日记》第一册，第529页。
1706707732
1706707733
[8] 《翁同龢日记》第一册，第521、519页。
1706707734
1706707735
[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9页。
1706707736
1706707737
[10] 《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272页。
1706707738
1706707739
[11] 《校邠庐抗议》，第57页。
1706707740
1706707741
[1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270页。
1706707742
1706707743
[1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第9页。
1706707744
1706707745
[14]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九《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卷十《复丁雨生中丞》（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卷五《复陈筱舫侍郎》（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1706707746
1706707747
[1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232页。
[
上一页 ]
[ :1.70670769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