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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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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六，《复叶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八日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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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上书，卷十五，《复日本汪使》（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酉刻）；《复巴黎龚使》（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三日申刻）；《寄译署》（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亥刻）；《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四日巳刻）；《寄译署》（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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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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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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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18、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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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同上书，第七册，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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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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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增订版） 平壤溃师，黄海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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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的海军在丰岛洋面向中国人不宣而战的时候，日本的陆军同一天里也在向中国人驻守的牙山进逼，其用意同样是不宣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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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泊牙山，初意在“不入汉城”，从而不惊韩人畿辅；继之则有心“不至与日本兵相遇启衅”。[1]其间的筹算自始便没有计及战守之形胜与利弊。时至此日，则“倭人大队已逼振威，去成欢四十里”而丰岛一战致“海道已梗，援军难飞渡”，然后是中国一面遂成了以“牙山之兵孤露无援”处“牙山绝地不可守”之中。于是没有计及守战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仓皇中进入守战。丰岛之战后三天的二十六日夜，“倭前锋至”，与淮军守兵战于安城渡，“其后队且至，复猛进”。至次日黎明，“倭兵已踞成欢西北面山坡”。守成欢的聂士成“督队与相持甚猛，而我军左侧之东北面山坡又突为倭人抢踞，以炮直击我东西诸垒”。日军“分两道来犯”，而守军只能堵遏一路。由此形成的不相对等使力竭的中国军队“势不支，遂败”。守成欢的聂士成一战而败，同一个时间里，在成欢东南守公州的叶志超又尚未接仗“已弃公州”。之后败而退者与逃而退者“乃合军北走”，一路绕道避日军，“途行匝月”始渡大同江，到达了陆路入朝鲜的援军已经屯集的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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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牙山“残军饥疫，死者相属”。[2]然而叶志超逃奔甫定，却已在放手捏造情节，铺叙战功，其笔下牙山的败而逃和此后的退而逃，遂一变而为“六月二十七日成欢之战日兵死亡确有七百余人，我军仅伤亡三百余人。此次途中复击退清州、忠州、金化所遇日兵，且战且走，几及一月，周行千数百里，炎天烈日，艰苦万状”[3]的功劳和苦劳。而后朝旨“嘉奖，并赏军士银二万两”，[4]未几又令叶志超“节制调遣平壤前敌诸军”。[5]于是一个逃军之将便成了指挥中国入韩各军的统帅。比之一战而败和屡战屡败，像这样出于战场的谎报和来自朝廷的轻信显然要可怕得多。而以叶志超的谎报比丰岛海战里挂白旗的方伯谦“既庆生归威海，遂称击毙倭海军总统以捷闻”[6]的事属同例，则俱见这一类凭空虚造而没有真相的禀报在当日军中的比比皆是。而后是朝廷远看战场，常常要两眼一片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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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军在丰岛、牙山先后不宣而战，中日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至七月初一，中国和日本同一天下诏宣战，循名责实，已是事后为枪炮在作回声。中国向日本宣战，由朝鲜内乱起讲，叙述“该国王请兵援剿”和中国“拨兵赴援”之原由，以对比“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的“种种要挟”和“不合情理”。之后举其“乘我不备”突然“开炮轰击”的“变诈”阴狙，切责“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皆指陈事实以说明“倭人”的“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和中国之不得不战，“以拯朝民于涂炭”。其间近代外交的准则与宗藩关系的历史非常醒目地交缠在一起，显示了中国人身上更多一层的重负。日本向中国宣战，则通篇以朝鲜为着眼点和目的地，用种种凿空之论指“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而“损害（日本）帝国之权利利益”。其要旨在“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并不在事实与是非。[7]这些文字说明：中国一方的下诏宣战和日本一方的下诏宣战，都指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以朝鲜为起因，所以，久被日本觊觎的朝鲜遂先成中日战争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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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军队进入朝鲜之后，“踞王宫，扼险阻”，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布置已定”。而当道的中国人既泥于“公例”和调停，又困于“彼则着着占先，我又面面受制”，[8]至“兵形已兆”始发四路援军，“自辽东分起前进，渡鸭绿江，入朝鲜”。其陆续东行遂“兵机既钝，且道迂远不即达”，于是前一段迟缓又造成了后一段迟缓。当中日各自宣战之日，中国军队“驻朝境者为芦防六营、盛军十三营、奉军六营、奉天之盛军六营、毅军四营，共三十五营”约一万四千余人，由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丰伸阿统属，相互聚拢而“尽屯平壤”。就数目而言，已不能算少。但这些分属三十五营的兵弁虽然身在军中，却大半不能以纪律相部勒。时人记述说：“方四大军之入朝鲜境也，朝民以王师至，欢呼夹道，为时盛暑，争献茶浆饷我军士。而军士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尤甚，朝民大失望。”[9]前此十年，中国军队既曾入越南与法军屡战；又曾入朝鲜平甲申之变，其一路行迹，虽不能以王道相比类，而来去之间犹自能归束于军法统摄之中。于是而有当年中国军队回师之日“越人”的“啼泣遮道”[10]和此日朝民的“争献茶浆”。举前后为比照，则像这样公然抢掠的场面不能不算触目惊心。众多的兵弁还没有打仗已先施抢掠，在“朝民大失望”的同时，又以其群起的乱象预示了这些兵弁所属的军队难以在战场久耐厮杀和屡仆屡起。而与这种兵弁的乱象相对映而且非常对称的，是“分起前进”到达朝鲜之后的诸军屯聚一地，与“麕聚王京”，因“新倭未集”而“迟回未发”的日军遥向对望；既“不即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稍后叶志超由牙山逃奔而来又奉命总统诸军，于战守之事则“弥庸懦，无布置”。[11]当日身在军中的人概叙其间之种种情状，引为感慨叹息的是诸大帅“自七月中会齐后，未与倭奴接仗，惟出哨之队偶遇互击，时或死伤一二十名”。至“八月三日，淮军与毅军黑夜出哨，中途相值，误传口号，彼此自相蹂躏，遂坚壁不出者五六日”。[12]显见得诸军共聚而各自为政，此军与彼军之间便往往以无序为常态。当此一万四千多人屯集平壤之日，叶志超曾以规划中的“三路同进”之势呈报李鸿章。而后申说“现在平壤兵数实不敷分布”，不能不顿兵以待“新募各队”之来。且“现农人正在收获，若进兵交战，农民失收获之望，我军就地筹粮，更形难办”。是以“再三筹度，必俟兵齐秋收后，始能协力前进”。读呈报的李鸿章称作是“自系老成之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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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时的日本则正在按照既定的成算增兵朝鲜。自中日交战以来，其国内的言论因亢奋而喧嚣，已把这场战争比作开国“五十年来所郁集之磅礴活力的发泄”，并深作渲染，呼唤日本“光芒赫赫的伸权扩张史”。由此翻动人心，遂使官界、军界与大众在共趋好战的归向里汇为彼时日本的“国民舆论”。[14]而好战成为“国民舆论”，又会派生出更多的喧哗和聒噪，从而更富广度地翻动人心。与这种四面鼓荡相对应，主导战争的大本营七月间已训令日军“把清军驱出朝鲜，不可使清军在朝鲜留一兵一卒”。之后中国军队屯聚的平壤便依次而成了日军倾力攻扑的枪炮之所向。[15]他们不会让中国人等到“兵齐秋收后”。因此当其来朝之兵先后由仁川、元山登陆之后，自七月下旬开始，日军的第五师团便在司令官野津道贯的指挥下大举北犯，分趋平壤。中国人事后追叙，说是“倭人之来攻平壤也，多取远势，分兵四大枝，以包平壤：一枝由王京西北出，循开城、金川、瑞兴、凤山、黄州东北，折历中和，而抵平壤东南，此倭人由大道来之兵”；同时，“一枝亦由王京西北出，至黄州，遂渡大同江，分道至江西甑山，以袭平壤西南面；一枝由王京东北出，至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至江东县，渡大同江，以袭平壤北面；一枝由其国来新兵，自元山登岸西行，历文川、阳德、成川，趋顺安，以截平壤西北大道我军归路者也。”[16]然而此日身在平壤的各路统将“方墨守城垣，附郭而屯”，意中皆“惟知大道倭兵之来，而莫虞倭自西北分道议我后也”。[17]于是日军分四路扑来，中国军队则始终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三的懵懂混沌之中。然则防和守之间犹未接仗便已全然不相对称。“及倭兵既逼，诸将分画守界：城之北面，乃左宝贵所部奉军、丰伸阿之盛军、江自康之仁字两营守之；城之西面，乃叶志超芦榆防军守之；城之南面，迆西南隅，乃卫汝贵之盛军守之；城之东面，大同江东岸，乃马玉昆之毅军守之；复以左宝贵部分统聂桂林策应东南两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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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八月十三日，“倭人前锋兵已到大同江东岸”，而其时叶志超电告李鸿章，则说的都是四顾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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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力疾从公，久邀洞察。惟倭情愈逼愈紧，筹饷办粮，运械换钱，办理交涉事件，必须数大员措置，方能裕如。现超一人兼之，且出险到平，甫经半月，百事创始，心力交瘁，病又日重，饮食亦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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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以军情危迫与饷事不继为蹶竭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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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粮数船，由咸从运至大同江外，均被倭人截去。现五大军止存军粮数日，天寒兵冷，夜间守营均无棉衣，后路转运至今未到。倭现以三四万人分四面扑攻，炮队由平路进，步队由山林间道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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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彼己而筹措防守，遂不能不“请奏催后路续调之兵，星夜兼程，刻日前进，方敷分布”，[19]其惶恐急迫俱情见乎词。但屯驻平壤的中国军队并没有等到“后路续调之兵”。十四日，“倭大队至”；十五日，“互放枪炮”，而“北面倭兵两枝”已“进踞城北山顶数座”，奉军屡争之而不能胜，诸将思虑后路将绝。曾经逃奔的叶志超又将“冒围北归”再作逃奔，左宝贵力拒不从，至翻脸相向，调派“亲兵守之”，以阻其“遁去”。越日迟明“城北倭兵分两道来扑”，而后城北遂成激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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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之来攻也，宝贵自至城上指挥，我军力御之，倭人死伤无数，仍猛进，辰刻竟破我外层东垒，而我外层之中一垒犹固守。未几，倭人移一大炮至相近山巅，逼我轰击，于是中垒不守，而外层之西一垒，内层之西一垒相继而溃，城北倭兵乃萃于牡丹台。牡丹台据全城形胜，我军以全力持之，而倭人炮队继至，专注我牡丹台垒排轰，其步队乘势蚁附上，遂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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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记述此战，以“不断地发射榴霰弹”和“雨点般的榴霰弹”为炫耀之词。[21]作为对手，则是守城的中国人为炮火所罩，遂不得不在“力御”之后一垒接一垒地后退。迨牡丹台为日军所陷，城北之守军已退无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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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乃服黄马褂顶戴登城指挥，遂连中炮，受伤堕地，犹能言，下城始殒；部将死者数人，我军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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