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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46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左宝贵死得其所。而“我军夺气”则说明了一个没有主将的战场在精神上的无所依傍。之后“倭卒十余人”借“绳梯猱升”登城而“守军惊散”，遂入城“斲死我守门兵”，大开元武门。身在城中的叶志超不能“志必死”，用来回应日军进逼的，遂只有遍插白旗于城上“乞缓兵”。在同一天里，当城北守军在炮火之下苦相撑拒的时候，马玉昆“方与东路倭兵相持于大同江东”，并“击退倭人，获大捷”。同时从西路扑来的日军在城外西南隅“与卫汝贵遇，汝贵邀之，相持至午刻，倭不得逞，亦退去”。然则攻守接仗，东西两面的中国军队犹能以力相搏而阻敌于战阵之前。迨“北路大挫”致元武门失守，“志超有诸军速撤之令”，于是本来各守一面以拱卫平壤的马玉昆和卫汝贵先后退。而后是当夜叶志超“率诸将弁兵卒弃平壤北走。倭人要于山隘，枪炮排轰，我溃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弹故，团集愈紧，死亡愈众”。[22]在日本一面的记载里，这场屠戮里的一派血腥曾被当作言之津津的东西，其绘声绘色之间，便尤能见其地其时异乎寻常的惨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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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48 佐藤大佐的部队迅速在后方的狭窄道路两侧展开，集中射击蜂拥而至的敌军。如此，撤退的敌兵，一群又一群，从傍晚至拂晓，仍未停止。次日巡视，箕子庙后面二、三百米以内，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变成红色。其密集处，五十米以内，有一百二十具伏尸与三十头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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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50 在师团主力方向，也彻夜射击撤退的敌兵。至拂晓，被击毙的敌兵约数百名。如此，在两条道路上，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此夜敌军死亡人数约达一千五百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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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52 在中国人的记载中，是“死者至二千余人”。[23]若以这些记载中的数目比算全员之名额，显见得中国进入朝鲜而屯聚于平壤的军队里，每十个人中便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是死在了这天夜里溃逃的路上。而总计其渡过鸭绿江之后的时日，则以四路统将汇成的一万数千人之众与日军列阵而战，不到一天即分崩离析并惊惶逃奔，在当时人的评论里和后来人的评论里都属“辱莫大焉”。[24]尤其是兵弁死者山积同时又“将领死者盖鲜”的事实，以两者之间的对比非常直观地写照了兵的怯懦和将的更加怯懦。而在其一路逃奔的后面，则是积储于平壤城里的大小炮十四尊，快枪并毛瑟枪万数十杆，金币十四箱，金沙十四箱，饷银十万两，以及军资、器具、公文、密电等等，“尽委之而去”。深而论之，被逃军所丢掉的还有造就和维持了向背的人心。“是时，朝鲜君臣民庶制于倭人兵力，望我军捷音有若望岁，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而我诸将一蹶不振，自是朝藩遂绝”。在中日之间，随着守平壤的溃军踉跄地退回到鸭绿江的西岸，是朝鲜境内“无我军矣”。作为对比，则战胜一方“倭焰益张，骎骎有内犯之志”。[25]这些都说明：平壤一战的结果，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由历史维系的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平壤一战虽然不算规模很大，实际上却无异于中日之间的一场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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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54 平壤之战后两天，中日海军又在黄海相遇并再作决战。“自济远丰岛之败，倭兵轮纵横辽海”，且“每值我海军出口巡弋，倭舰恒来窥威海。”[26]显然是海上的进取之势已常在日本一面。至八月十六日，因其第五师团进攻平壤，日本海军驶入“大同江口海面”以作接应，“防备敌海军之可能来援”；并连日游弋海域“暗中侦察敌情”，又“到处搜寻敌舰，欲痛痛快快地打一仗”。[27]同一个时间里，北洋舰队奉命翼护“铭军十二营”渡海至鸭绿江口以济平壤守军，于十七日到达大东沟，继之“彻夜渡兵登岸”。登岸的“铭军十二营”和护送的北洋舰队都不知道此时平壤已经落入了日本人手里。十八日午前，载兵来此的运输船队刚刚返棹归去，而舰队犹停泊于大东沟外，测望水天之间，已遥见“西南来黑烟一簇”。时至“向午，船来愈近”，凡十二艘，皆升“倭旗”。于是提督丁汝昌“令起椗，水手站炮位”，并将十舰分而为五：“镇远、定远两铁甲为第一队；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28]在其对面的海路上，则是“日本舰吉野、松岛、桥立、严岛、秋津洲、浪速、扶桑、高千穗、赤城、比睿、清田，及别有商船改制者曰西京丸计十二艘”，列成“双鱼贯阵”急急迫来。[29]“时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见日舰“作一字竖阵来扑”，意其“直攻中坚也”，遂大变阵式，由“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以成“犄角雁行”之势。然而当日行驶于波涛之中的“诸舰”速度都不一样，并因“速率各殊”而致“改阵”之际一时失序，尤以其间的“超勇、扬威船皆弱小，居右翼末，不足自固”[30]为引人注目。而这种失序的阵式还没有来得及重新排列好，日本舰队已逼近而中国舰队已发炮。随后，船和炮之间的竞逐厮杀遂“火弹怒飞”而“海波为沸矣”。[31]在日本一面，由于“畏我镇、定两铁甲，故于驶近时，改道飞驶，左行绕攻我军右翼”之“船后”，先对“炮略小而甲略薄”的超勇、扬威下手，作围而环轰，致两舰“相继中弹火起，超勇未几沉没，军士烬焉”。而同一个时间里，“倭船之拂我右翼而过也”，其“小船比睿、扶桑、赤城不及从，而转出我左翼之侧”。遂为“我定远与经远、来远夹攻”于“炮火迷茫”之中，其间扶桑中弹，比睿、赤城，连同为比睿、赤城召唤而来援助的西京丸则在中国人的炮火猛击之下“中弹甚酷”，[32]俱被重创。之后迟来的平远舰、广丙舰以及左一、福龙两艘鱼雷艇亦先后到达并进入海战。而“倭舰复分两枝，以快船四艘为一枝，兵轮五大艘为一枝，左右环裹而攻”，遂使“致远、经远、济远三舰皆被挖出圈外”从而“两面受敌”，于是“我阵乱”。[33]致远累战，“鸣炮如鸣镝”，而“船身叠受重伤，偏右斜敧”。当其“势将及溺”之际适与日舰吉野相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皆殉”。[34]与之相近的经远曾中弹起火，犹“激水以救火”同时“发炮以攻敌”。迨“遥见一日舰已受伤少侧，鼓轮进之，欲击使沉，乃猝为敌舰所环攻，船身碎裂”，管带林永升以下“二百七十人俱殉焉”。[35]而与致远、经远一同“亦被日船划出圈外”的济远彼时已“中炮甚多”致“炮身不能旋转”，其管带方伯谦遂于牙山一逃之后此日再逃，径直驶回旅顺。“同时效方伯谦者，厥有广甲一舰”。[36]稍后来远“受炮累百，船尾发火，烈焰飞腾”，靖远“中弹数十处，前后三次火起”，皆“不能支而驶出阵地逃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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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56 在这场杀气弥天的海战里，“日本之畏定、镇两船甚于虎豹，故恒远至六里之外以避重弹；而其所欲得而甘心者，亦惟定、镇二船，药弹狂飞，不离左右”。于是“方诸舰之逃也，倭兵轮五艘萃于我镇远、定远两艘，鏖战一时许”。对于日本海军来说，这是谋之已久的力为搏杀和志在必杀。当日身与此役的美国人麦吉芬（McGiffin，Philo N.）曾估计他所在的镇远“受日弹四百颗”；另一则记载说“日人自言，炮弹击中定远者几二千颗”。若加上未能取准而没有中的的那些炮弹，显然是“一时许”之间，“倭兵轮五艘”布下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弹雨。遂致弹雨之下定远中炮断桅，连同“桅顶铁瞭楼”里的七个人俱“堕海底”，之后“遍船皆火”；镇远“舱面之所有”皆“被日弹悉数扫去”，同时“日弹所至，火势东奔西窜”。然而“受弹”的中国人虽死伤相继，而身处烟焰之中犹始终在以炮击回应炮击。其间镇远“放出六寸口径之开花弹百有四十八颗”，至“罢战”歇手之际仅余“大弹二十个”，而“小炮之弹业已垂尽”。在这些数目构成的火力催锄里，是日本人成了受弹的一方。而比镇远更能有准头从而更能见功的，是定远炮击日军的旗舰松岛，并使之同样“舱面之物扫荡无存”而且重创之后“几沉”。在日人的记述里，这个过程被称作是“凶狠地进逼我旗舰松岛号”，直至“松岛舰因损伤而退出战列”。[38]日本人以五艘军舰围攻中国人的两艘军舰，其“所欲得而甘心者”最终造成的是一种持久的相持和苦苦相持。迨“时已日夕，暮色苍茫”，围攻的一方在历经了“异乎寻常的苦战”之后，已深懼“敌鱼雷艇”与“定远舰、镇远舰”会合将带来的“夜战十分危险”，遂“解而南去”，[39]这一场历时五个小时的海战也因此而得以止息。之后由靖远代旗舰升旗，召集尚在这一海域之中的其他军舰聚拢，与定远和镇远一同收队西归，驶回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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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58 时人总括论之曰：“是战，我军凡失船五，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丙也；其存者惟镇远、定远、来远、靖远、济远，合平远、广甲共七艘”，而“诸舰”皆“各创甚”，实际“已不能军”。[40]比之日本一面松岛的“受伤尤剧”，比睿、赤城、西京丸的“备受荼毒”，以及余舰“无一瓦全”，[41]中国人在这场“近世未曾有之激战”[42]里显然不能算是一败涂地。然而这个过程以北洋舰队的主力和精锐出战开始，以北洋舰队的主力和精锐折损结局，当其经此一战“已不能军”之后，本由北洋舰队巡航守护的辽海洋面，便不能不因后无来者而海路洞开。“盖自鸭绿江（大东沟）之战，我海军将士胆愈慑，且余舰七艘亦实不堪驰逐海上，故虽屡奉巡海截倭之令，而终不遇敌”。作为直接的对比，则是“倭舰益纵横海上无所顾忌”。而后“辽海海权，尽畀诸敌”，[43]隔海的日本陆军遂得沿此洞开的海路源源西来，直入朝鲜，直入辽东。然则黄海一战已使中国的海军不复再能屏障中国的海洋，因此由前事连后事推论甲午年间的因果，黄海一战便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日战争继起的走势，从而牵动和支配了中日战争的全局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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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60 从八月十六日到八月十八日，相隔不过两天，中国人陆路溃师于平壤，继之海军重挫于黄海。随后内廷震动，言路激亢。朝旨切责主持韩事的李鸿章“日久无功，殊负委任”，令“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44]其时距李鸿章奉旨“赏戴三眼花翎”才刚刚过了几个月。[45]同时的弹章纷起，则常常沿“日久无功”而广作追究和深作追究，并在相互呼应里汇为一时群鸣。内廷震动和言路激亢，都说明日本的冲击已越出了中国人看日本旧有的思想视野和惯用的推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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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62 当日本出兵朝鲜并对中国步步相逼的时候，太后、皇帝、枢臣、言路对这种横逆而来的无端起衅多以力拒与对抗为直接反应。其时翁同龢以户部尚书作军机大臣，日记中便常有事涉当日禁中密勿的种种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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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64 （六月十四日）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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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66 （六月十五日）上至书房，臣入奏昨日事，大致添（撤）兵仍准讲解。上曰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又曰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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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68 （六月十八日）上以翰林院代递曾广钧令阅，所陈七条，大旨灭日本，语殊豪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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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70 又有“志锐折”、“余联沅折”、“安维峻片”、“庞鸿书折”等等，皆以“宣战事”、“规东京”、“参军机、总署”为题目。[46]其间曾有过一次旨派“翁同龢、李鸿章与军机大臣、总理大臣会同详议”韩事，并由翁同龢领衔复奏，通论当时的兵事、外交、理势、利弊，而全篇之收束，则归结于日人“倘仍要求必不可行之事，或竟哓逞凶锋，则大张挞伐，声罪致讨，师直为壮，各国当亦晓然而喻矣”。[47]这些被记入了历史的“上意”、“懿旨”、“会同详议”以及“折”和“片”，皆因日本的鸱张而发，由此汇成的显然是一种多数的主战和普遍的主战。因此，受命办理“倭韩”之事的李鸿章从一开始便以其力谋和局的行事与主张不合于普遍和多数，并不为普遍和多数所喜欢。翁同龢记述的深宫对话里曾有皇帝六月间以“欲议处北洋”之说。[48]而同时由军机处“电寄”李鸿章的上谕，则明白地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为训诫之词和警告之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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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72 迨平壤溃师与黄海大挫前后相继地发生于中国人的眼前，同言路的弥激亢而弥凌厉相比，内廷震动之后“懿旨”已先起变化。八月二十八日，翁同龢日记中有一段文字说其时深宫召对的情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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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74 皇太后、皇上同坐，首言倭事。臣等即言平壤既弃，义州已危，鸭绿一水不过里许，江西无险，若长驱平进，北距兴京六百余里，永陵在焉，虽南面有山，恐兵少难扼。次及淮军不振，并粮械无继种种贻误状。皇太后曰：“有一事，翁某可往天津面告李某，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臣问“何事？”曰：“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条同保朝鲜语，今喀使将回津，李某能设法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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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76 此前一个多月，李鸿章曾电告总署，说是“俄喀使遣巴参赞持其国家训条”来，大意谓“朝鲜之事，俄国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愿以“此意密向中国政府声明”并谋洽商韩事，[51]朝廷久未回应。至此日召对“首言倭事”，而太后尤切切于俄使“同保朝鲜语”，显见得已是兵败之后的心中意移。因此翁同龢直接地把这趟差事当作入和局，并直言身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之后“叩头辞者再”而不得，遂急急乎作天津之行，向李鸿章传西太后的话，又把李鸿章的话带回来传到朝廷里。其要义都在一厢情愿地期待俄国的“出为讲说”。[52]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西太后的问话和传话都已明白表达了出自君权的思虑和倾向。而同一个时间里，为一己之利益而关注韩事的俄国人到天津会晤李鸿章；同样为一己之利益而关注韩事的英国人也到天津会晤李鸿章。这种寻上门来的对话当然意在影响中国政府。九月中旬李鸿章致函管总署的奕，转述英国公使欧格纳（O’Conor，Sir Nicholas Roderick）以“允赔兵费”作“早日议和”的“解劝”；俄国公使喀希尼（Cassini，Arthur Pavlovitch，Count）以“朝鲜尚未定局”，俄国“未便搀越”为理由的陈说，以及“中日战争不已，损伤必多，终必议和。不若乘此敌未入境之先速商停战之法”[53]的借箸代筹。比较而言，俄国既已不能“出为讲说”，则就“议和停战”为“解劝”而言，俄国其实已经无异于英国。稍后英使欧格纳至总署，以各国共同保护朝鲜和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为中日止战之主张，“限即日议定”。与议的翁同龢曾记述当时在西太后面前的廷议纷争，“论款事语极长”。然后说“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作为不赞成议款的一方，他曾自谓“归而愤憾，求死不得”。[54]中国政府接受了英国人的主张，但日本政府则以“事态之进展尚不足以保证在谈判上取得满意之结果”为答复，事实上拒绝了英国人的主张。自平壤一战和黄海一战之后，此日的日本已所望愈奢，在其外相刚刚预立的“方案”里，向中国勒取的不止赔款，还要割地。尤其以“旅顺和大连湾”以及“台湾”为中意的地方和圈定的地方。因此后来的日本历史学家叙述这一段史事，曾比较前后而论之曰：“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已经大大超越了开战前川上操六所主张的、平壤战役胜利后即及早讲和的论点。”[55]在军人的险诈和霸取之后继之以文官更深了一层的险诈与霸取。然则这种不断“超越”所反照的，正是弥漫于其间的不可约束的贪欲之没有止境。由于日本一面的贪欲与战争相表里，并以战争为实现的手段，因此其利益之所系不在于停止战争，而在于扩大战争。于是有心“解劝”的英国人便劝得了中国而劝不了日本。而日本之不受“解劝”，则是在非常直白地向西人说明：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他们也主导着这场战争。因此，与“解劝”成为一种对比，是战争为其单面意志所引导而节节远伸和步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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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78 九月二十六日，在日本外相答复英国公使之后一天，其第一军已由朝鲜西渡鸭绿江侵入中国；同日，第二军经海路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由韩事引发的兵火便随日本军队的到来而烧到了中国的山河土地上。而在日本政府的意中，辽东之后犹有华北，“势必要采取大举进攻天津之策”。[56]与之相衬映的，都是血色与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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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80 [1]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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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82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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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84 [3]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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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86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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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88 [5]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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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90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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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92 [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83—85页。

1706708093

1706708094 [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页；《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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