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8020 淮军泊牙山，初意在“不入汉城”，从而不惊韩人畿辅；继之则有心“不至与日本兵相遇启衅”。[1]其间的筹算自始便没有计及战守之形胜与利弊。时至此日，则“倭人大队已逼振威，去成欢四十里”而丰岛一战致“海道已梗，援军难飞渡”，然后是中国一面遂成了以“牙山之兵孤露无援”处“牙山绝地不可守”之中。于是没有计及守战的中国人不得不在仓皇中进入守战。丰岛之战后三天的二十六日夜，“倭前锋至”，与淮军守兵战于安城渡，“其后队且至，复猛进”。至次日黎明，“倭兵已踞成欢西北面山坡”。守成欢的聂士成“督队与相持甚猛，而我军左侧之东北面山坡又突为倭人抢踞，以炮直击我东西诸垒”。日军“分两道来犯”，而守军只能堵遏一路。由此形成的不相对等使力竭的中国军队“势不支，遂败”。守成欢的聂士成一战而败，同一个时间里，在成欢东南守公州的叶志超又尚未接仗“已弃公州”。之后败而退者与逃而退者“乃合军北走”，一路绕道避日军，“途行匝月”始渡大同江，到达了陆路入朝鲜的援军已经屯集的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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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22 其时牙山“残军饥疫，死者相属”。[2]然而叶志超逃奔甫定，却已在放手捏造情节，铺叙战功，其笔下牙山的败而逃和此后的退而逃，遂一变而为“六月二十七日成欢之战日兵死亡确有七百余人，我军仅伤亡三百余人。此次途中复击退清州、忠州、金化所遇日兵，且战且走，几及一月，周行千数百里，炎天烈日，艰苦万状”[3]的功劳和苦劳。而后朝旨“嘉奖，并赏军士银二万两”，[4]未几又令叶志超“节制调遣平壤前敌诸军”。[5]于是一个逃军之将便成了指挥中国入韩各军的统帅。比之一战而败和屡战屡败，像这样出于战场的谎报和来自朝廷的轻信显然要可怕得多。而以叶志超的谎报比丰岛海战里挂白旗的方伯谦“既庆生归威海，遂称击毙倭海军总统以捷闻”[6]的事属同例，则俱见这一类凭空虚造而没有真相的禀报在当日军中的比比皆是。而后是朝廷远看战场，常常要两眼一片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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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24 由于日军在丰岛、牙山先后不宣而战，中日之间的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至七月初一，中国和日本同一天下诏宣战，循名责实，已是事后为枪炮在作回声。中国向日本宣战，由朝鲜内乱起讲，叙述“该国王请兵援剿”和中国“拨兵赴援”之原由，以对比“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的“种种要挟”和“不合情理”。之后举其“乘我不备”突然“开炮轰击”的“变诈”阴狙，切责“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皆指陈事实以说明“倭人”的“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和中国之不得不战，“以拯朝民于涂炭”。其间近代外交的准则与宗藩关系的历史非常醒目地交缠在一起，显示了中国人身上更多一层的重负。日本向中国宣战，则通篇以朝鲜为着眼点和目的地，用种种凿空之论指“清国始终暗中百计妨碍”而“损害（日本）帝国之权利利益”。其要旨在“海陆对清交战，努力以达国家之目的”，并不在事实与是非。[7]这些文字说明：中国一方的下诏宣战和日本一方的下诏宣战，都指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以朝鲜为起因，所以，久被日本觊觎的朝鲜遂先成中日战争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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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26 自日本军队进入朝鲜之后，“踞王宫，扼险阻”，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布置已定”。而当道的中国人既泥于“公例”和调停，又困于“彼则着着占先，我又面面受制”，[8]至“兵形已兆”始发四路援军，“自辽东分起前进，渡鸭绿江，入朝鲜”。其陆续东行遂“兵机既钝，且道迂远不即达”，于是前一段迟缓又造成了后一段迟缓。当中日各自宣战之日，中国军队“驻朝境者为芦防六营、盛军十三营、奉军六营、奉天之盛军六营、毅军四营，共三十五营”约一万四千余人，由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丰伸阿统属，相互聚拢而“尽屯平壤”。就数目而言，已不能算少。但这些分属三十五营的兵弁虽然身在军中，却大半不能以纪律相部勒。时人记述说：“方四大军之入朝鲜境也，朝民以王师至，欢呼夹道，为时盛暑，争献茶浆饷我军士。而军士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尤甚，朝民大失望。”[9]前此十年，中国军队既曾入越南与法军屡战；又曾入朝鲜平甲申之变，其一路行迹，虽不能以王道相比类，而来去之间犹自能归束于军法统摄之中。于是而有当年中国军队回师之日“越人”的“啼泣遮道”[10]和此日朝民的“争献茶浆”。举前后为比照，则像这样公然抢掠的场面不能不算触目惊心。众多的兵弁还没有打仗已先施抢掠，在“朝民大失望”的同时，又以其群起的乱象预示了这些兵弁所属的军队难以在战场久耐厮杀和屡仆屡起。而与这种兵弁的乱象相对映而且非常对称的，是“分起前进”到达朝鲜之后的诸军屯聚一地，与“麕聚王京”，因“新倭未集”而“迟回未发”的日军遥向对望；既“不即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稍后叶志超由牙山逃奔而来又奉命总统诸军，于战守之事则“弥庸懦，无布置”。[11]当日身在军中的人概叙其间之种种情状，引为感慨叹息的是诸大帅“自七月中会齐后，未与倭奴接仗，惟出哨之队偶遇互击，时或死伤一二十名”。至“八月三日，淮军与毅军黑夜出哨，中途相值，误传口号，彼此自相蹂躏，遂坚壁不出者五六日”。[12]显见得诸军共聚而各自为政，此军与彼军之间便往往以无序为常态。当此一万四千多人屯集平壤之日，叶志超曾以规划中的“三路同进”之势呈报李鸿章。而后申说“现在平壤兵数实不敷分布”，不能不顿兵以待“新募各队”之来。且“现农人正在收获，若进兵交战，农民失收获之望，我军就地筹粮，更形难办”。是以“再三筹度，必俟兵齐秋收后，始能协力前进”。读呈报的李鸿章称作是“自系老成之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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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28 然而，同时的日本则正在按照既定的成算增兵朝鲜。自中日交战以来，其国内的言论因亢奋而喧嚣，已把这场战争比作开国“五十年来所郁集之磅礴活力的发泄”，并深作渲染，呼唤日本“光芒赫赫的伸权扩张史”。由此翻动人心，遂使官界、军界与大众在共趋好战的归向里汇为彼时日本的“国民舆论”。[14]而好战成为“国民舆论”，又会派生出更多的喧哗和聒噪，从而更富广度地翻动人心。与这种四面鼓荡相对应，主导战争的大本营七月间已训令日军“把清军驱出朝鲜，不可使清军在朝鲜留一兵一卒”。之后中国军队屯聚的平壤便依次而成了日军倾力攻扑的枪炮之所向。[15]他们不会让中国人等到“兵齐秋收后”。因此当其来朝之兵先后由仁川、元山登陆之后，自七月下旬开始，日军的第五师团便在司令官野津道贯的指挥下大举北犯，分趋平壤。中国人事后追叙，说是“倭人之来攻平壤也，多取远势，分兵四大枝，以包平壤：一枝由王京西北出，循开城、金川、瑞兴、凤山、黄州东北，折历中和，而抵平壤东南，此倭人由大道来之兵”；同时，“一枝亦由王京西北出，至黄州，遂渡大同江，分道至江西甑山，以袭平壤西南面；一枝由王京东北出，至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至江东县，渡大同江，以袭平壤北面；一枝由其国来新兵，自元山登岸西行，历文川、阳德、成川，趋顺安，以截平壤西北大道我军归路者也。”[16]然而此日身在平壤的各路统将“方墨守城垣，附郭而屯”，意中皆“惟知大道倭兵之来，而莫虞倭自西北分道议我后也”。[17]于是日军分四路扑来，中国军队则始终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三的懵懂混沌之中。然则防和守之间犹未接仗便已全然不相对称。“及倭兵既逼，诸将分画守界：城之北面，乃左宝贵所部奉军、丰伸阿之盛军、江自康之仁字两营守之；城之西面，乃叶志超芦榆防军守之；城之南面，迆西南隅，乃卫汝贵之盛军守之；城之东面，大同江东岸，乃马玉昆之毅军守之；复以左宝贵部分统聂桂林策应东南两面”。[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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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30 至八月十三日，“倭人前锋兵已到大同江东岸”，而其时叶志超电告李鸿章，则说的都是四顾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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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32 超力疾从公，久邀洞察。惟倭情愈逼愈紧，筹饷办粮，运械换钱，办理交涉事件，必须数大员措置，方能裕如。现超一人兼之，且出险到平，甫经半月，百事创始，心力交瘁，病又日重，饮食亦不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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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34 而尤以军情危迫与饷事不继为蹶竭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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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36 军粮数船，由咸从运至大同江外，均被倭人截去。现五大军止存军粮数日，天寒兵冷，夜间守营均无棉衣，后路转运至今未到。倭现以三四万人分四面扑攻，炮队由平路进，步队由山林间道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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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38 度量彼己而筹措防守，遂不能不“请奏催后路续调之兵，星夜兼程，刻日前进，方敷分布”，[19]其惶恐急迫俱情见乎词。但屯驻平壤的中国军队并没有等到“后路续调之兵”。十四日，“倭大队至”；十五日，“互放枪炮”，而“北面倭兵两枝”已“进踞城北山顶数座”，奉军屡争之而不能胜，诸将思虑后路将绝。曾经逃奔的叶志超又将“冒围北归”再作逃奔，左宝贵力拒不从，至翻脸相向，调派“亲兵守之”，以阻其“遁去”。越日迟明“城北倭兵分两道来扑”，而后城北遂成激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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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40 敌之来攻也，宝贵自至城上指挥，我军力御之，倭人死伤无数，仍猛进，辰刻竟破我外层东垒，而我外层之中一垒犹固守。未几，倭人移一大炮至相近山巅，逼我轰击，于是中垒不守，而外层之西一垒，内层之西一垒相继而溃，城北倭兵乃萃于牡丹台。牡丹台据全城形胜，我军以全力持之，而倭人炮队继至，专注我牡丹台垒排轰，其步队乘势蚁附上，遂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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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42 日本人记述此战，以“不断地发射榴霰弹”和“雨点般的榴霰弹”为炫耀之词。[21]作为对手，则是守城的中国人为炮火所罩，遂不得不在“力御”之后一垒接一垒地后退。迨牡丹台为日军所陷，城北之守军已退无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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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44 宝贵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乃服黄马褂顶戴登城指挥，遂连中炮，受伤堕地，犹能言，下城始殒；部将死者数人，我军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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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46 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左宝贵死得其所。而“我军夺气”则说明了一个没有主将的战场在精神上的无所依傍。之后“倭卒十余人”借“绳梯猱升”登城而“守军惊散”，遂入城“斲死我守门兵”，大开元武门。身在城中的叶志超不能“志必死”，用来回应日军进逼的，遂只有遍插白旗于城上“乞缓兵”。在同一天里，当城北守军在炮火之下苦相撑拒的时候，马玉昆“方与东路倭兵相持于大同江东”，并“击退倭人，获大捷”。同时从西路扑来的日军在城外西南隅“与卫汝贵遇，汝贵邀之，相持至午刻，倭不得逞，亦退去”。然则攻守接仗，东西两面的中国军队犹能以力相搏而阻敌于战阵之前。迨“北路大挫”致元武门失守，“志超有诸军速撤之令”，于是本来各守一面以拱卫平壤的马玉昆和卫汝贵先后退。而后是当夜叶志超“率诸将弁兵卒弃平壤北走。倭人要于山隘，枪炮排轰，我溃兵回旋不得出，以避弹故，团集愈紧，死亡愈众”。[22]在日本一面的记载里，这场屠戮里的一派血腥曾被当作言之津津的东西，其绘声绘色之间，便尤能见其地其时异乎寻常的惨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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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48 佐藤大佐的部队迅速在后方的狭窄道路两侧展开，集中射击蜂拥而至的敌军。如此，撤退的敌兵，一群又一群，从傍晚至拂晓，仍未停止。次日巡视，箕子庙后面二、三百米以内，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为之变成红色。其密集处，五十米以内，有一百二十具伏尸与三十头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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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50 在师团主力方向，也彻夜射击撤退的敌兵。至拂晓，被击毙的敌兵约数百名。如此，在两条道路上，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此夜敌军死亡人数约达一千五百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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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52 在中国人的记载中，是“死者至二千余人”。[23]若以这些记载中的数目比算全员之名额，显见得中国进入朝鲜而屯聚于平壤的军队里，每十个人中便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是死在了这天夜里溃逃的路上。而总计其渡过鸭绿江之后的时日，则以四路统将汇成的一万数千人之众与日军列阵而战，不到一天即分崩离析并惊惶逃奔，在当时人的评论里和后来人的评论里都属“辱莫大焉”。[24]尤其是兵弁死者山积同时又“将领死者盖鲜”的事实，以两者之间的对比非常直观地写照了兵的怯懦和将的更加怯懦。而在其一路逃奔的后面，则是积储于平壤城里的大小炮十四尊，快枪并毛瑟枪万数十杆，金币十四箱，金沙十四箱，饷银十万两，以及军资、器具、公文、密电等等，“尽委之而去”。深而论之，被逃军所丢掉的还有造就和维持了向背的人心。“是时，朝鲜君臣民庶制于倭人兵力，望我军捷音有若望岁，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而我诸将一蹶不振，自是朝藩遂绝”。在中日之间，随着守平壤的溃军踉跄地退回到鸭绿江的西岸，是朝鲜境内“无我军矣”。作为对比，则战胜一方“倭焰益张，骎骎有内犯之志”。[25]这些都说明：平壤一战的结果，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朝鲜和日本之间由历史维系的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平壤一战虽然不算规模很大，实际上却无异于中日之间的一场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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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54 平壤之战后两天，中日海军又在黄海相遇并再作决战。“自济远丰岛之败，倭兵轮纵横辽海”，且“每值我海军出口巡弋，倭舰恒来窥威海。”[26]显然是海上的进取之势已常在日本一面。至八月十六日，因其第五师团进攻平壤，日本海军驶入“大同江口海面”以作接应，“防备敌海军之可能来援”；并连日游弋海域“暗中侦察敌情”，又“到处搜寻敌舰，欲痛痛快快地打一仗”。[27]同一个时间里，北洋舰队奉命翼护“铭军十二营”渡海至鸭绿江口以济平壤守军，于十七日到达大东沟，继之“彻夜渡兵登岸”。登岸的“铭军十二营”和护送的北洋舰队都不知道此时平壤已经落入了日本人手里。十八日午前，载兵来此的运输船队刚刚返棹归去，而舰队犹停泊于大东沟外，测望水天之间，已遥见“西南来黑烟一簇”。时至“向午，船来愈近”，凡十二艘，皆升“倭旗”。于是提督丁汝昌“令起椗，水手站炮位”，并将十舰分而为五：“镇远、定远两铁甲为第一队；致远、靖远为第二队；经远、来远为第三队；济远、广甲为第四队；超勇、扬威为第五队。”[28]在其对面的海路上，则是“日本舰吉野、松岛、桥立、严岛、秋津洲、浪速、扶桑、高千穗、赤城、比睿、清田，及别有商船改制者曰西京丸计十二艘”，列成“双鱼贯阵”急急迫来。[29]“时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见日舰“作一字竖阵来扑”，意其“直攻中坚也”，遂大变阵式，由“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以成“犄角雁行”之势。然而当日行驶于波涛之中的“诸舰”速度都不一样，并因“速率各殊”而致“改阵”之际一时失序，尤以其间的“超勇、扬威船皆弱小，居右翼末，不足自固”[30]为引人注目。而这种失序的阵式还没有来得及重新排列好，日本舰队已逼近而中国舰队已发炮。随后，船和炮之间的竞逐厮杀遂“火弹怒飞”而“海波为沸矣”。[31]在日本一面，由于“畏我镇、定两铁甲，故于驶近时，改道飞驶，左行绕攻我军右翼”之“船后”，先对“炮略小而甲略薄”的超勇、扬威下手，作围而环轰，致两舰“相继中弹火起，超勇未几沉没，军士烬焉”。而同一个时间里，“倭船之拂我右翼而过也”，其“小船比睿、扶桑、赤城不及从，而转出我左翼之侧”。遂为“我定远与经远、来远夹攻”于“炮火迷茫”之中，其间扶桑中弹，比睿、赤城，连同为比睿、赤城召唤而来援助的西京丸则在中国人的炮火猛击之下“中弹甚酷”，[32]俱被重创。之后迟来的平远舰、广丙舰以及左一、福龙两艘鱼雷艇亦先后到达并进入海战。而“倭舰复分两枝，以快船四艘为一枝，兵轮五大艘为一枝，左右环裹而攻”，遂使“致远、经远、济远三舰皆被挖出圈外”从而“两面受敌”，于是“我阵乱”。[33]致远累战，“鸣炮如鸣镝”，而“船身叠受重伤，偏右斜敧”。当其“势将及溺”之际适与日舰吉野相值，管带邓世昌“谓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皆殉”。[34]与之相近的经远曾中弹起火，犹“激水以救火”同时“发炮以攻敌”。迨“遥见一日舰已受伤少侧，鼓轮进之，欲击使沉，乃猝为敌舰所环攻，船身碎裂”，管带林永升以下“二百七十人俱殉焉”。[35]而与致远、经远一同“亦被日船划出圈外”的济远彼时已“中炮甚多”致“炮身不能旋转”，其管带方伯谦遂于牙山一逃之后此日再逃，径直驶回旅顺。“同时效方伯谦者，厥有广甲一舰”。[36]稍后来远“受炮累百，船尾发火，烈焰飞腾”，靖远“中弹数十处，前后三次火起”，皆“不能支而驶出阵地逃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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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56 在这场杀气弥天的海战里，“日本之畏定、镇两船甚于虎豹，故恒远至六里之外以避重弹；而其所欲得而甘心者，亦惟定、镇二船，药弹狂飞，不离左右”。于是“方诸舰之逃也，倭兵轮五艘萃于我镇远、定远两艘，鏖战一时许”。对于日本海军来说，这是谋之已久的力为搏杀和志在必杀。当日身与此役的美国人麦吉芬（McGiffin，Philo N.）曾估计他所在的镇远“受日弹四百颗”；另一则记载说“日人自言，炮弹击中定远者几二千颗”。若加上未能取准而没有中的的那些炮弹，显然是“一时许”之间，“倭兵轮五艘”布下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弹雨。遂致弹雨之下定远中炮断桅，连同“桅顶铁瞭楼”里的七个人俱“堕海底”，之后“遍船皆火”；镇远“舱面之所有”皆“被日弹悉数扫去”，同时“日弹所至，火势东奔西窜”。然而“受弹”的中国人虽死伤相继，而身处烟焰之中犹始终在以炮击回应炮击。其间镇远“放出六寸口径之开花弹百有四十八颗”，至“罢战”歇手之际仅余“大弹二十个”，而“小炮之弹业已垂尽”。在这些数目构成的火力催锄里，是日本人成了受弹的一方。而比镇远更能有准头从而更能见功的，是定远炮击日军的旗舰松岛，并使之同样“舱面之物扫荡无存”而且重创之后“几沉”。在日人的记述里，这个过程被称作是“凶狠地进逼我旗舰松岛号”，直至“松岛舰因损伤而退出战列”。[38]日本人以五艘军舰围攻中国人的两艘军舰，其“所欲得而甘心者”最终造成的是一种持久的相持和苦苦相持。迨“时已日夕，暮色苍茫”，围攻的一方在历经了“异乎寻常的苦战”之后，已深懼“敌鱼雷艇”与“定远舰、镇远舰”会合将带来的“夜战十分危险”，遂“解而南去”，[39]这一场历时五个小时的海战也因此而得以止息。之后由靖远代旗舰升旗，召集尚在这一海域之中的其他军舰聚拢，与定远和镇远一同收队西归，驶回旅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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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58 时人总括论之曰：“是战，我军凡失船五，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丙也；其存者惟镇远、定远、来远、靖远、济远，合平远、广甲共七艘”，而“诸舰”皆“各创甚”，实际“已不能军”。[40]比之日本一面松岛的“受伤尤剧”，比睿、赤城、西京丸的“备受荼毒”，以及余舰“无一瓦全”，[41]中国人在这场“近世未曾有之激战”[42]里显然不能算是一败涂地。然而这个过程以北洋舰队的主力和精锐出战开始，以北洋舰队的主力和精锐折损结局，当其经此一战“已不能军”之后，本由北洋舰队巡航守护的辽海洋面，便不能不因后无来者而海路洞开。“盖自鸭绿江（大东沟）之战，我海军将士胆愈慑，且余舰七艘亦实不堪驰逐海上，故虽屡奉巡海截倭之令，而终不遇敌”。作为直接的对比，则是“倭舰益纵横海上无所顾忌”。而后“辽海海权，尽畀诸敌”，[43]隔海的日本陆军遂得沿此洞开的海路源源西来，直入朝鲜，直入辽东。然则黄海一战已使中国的海军不复再能屏障中国的海洋，因此由前事连后事推论甲午年间的因果，黄海一战便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日战争继起的走势，从而牵动和支配了中日战争的全局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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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60 从八月十六日到八月十八日，相隔不过两天，中国人陆路溃师于平壤，继之海军重挫于黄海。随后内廷震动，言路激亢。朝旨切责主持韩事的李鸿章“日久无功，殊负委任”，令“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44]其时距李鸿章奉旨“赏戴三眼花翎”才刚刚过了几个月。[45]同时的弹章纷起，则常常沿“日久无功”而广作追究和深作追究，并在相互呼应里汇为一时群鸣。内廷震动和言路激亢，都说明日本的冲击已越出了中国人看日本旧有的思想视野和惯用的推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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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62 当日本出兵朝鲜并对中国步步相逼的时候，太后、皇帝、枢臣、言路对这种横逆而来的无端起衅多以力拒与对抗为直接反应。其时翁同龢以户部尚书作军机大臣，日记中便常有事涉当日禁中密勿的种种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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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64 （六月十四日）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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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66 （六月十五日）上至书房，臣入奏昨日事，大致添（撤）兵仍准讲解。上曰撤兵可讲，不撤不讲，又曰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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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68 （六月十八日）上以翰林院代递曾广钧令阅，所陈七条，大旨灭日本，语殊豪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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