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8070 又有“志锐折”、“余联沅折”、“安维峻片”、“庞鸿书折”等等，皆以“宣战事”、“规东京”、“参军机、总署”为题目。[46]其间曾有过一次旨派“翁同龢、李鸿章与军机大臣、总理大臣会同详议”韩事，并由翁同龢领衔复奏，通论当时的兵事、外交、理势、利弊，而全篇之收束，则归结于日人“倘仍要求必不可行之事，或竟哓逞凶锋，则大张挞伐，声罪致讨，师直为壮，各国当亦晓然而喻矣”。[47]这些被记入了历史的“上意”、“懿旨”、“会同详议”以及“折”和“片”，皆因日本的鸱张而发，由此汇成的显然是一种多数的主战和普遍的主战。因此，受命办理“倭韩”之事的李鸿章从一开始便以其力谋和局的行事与主张不合于普遍和多数，并不为普遍和多数所喜欢。翁同龢记述的深宫对话里曾有皇帝六月间以“欲议处北洋”之说。[48]而同时由军机处“电寄”李鸿章的上谕，则明白地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为训诫之词和警告之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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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72 迨平壤溃师与黄海大挫前后相继地发生于中国人的眼前，同言路的弥激亢而弥凌厉相比，内廷震动之后“懿旨”已先起变化。八月二十八日，翁同龢日记中有一段文字说其时深宫召对的情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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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74 皇太后、皇上同坐，首言倭事。臣等即言平壤既弃，义州已危，鸭绿一水不过里许，江西无险，若长驱平进，北距兴京六百余里，永陵在焉，虽南面有山，恐兵少难扼。次及淮军不振，并粮械无继种种贻误状。皇太后曰：“有一事，翁某可往天津面告李某，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臣问“何事？”曰：“俄人喀希尼前有三条同保朝鲜语，今喀使将回津，李某能设法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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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76 此前一个多月，李鸿章曾电告总署，说是“俄喀使遣巴参赞持其国家训条”来，大意谓“朝鲜之事，俄国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愿以“此意密向中国政府声明”并谋洽商韩事，[51]朝廷久未回应。至此日召对“首言倭事”，而太后尤切切于俄使“同保朝鲜语”，显见得已是兵败之后的心中意移。因此翁同龢直接地把这趟差事当作入和局，并直言身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之后“叩头辞者再”而不得，遂急急乎作天津之行，向李鸿章传西太后的话，又把李鸿章的话带回来传到朝廷里。其要义都在一厢情愿地期待俄国的“出为讲说”。[52]在那个时候的中国，西太后的问话和传话都已明白表达了出自君权的思虑和倾向。而同一个时间里，为一己之利益而关注韩事的俄国人到天津会晤李鸿章；同样为一己之利益而关注韩事的英国人也到天津会晤李鸿章。这种寻上门来的对话当然意在影响中国政府。九月中旬李鸿章致函管总署的奕，转述英国公使欧格纳（O’Conor，Sir Nicholas Roderick）以“允赔兵费”作“早日议和”的“解劝”；俄国公使喀希尼（Cassini，Arthur Pavlovitch，Count）以“朝鲜尚未定局”，俄国“未便搀越”为理由的陈说，以及“中日战争不已，损伤必多，终必议和。不若乘此敌未入境之先速商停战之法”[53]的借箸代筹。比较而言，俄国既已不能“出为讲说”，则就“议和停战”为“解劝”而言，俄国其实已经无异于英国。稍后英使欧格纳至总署，以各国共同保护朝鲜和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为中日止战之主张，“限即日议定”。与议的翁同龢曾记述当时在西太后面前的廷议纷争，“论款事语极长”。然后说“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矣”。作为不赞成议款的一方，他曾自谓“归而愤憾，求死不得”。[54]中国政府接受了英国人的主张，但日本政府则以“事态之进展尚不足以保证在谈判上取得满意之结果”为答复，事实上拒绝了英国人的主张。自平壤一战和黄海一战之后，此日的日本已所望愈奢，在其外相刚刚预立的“方案”里，向中国勒取的不止赔款，还要割地。尤其以“旅顺和大连湾”以及“台湾”为中意的地方和圈定的地方。因此后来的日本历史学家叙述这一段史事，曾比较前后而论之曰：“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已经大大超越了开战前川上操六所主张的、平壤战役胜利后即及早讲和的论点。”[55]在军人的险诈和霸取之后继之以文官更深了一层的险诈与霸取。然则这种不断“超越”所反照的，正是弥漫于其间的不可约束的贪欲之没有止境。由于日本一面的贪欲与战争相表里，并以战争为实现的手段，因此其利益之所系不在于停止战争，而在于扩大战争。于是有心“解劝”的英国人便劝得了中国而劝不了日本。而日本之不受“解劝”，则是在非常直白地向西人说明：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他们也主导着这场战争。因此，与“解劝”成为一种对比，是战争为其单面意志所引导而节节远伸和步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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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78 九月二十六日，在日本外相答复英国公使之后一天，其第一军已由朝鲜西渡鸭绿江侵入中国；同日，第二军经海路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由韩事引发的兵火便随日本军队的到来而烧到了中国的山河土地上。而在日本政府的意中，辽东之后犹有华北，“势必要采取大举进攻天津之策”。[56]与之相衬映的，都是血色与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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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80 [1]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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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82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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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84 [3]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6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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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86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9页。

1706708087

1706708088 [5] 《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661页。

1706708089

1706708090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5页。

1706708091

1706708092 [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8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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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94 [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页；《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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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96 [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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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098 [10]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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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100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9—20页。

1706708101

1706708102 [12] 同上书，第175—176页。

1706708103

1706708104 [1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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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106 [14] 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三卷，第287、288、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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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108 [15] 中国近代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28页，中华书局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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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110 [1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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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112 [17]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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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114 [18] 同上书，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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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116 [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三册，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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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118 [2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2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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