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8220 依克唐阿、长顺屯海城北，宋庆屯营口东，几四万人，益以驻奉天之提督唐仁廉并奉天联军不下万六千人。我军凡五攻海城，一攻于宋庆，四攻于依克唐阿、长顺，皆不能拔。至乙未春，倭人驻海城者七旬有五日，皆作守局，盖以缀我兵力，待其第二群兵之至。方盖平之陷，其声援已壮，犄角已成，而仍迟回不遽进者，则谋分兵扰我山东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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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22 与这个过程相关联的，是朝廷自淮军大败于平壤，转而“思用湘军，故湘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等，皆令募军北援。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至，授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湖南巡抚吴大澂及宋庆副之”。[16]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吴大澂督湘军来援，则“环海城而军者”，已有两将军、一巡抚、一提督、一藩司，合而计之，“共百余营，六万余人”。比之此前，兵与弁益多，将与官亦益多。然而诸军犹未环攻海城，“盖平、海城、岫岩之倭”已“分道北犯”，而后攻守之势全变。二月初四日，日军逼辽阳，“依克唐阿乃讬援辽东走，长顺随之”。二月初八日，日军败魏光焘于牛庄，“我军肝脑涂地，惨死万状”。迨“牛庄既失，吴大澂自田庄台夜奔石山站”，一路张皇无计。其时宋庆戍营口，方与日军争太平山，“而田庄台为营口后路，军资咸在”。因此吴大澂逃奔，宋庆惶迫，遂“夜挈全军回田庄台”，留蒋希夷守营口。二月十一日，日军攻营口，“希夷贪怯不任战”，弃而走，营口陷。后此两天，“海城、牛庄、营口诸倭皆会”，又联手攻田庄台，而“我海、盖间历战所失行营大小炮无虑百尊”，已“尽为倭人攻具”。于是本属中国人的炮便成了被日本人转手用来打中国人的东西，“弹火雨下，死伤枕藉”；日军踏冰渡辽河，“我兵大溃西奔”，[17]从初四日至十三日，前后相隔不过九天，为守土而集结的诸军已次第兵败，并因兵败而丧师失地。而后辽河以东遂“尽为日有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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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24 当日军在辽东既陷海城又陷盖平之际，其第二师团和第六师团已于十二月十五日由广岛渡海集大连湾。继之又“合金、旅踞倭数枝队，几二万人，以兵轮二十五艘卫之”，南向侵山东，并在十天之后从成山登陆而据有荣成。[19]日本侵山东，注目的是威海。其意中念念不忘的还是中国的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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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26 旅顺和威海卫是渤海湾湾口的两大重镇，是敌国之金城铁壁。旅顺已被我军占领，但威海卫仍在苟延残喘中。因威海卫有敌舰潜伏，我运输船尚不能横行无阻地出入渤海，何况敌军还有十四艘鱼雷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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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28 因此要大幅度地对中国作战，便不能不“进攻威海卫”。并且一动手就出以猛力，“一面由陆地进攻威海卫，一面从海上进攻威海卫”。[20]日本人一意用猛力扑杀中国海军，而就中国一面而言之，则自“旅顺陷，船坞沦于倭，海军根本拔”，[21]已不能不忧及威海。因此十一月初，李鸿章曾发长电“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切切而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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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30 旅失威益吃紧，湾、旅敌船必来窥扑，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若保台破敌，定请破格奖赏。闻日酋向西船主言，甚畏“定”、“镇”两舰及威台大炮利害。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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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32 然后四顾其一手提调而分布于各个战场的淮军，既愧且愤而感慨系之，说是：“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去，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22]这些话以军法为威慑而又情理兼备，要的是“汝等”死守威海。而其间吩咐“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吩咐“戴道”应“固守大小炮台”而勿用率队“迎剿”，显见得是以日军从海上攻威海为推度和料想，从而都是以防守海面为关注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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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34 然而，一个多月之后，日本人用陆军攻成山而先取荣成，则一出手已在李鸿章的料想之外。日军先取荣成，是意在从远处登陆，再由侧后迂回绕行以拊其背。与三个月之前他们从花园口打到旅顺的那种专攻后尾的兵法相比，正是同属一种路数。因此日军既据荣成，便岌岌乎趋威海，并直扑聚数十门重炮俯视海面的南帮炮台群。其间山东巡抚李秉衡曾派兵作拦截，又在相持数日之后败退，于是西向入威海的“藩篱尽撤”。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初五日，日军集重兵攻南帮炮台，“我西路守南虎口选锋七百人伤亡略尽，东路守长墙兵死亦众”。随后“陆路小炮台”陷、“鹿角嘴台”陷、“龙庙嘴台”陷，“灶北嘴台亦继陷”。短短一天之内，经营多年的南帮炮台群便为日军全部攻取。[23]前此数日，当李鸿章得知“倭兵二万五千”由陆路“猛扑威海”之际，已极忧炮台之难以撑持。并特为发电报嘱丁汝昌亲自察看守军情状，“若彼不支，密令台上各炮拔去横闩，弃入海旁”。[24]他担心炮台失守，更担心用来御敌的巨炮落到“倭兵”手里，将会在反手之间变作制中国军队死命的杀伤力。丁汝昌身在威海军港，比李鸿章更怕“炮台不能守，将祸我兵舰”，所以当“倭兵之逼也”，已“卸南帮巨炮机件以归”。而炮台守将争之，又“复为配置”。但“争之”的“守将”最终并没有守住炮台，于是攻取了南帮炮台的日军，便一并获得了这些中国人用大笔海防经费买来守土的“德国克鹿卜”大炮。同日守北帮炮台的“绥军前敌两营见南帮之覆”，以及守南帮炮台的“巩军死亡甚惨”，竟未战而“同时逃溃”。隔天“绥军守台三营亦溃，无一留者”。比之南帮炮台守军的死伤相继而溃，则北帮炮台守军的望风而逃已是一种心防先溃的兵败如山倒。当守炮的兵弁弃炮四散之后，丁汝昌登北帮炮台，“卸各大炮机要诸物，并焚子药库，毁炮台”。初八日日军入城并占北帮炮台，从而“尽踞威海陆地”，与此同时则是侷处于刘公岛的中国“海军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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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36 之后日本兵船层层封锁港口，以构成对北洋舰队残部的重围。初九日，“倭舰合南帮炮台踞倭攻我”，致“刘公岛炮台兵弁伤亡甚众”；当夜“倭雷艇复从东口袭我”，致定远“中雷伤甚”而不能久浮。在后来的几天里，这种水陆两面的炮攻和鱼雷艇的集群“来袭”又“毁我日岛药库并地井炮”，并击沉来远、威远两舰和“宝筏差船”。在这种中国人屡受重创而没有还手之力的过程里，重创中国一方的杀伤力和摧锄力，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来自于南帮炮台中那些为日军所占据的中国大炮。而后与重创相伴随的便是人心解体。至十三日，遂有“管带鱼雷艇王登瀛等率雷艇十二艘从西口驶逃”。这是一种私逃，随后“倭舰追之，尽虏以去”。同一天还有兵勇水手“纠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匄生路”。与此相应和而起的，是围困中的“刘岛居民惶懼”和“兵轮管带不欲战者”的“裹煽”。若以鱼雷艇的私逃作比衬，则这种“鸣枪过市”强讨“生路”已事同兵变。而在兵勇水手“纠党噪出”的背后，又有“方充海军副统带官”的“英水师兵官马格禄”与“我兵轮管带数人并洋员浩威”之间“密有成议”，图谋联手“以众劫汝昌”。然则其时的一派骚乱里，洋员兵官皆身在其间且群聚以作操弄。有此操弄，“纠党噪出”便成了一种被导引的东西。因此十五日“倭水陆复以炮攻我”，击沉靖远舰，右翼总兵刘步蟾自戕死。十六日弁勇、水手合围丁汝昌，“众喧噪不可解”；营务处道员并各舰管带“相对泣”；洋员以“兵心已变”，进“徒手降敌”之说。由此形成的“众劫”，显示了此日之北洋舰队的以下克上。于是军队已不复成为军队。之后被“众劫”的丁汝昌令“同时沉船”，而“诸将不应。盖恐沉船徒降，取怒倭人也”。十七日，日军再以炮击作猛攻，同时山东巡抚脱身走而“援兵绝”的信报已到威海。当此山穷水尽之际，丁汝昌“召海军诸将议”，犹冀激其敌忾之气，以其能“鼓力碰敌船突围出，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愈于尽覆于敌”。而“诸将不允”，尽“散去”。随后“勇丁、水手露刃慑汝昌”。这是一种真正的大势已去。作为一个指挥不了海军的海军提督，丁汝昌用“仰药”自杀的办法为自己作了了断，在他之后统带陆军的张文宣效而“继之”，次日拂晓两人“相继死”。[25]若加上同样以自戕取死的南、北帮炮台守军主将戴宗骞和水师总兵刘步蟾、林泰曾，则自杀于威海的领兵作大将者已不能不算是多得异乎寻常。这些人以一死谢天下，同时是在以一死明志节，其间不会没有死不瞑目的遗恨。然而比之慷慨赴敌苦战而死者的悲壮，他们留在身后的却大半都属心与力俱绌的悲哀和悲怆。迨丁汝昌既死，当天黎明广甲管带程璧光已“乘镇边艇，悬白旗，诣倭军乞降”。于是“舰队十一艘及刘岛各炮台军资、器械尽纳于倭，我海军遂扫地尽矣”。[26]十一年之前，福建水师毁于马江一役。但那一仗里中国人的九艘兵船都是一艘一艘被打沉的，而与击沉的兵船对映而见的“死者灰烬，存者焦伤”，正直观地写照了多数中国军人在法国舰队炮火轰击之下的生死力战。持此相比照，则北洋海军以白旗乞降为结局的扫地而尽，已不仅是力屈之后的战败，而且是精神支撑断裂之后的全盘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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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38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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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40 从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日军渡鸭绿江、登辽东半岛，到次年正月威海陷落、北洋舰队覆灭，四个月之间日本军队不断地增兵，不断地进攻；中国军队不断地调兵，不断地败退。这种一路西移的战火已使“京师殆危”和身在“殆危”之中的朝臣“痛哭流涕”。而廷议论兵事，又多见“卒无所发明”、“此时实无办法”和“奏对甚多，不甚扼要”[27]的一片混沌。其间曾在北洋海军任职的汉纳根和正在海关任职德璀琳（Detring Gustav von）“史无前例”地被朝廷召到北京，并“常常被邀和枢臣们会议”。与地方的奏报和言路的愤激相比，他们能够以外国人的眼光和外国人的判断“坦率”地为“枢臣们”提供彼时的“事实真象”。[28]以当日的势态而论，其中一定会有许多严酷。与之相因依，则是正在同日本人交战的中国政府同时又在继续寻求调停以谋止战。当日恭亲王刚刚重出管总署，与十年之前相比较，已是既病且衰而不能久耐繁剧。因此，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恭亲王已既“向美国政府呼吁”出手“斡旋”，又与美英法德俄公使“磋商”请“各国政府会同干涉”。[29]之后美国居间曾调停，但日本一方傲兀自负于“交战以来，帝国军队到处获胜”的势如破竹，遂以“中国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国政府乞和以前，帝国政府尚不能认为”战争已经达到其预设“限度”[30]为辞，明白地回绝了美国的调停。在相近的时间里，总署大臣张萌桓奉命至天津，与李鸿章密商和议事。继之又依李鸿章之议，遣德璀琳“赍鸿章致日相伊藤博文公文一、私函一”，乘船往日本，以期“得彼中情伪”而作“相机转圜”。然而日本“内阁谓鸿章牍非国书也，德璀琳西人非中国大员也，苟非中国著望大员，且钦派来东，不与议也，斥璀琳归”。斯可谓交战既一败再败，议款又一挫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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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42 及旅顺陷落之后，“诸将久无功，议款益急”。经美国公使在中日之间作传话，朝廷遂命“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使日本会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四日抵长崎，初六日到广岛。[31]但其时日本国民的“一般情绪”正在“满怀壮志，尽情狂欢，流于骄横傲慢”之中，并因其“对未来之欲望与日俱增”而不知厌足，“除了要求进军之声外，其他皆不入耳”。与之相对称的，则是政府中人急急乎“得早一日就早一日，得远一步就远一步，尽力将日清战局向前推进”[32]的成算在心。这种上下之间的交相黩武，决定了打得恣肆而且称心的日本不会甘心敛手。他们要的不是停战，而是不断地扩大战争的规模和扩展战争的范围，以营造收局之日更多的勒取和更多的割取。因此在中国使节到达广岛之前，其首相伊藤已对外相陆奥明言“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并与陆奥商定了用作推拒的借口。[33]而后是奉旨出使的张荫桓和邵友濂甫呈敕书，便被日本一方判断为“全权不足，非列国议款通例”，并“以书告绝”，不肯认作议和的对手。[34]被“告绝”的中国使节同时又被告知：“故诚信求和，委其使臣以确实全权，选择有名望，官爵足以担保实行条约之人员，当此大任，则我帝国当不拒绝再开谈判”。[35]然则在日本人的眼界里，张荫桓和邵友濂不仅“全权不足”，而且资格不够。就彼时日本的“骄横傲慢”言之，后一面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显然更重。而对此日的中国人来说，则易知日本人设定的“有名望，官爵足以担保实行条约之人员”，是其“意盖专指（李）鸿章”。于是时当“威海卫、刘公岛相继陷，海军尽覆”而“款局益急”，朝旨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出使日本“商订和约”。[36]已经因一败再败而灰头土脸的李鸿章自谓是“猥以残年，遘兹时难，衔命使虏”。[37]与这种叹谓相伴的，则是言路中的弹章四起和“议者交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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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44 自中日因韩事而冲突以来，李鸿章是不肯轻易言战的人。而中日开战之后，李鸿章又是主持对日作战，并承担直接的责任，被天下“责胜败之效”于一身的人。[39]若以“北洋练兵有年”的事实为反照，则因前一面而致“一味迁延，希图转圜了事”[40]和由后一面造成的屡战屡败，丧师失地，都理所当然地使李鸿章为清议集矢，成了千夫所指的人和垢詈丛集的人。清议之外，还有西太后斥李鸿章“贻误”，[41]荣禄指李鸿章“甘为小人”。[42]然而甲午年间的李鸿章由不肯轻易言战到独任战事，“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前一面和后一面，又都有着一种为时事所牵的力不从心。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倭人起倾国之兵进围，平壤危急万分”，他曾因“陈奏军情”而列述时势，深言处倭人“凶焰日张”之日国家的困顿及其个人的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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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46 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而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实虑兵连祸结，一发难收。盖稔知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已非一日，审度彼此利钝，尤不敢掉以轻心。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持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能撒手举办，遂觉稍形见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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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48 “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正是日本蓄意要把中国拖入战争。与“中外论者”相比，他对日本的认识无疑更深一层。所以“中外论者”申张理之是非，并以意气激昂汇为群鸣；李鸿章则度量事之利害，并因之而盘算对比物力。由此形成的“尤不敢掉以轻心”，使他身处国人“争起言战”之日而不能与国人一路同趋，总想在战争以外找出一种办法“设谋解纷难”。[44]而当战争最终无可避免的时候，这种一次一次的“设谋解纷难”便都成了空作臆想和智术短浅。而后是西人所说的“中国以完全无准备状态而卷入战争”落于其一身，[45]实际上成了李鸿章以完全无准备的状态卷入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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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50 丰岛一战之后他曾致书在籍养病的刘铭传，有心以旧日情谊相召唤，而笔下则是一派衰年图穷言之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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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52 前日征书，正当事机紧迫之时，以三十余年患难与同，不深揣度，辄欲牵挽，亦自知其不情也。现前敌各军相继并进，苦于有将无帅。兄年逾七十，愧不能为药师渡海之行。朝廷以台麾不出，特召毅斋中丞，闻所患与执事相同，未知能强起否。默数海内人物，勋望相埒者，亦更无第三人。回忆甲申法、越之争，宿将起自田间，南北相望，俯仰十年，顿有文武欲尽之感，可为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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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54 然后自谓“职司所在，敢忘齐桓江黄之责，奋日暮之行，扣囊底之智，力与相搏”，而远望前途，“正不知如何结束耳”。[46]他在信中提到的“毅斋中丞”，指的是同样在籍养病的刘锦棠，而依时日推算，在李鸿章作信以“强起”为期盼的同一天里，刘锦棠刚刚病故，次年刘铭传“以旧病固结”继之死。[47]这些见之于私信的感叹以十年之前的中法战争对比正在到来的中日战争，使他最为慨然而且茫然的正是四顾天下的“文武欲尽”。在这种茫然里显然有着一种精神上的深深孤独。然而从甲午到乙未，他又不能不以一人一身“奋日暮之行，扣囊底之智”于这种“文武欲尽”的局面之中。随后，同陆战和海战的一挫再挫相对应的，是战场上的只见“诸将”不见上将。其间李鸿章曾怒斥丁汝昌“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怒斥卫汝贵“兵勇不服”，以至“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并警告说“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48]而与之成为对比的，是怒斥的李鸿章又在“平壤之败”后“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在“旅顺失守”后“愤不欲生”。[49]这种怒斥和“痛哭”的交错，写照了李鸿章此日心力俱穷的困蹙和前所未遇的困蹙。因此他后来说：“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50]然而以淮军之后湘军继起，继起的湘军同样战而溃，溃而逃的事实作比照，则时当绌于物力和“文武欲尽”之日，李鸿章的困蹙其实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和中国军队整体的困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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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56 从丰岛之战到威海陷落前后半年，在这个不算太长的过程里，李鸿章因提调战事而成为日本的主要对手，同时又因提调战事而被日军的步步进逼弄得前颠后踬，身败名裂。然则对于李鸿章而言，在威海陷落之后奉旨出使，向战胜的日本作觍面求和，无异是一辱而又再辱。翁同龢记甲午乙未之交的深宫惊惧和廷议无措，说“臣等奏辽沈紧急情形”，西太后“怫郁”而且“沾襟”；说光绪帝“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臣汗流战栗，罔知所措”；说自己曾进言“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其间还有一段专门写李鸿章已经奉旨而犹未出使之际“枢臣集传心殿议事”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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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58 李欲要余同往议和，予曰：“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合肥云：“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毓汶）、徐（用仪）怵以危语，意在撮合，群公默默。[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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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60 西太后的“沾襟”和光绪帝的“声泪并发”，说明了时至此日君权意中已不得不议和；“群公默默”，说明了当轴的“枢臣”都知道，与“乘胜骄恣，其奢望不可亿计”的“倭奴”[52]在兵锋逼迫之下谋议和是难事；翁同龢坚辞“同往议和”，则说明了彼时士议所指，共知议和为一世之污名。因此李鸿章在一辱之后再辱，正是以其一辱再辱在为朝廷承担难事和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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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62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到马关，并自此日开始同日本一方的“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会议”两国“停争”。中国人在“海陆交乘，畿疆危逼”[53]之日遣使议和，要的是息兵止战。但中国人想要的东西正是日本人不想要的东西，其军中且正在组织澎湖列岛的战事并制定直隶作战计划。[54]因此“会议”之日，伊藤对中国使节的节略作回复，极其苛刻地以中国“让出尚未被占领的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并解除该地区清军武装，作为停战的条件”。[55]他知道这些“条件”都是中国做不到的，但立做不到的事情为“条件”，并明示其不可改动和不可商议，用意正在于让中国人明白停战是做不到的。而后是这种“要挟过甚”成为“万难允许”，使中国一方不得不“将停战搁起”[56]而会商议和。于是五天之间，中国的使节已在日本与伊藤和陆奥议款议和，日本的军队却依旧在中国攻城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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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64 至二月二十八日，李鸿章议事之后回行馆，“途次中倭刺客枪弹，伤颧创甚”，一时“血洒袍服殆遍”而“几不省人事”。众医请割创“取枪子”，被李鸿章拒绝。因为从他住处的窗口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正在源源出征的日本船队。两相权衡，后者更可怕从而更可忧：“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57]而在日本一面，则枪手一击之后已“警问播欧亚，议甚沸”。[58]伊藤和陆奥当此大悖“万国通例”的“事变”，最怕的是“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并以其遭受的枪击对日本“痛加非难”而“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若由此“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则“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59]是以衡量利弊，不能不稍缓逼扼以示挽回。之后，“三月初三日，倭听停战，不索质，限期议和款”；三月初五日中日“订停战约，惟奉天、直隶、山东暂止战，以二十五日为限”。[60]原本的不停战议和因之而变成了停战议和。但同时的澎湖一带则在“倭兵”的猛扑之下攻守方急和战火益炽；若加上二十五日的期限，对于议和的中国使节来说，这种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有限度的停战便依然是悬在头上的勒逼与促迫。停战之后两天，日本一方向李鸿章送交和约草案“凡十款，限四日议复”。[61]其中之“最要者”为“一、朝鲜自立；二、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尽让与日本；三、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虽说中国人对日本的“奢望不可亿计”已先有预料，但这些列入条款的贪欲之大和苛酷之烈一旦放到眼前，仍然出乎中国人的预料。李鸿章当日电告总署，明切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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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66 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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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68 而后，一面是廷议纷争，光绪帝“意总在速成（和局）”，翁同龢“力陈台不可弃”，孙毓汶固执“战字不能再提”，其间诸公“大龃齬”，而恭亲王“疾甚”，论事“亦无所可否”，继而又“恭闻懿旨，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63]显见得各是其是而莫衷一是。与之同时的另一面，是取廷议为进止的李鸿章不能得要领，又不能不在时限之内对日本作回复，于是其“送交伊藤”的“驳复说帖”便取用论事理和论道理为办法，以说明“让地一节”、“赔费一节”与“通商权利一节”之“万办不到”。[64]读说帖的陆奥宗光称之为“笔意精到，仔细周详”。但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一方遂明定以不同中国讲道理为立场。[65]“越日，伊藤博文复函，谓中国自家为难之处，非彼国所与闻，而要鸿章以按所交和约底稿逐条陈明允驳，或更改之处，勿延缓”。[66]与这种以不讲道理为长技的交涉相匹配的，是伊藤博文在“复函”之外，又藉会谈力施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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