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08270 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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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72 以半年多来中日交战的结果为既有的事实，则这种恫喝正是在以非常冷酷的方式提醒中国人，议和不是说理而是较力。因此其恫喝便成了中国人不能默然置之的东西。之后李鸿章与总署在“期限已迫，断难再展”下文电往来，共议“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费以一万万外（内）为止”，“澎湖既被占据，亦暂允让”，以此形成对日本和约草案的“更改”案。这些让出在中国已是大痛。而与日本一方所列的“各款”相比仍然差得很远。所以李鸿章电告总署说：“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停战展期已绝望，请饬各将帅及时整备为要”。[68]这些话为当时“一直偷听并破译了李鸿章的全部密码电报”的日本所截获。中国人因战败的逼迫而议和，又在议和的逼迫下准备“罢议而归”。在日本人的历史记述里，由此牵动对手，“得知李要回国而惊慌的正是伊藤全权代表”。他怕刚刚被刺的李鸿章被迫回国会引动世界舆论的鼓荡，遂“决心让步以达成和议”。同时的日本天皇也担忧“万一谈判决裂”而战事重开之后，结局也“难免要受外国之干涉，最后割据领土也将成为泡影”。并因之而认同了伊藤的主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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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74 而后是作为对于中国一方“更改”案的回应，十六日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会议，面交被称作“尽头约稿”的改定条款节略。“视其初送约稿，大端于割地款内减去宽甸县地；而赔款减至库平银二万万两，分六期，以七年归偿，未偿以先，给息五厘；质地减奉天省城”，等等。显见得前后相比，其“决心让步”实在非常有限。日本一方称这个节略为“尽头约稿”，是明指无可更改，因此伊藤留给中国的选择只有“但允不允，两言而决，无多费时日”。[70]但李鸿章以“相逼太甚”而不得不争，[71]之后是“是日，反覆互辩，越日，复函辩”。[72]争和辩，中国一方着力的都是“割地赔款二节”，[73]日本一方坚执的也是“割地赔款二节”。在这个以“互辩”为研磨过程里，与伊藤作“互辩”和“函辩”的李鸿章，同时又在连续请旨，向总署电告日本限定四日之内须对其“尽头办法”作“切实回复”；电告伊藤为时限作诠释，说是“将来无所底止，到那时再行议和，断不能如此便宜”，其“决绝”已无异“哀的美敦书”；电告“台湾日兵未到，即欲相让，无理已极，断难轻允”；至十九日，又电告“驳论”、“磋磨”、“辩论”，而“实恐难望转圜”；电告“近日日人举动，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电告伊藤传话，“若再商改条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办法”，等等。显示的都是中国人以口舌争和日本人以兵力争的不相对等与不相对称。当末了一道电文到达北京之后，次日总署接连两次传旨：“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并力为催促而言之亟迫：“二十日午刻电发，想夜间必可接到，希即遵旨办理，以免延误”。[74]迨李鸿章收到朝旨、电文已是二十一日，以时间计，正是四天期限的最后一日。于是中国的全权大臣与日本的全权大臣当日会晤当日“定约”，继之又在二十三日“画押”，[75]签订了中外交涉五十多年以来极度丧权辱国，从而极度创深痛巨的《马关条约》。其大端为：一、中国承认朝鲜自主；二、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三、赔款二万万两；四、中国允日人在各口岸从事制造，机器只纳进口税，产品免纳捐税；五、开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口岸，日船得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六、另订商约，等等。同时，由于《马关条约》废止了中日之间前此已有的约章，日本遂比同西国，获得了其索之已久的领事裁判权和“一体均沾”的权利。中国在勒逼之下失掉了太多的东西，时人指为“倭虏贪狠万状”而“令人痛愤发指”。[76]于是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便成为当日的国之大丧。出使的李鸿章“画押”之后作奏疏，叙其一争再争和一挫再挫，然后言之沉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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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76 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地，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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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78 对于身历此劫的中国人来说，刚刚终结了甲午中日战争的《马关条约》，同时已经预伏着来日更大的灾祸和更深的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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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8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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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82 在中国和日本之外，由于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用暴力改变了东亚的疆界和秩序，战争和条约便同时已直接地牵动和触动了西方各国在东亚已经得到的利益和正在筹谋的利益。与之相因果，则是西方各国不能不起而反应和回应。所以中日交战之日英国曾出面调停，美国也曾出面调停。而与担当调停的英国与美国相比，彼时没有公开涉入中日之间的俄国其实对中日之战关注尤切。其廷议以“勃海湾系俄国之势力范围，不容日本在该港湾巩固其势力”为理所当然，并由此作推论而深深担忧“旅顺口及威海卫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则俄国远东之利益将被破坏”。在俄国之外，同时的德国正急切地“在亚洲需要一个据点”，尤想“在中国海岸线上取得德国舰队与商业根据地之土地”。[78]因此德国人也始终注目于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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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84 等到马关议和之日，日本的和约草案一经公布，便以其出乎意想的既贪且酷掀动一时，不仅使中国人“发指”，而且使西方人震惊。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Baron von Marshall）先立异议说，直言如果日本“把旅顺变成第二直布罗陀，会使日本控制直隶海湾，因此事实上降中国地位为日本的保护国”，由此“足以危害欧洲的和平”。并令德国驻俄使节同俄国外交大臣“坦白地详细讨论这问题”。稍后俄国政府聚而群议，其间占上风的主张是：“假使我们现在让日人进入满洲”，则“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及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因为迟早我们一定会与日人发生冲突”。所以着眼于长远，“应坚决声明，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假使不履行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有战争的必要，我们就坚决行动”。[79]比之德国，已是更见决心强硬和急不可待。在同一个时间里，法国的政府和舆论皆以“绝不任日本占华土地，与俄见解相合，故俄若有举动，法必携手同行”[80]为主流。他们选择了与俄国人合作。因此，当中国的使节困处马关，与日本的全权大臣苦相磋磨之际，俄国、德国和法国正在联为一体以共谋对付搅动东亚而牵连欧西的日本。为助声势，俄国的舰队和德国的舰队且先后奉命东驶，在崇尚武力的日本人面前展示了一种可资比较的武力。而后，与《马关条约》签订之日相隔不过六天，俄国、德国和法国的驻日公使已同赴日本外务省，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放弃其确然占领辽东半岛一事”。其中德国公使还特别提醒：“对三国开战，归根到底对日本国是无有希望之事”。[81]则其共有的“劝告”显然是以战争威胁来表达的。因此，对于一战而胜中国，并因之沉迷于骄横恣睢之中的日本来说，这种出自三国联手的“劝告”实无异于迎头一掴。伊藤博文当时曾叙述其经此一掴而进退失据之情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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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86 于是迄今醉于战胜而狂欢无度之国民，矜夸发扬国威国权之功，而洋洋得意之政府当局，遇此青天霹雳，突然失色，几乎不知所措。此际若拒绝三国之忠言，必须有和彼等见诸炮火间之决心，而以我国战后疲劳之实力，绝不可能应付彼等。然而若唯唯诺诺接受其要求，则战胜之光荣将突然消逝，对外则贻笑列国，对内则将引起国民之公愤。[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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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88 由于“实力”已经“疲劳”而又不肯甘心于“唯唯诺诺接受其要求”，此后的十多天里，日本倾力于用外交办法作纵横捭阖以求脱此困境，一面分别与俄国、德国、法国作交涉；一面又向英国、美国作倾述。前者意在分化，后者意在乞援。然而三国虽各有盘算，而对付日本则利害相同，道理相同，从而态度也相同。英国同俄国虽然积不相能，但不会因此而喜欢日本占据辽东，是以三国干涉还辽之日始终坐观其间的风起云涌而漠漠然视之。于是美国对日本所表现的一点好意遂因太过单薄也都成了空话。与这种纵横捭阖于欧西列国而分化、乞援皆不能见功相比，是出头干涉的俄国已在向中俄边境集结兵力，并“实行临战地区戒严令”。[83]不肯甘心的日本至此技穷，在三国“劝告”的十二天之后已不能不“忍胸中无量之苦痛”作答复，以“约定不永久占领奉天半岛之土地”为辞令，接受了“俄、法、德三国政府之友好忠告”。但日本对三国“不能不完全让步”，同时对中国则立意“一步不让”。[84]因此接受忠告之日便“索我赎费库银一万万两，徐减及五千万两”，又在“三国公断”之下再减为“三千万两赎辽东”。之后，同年九月中国“输赎辽费”，十月日军退出辽东。然而在还辽造成的历史因果里，这个过程并没有至此而止，其余波倒灌而又牵此连彼，使中国在实际上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大于三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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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90 辽东之归，俄、法、德三国方责报于我，于是俄西伯利亚铁道经我黑龙江而达海参崴，法安南铁道踰我镇南关而达广西之龙州，德因展租界于我通商各埠，而我云南边地以让界于法，遂让界于英，且开广东西江通商埠直达广西之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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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92 在中西交冲以来的五十年变局迁延之后，时人说当日之时局，已称之为“膏血竭于内，边防堕于外，岌岌不可终日”。[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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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94 在三国干涉还辽的时日里，朝廷由辽东连及台湾，曾想借助于三国之力一同收回。除了驻俄国和德国的公使许景澄、驻法国的参赞庆常，以及聘问欧洲的专使王之春各自衔命致力以外，其间还有过庆王奕劻和总署大臣孙毓汶、荣禄六天之内五次面见三国公使，以台事为题目吁请相助的惶急交迫。[86]与之相对映的，是岛上的“台民死守”和深宫里的光绪帝“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的愤痛。[87]但三国之度量台湾，其利益本自不相一致，其关注也自不相一致。作为一个事实，这种不能一致决定了他们之间难以在这个题目上彼此联络，从而不会因这个题目合群地向中国援手。因此，四月十七日，法使面告总署，本国“不便出而干预”；四月二十二日，俄国外交大臣又面告中国公使，“俄国不及顾台”，并告德国亦“不能保护”。[88]于是中国使节在欧洲的努力和总署大臣在北京的努力最终都先后落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时当《马关条约》刚刚换约，而俄国、德国和法国对台事又各自“复绝”，[89]已是身在外援全然无望而独对日本的持约以作催逼交割。之后，四月二十五日李经方奉旨“前往台湾与日本派出大臣”会议“商交台湾”。旨下之日，李鸿章曾以“怔忡日剧，神智不清”和“情形隔膜，资浅望轻”为理由，替李经方恳辞和力辞这种将被一世唾骂的差使。度其私意，显然是已经一身污名的李鸿章不愿意让儿子不明不白地再弄得一身污名。然而诏旨严词斥之，“怔忡日剧”和“神智不清”都不足以脱解。[90]在李经方奉旨交割台湾的同时，朝廷已令台湾巡抚唐景崧“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着饬令陆续内渡”。[91]而自民间看朝廷，便是“卒弃台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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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96 同已经被日军占据而最终归还的辽东相比，依和约而被割让的台湾当日并不在日本的占领之下。因此议约和割台的过程里，台民尤多“血泪”而国人尤多“流涕”。[93]万千人的此心耿耿便演为朝廷“卒弃台湾”而台民不肯弃中国。于是而有四月下旬以“全台绅民同泣叩”为名义请张之洞转达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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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98 台湾属倭，万姓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惟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暂仍理台事，并留刘镇永福镇守台南；一面恳请各国查明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剖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情形万紧，伏乞代奏。[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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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300 与此同时，是四顾仓惶之中的台湾绅民仓猝“立民主，开议院，制国旗”，奉“总统印章”于巡抚唐景崧。[95]遂使这种原本同台民隔得非常遥远的政体，此日异乎寻常地成了台民借来拒日的名目。所以唐景崧电告朝廷“全台不服倭，因愿为圣朝之民，今之自主，为拒倭计”。并说“臣为民劫留”已“惶悚万状”，而“一息尚存，不敢稍逾臣节”。[96]对于一个奉旨内召的疆吏来说，这种选择显然不能算是为仕途作计；而义之所在，则广西人唐景崧又不能不在台民的推戴面前“北面受任，大哭而入”。[97]身处此时此地，官与民之间的系连和感染都是一种深深的家国之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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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302 五月六日，日军从澳底登陆自北面攻台湾。而当日任北面的守军大半都是年初刚刚从粤东招募来的广勇。时人谓其“喧扰无纪律，不可统驭”，又“皆称统领，无所系属”。广勇之外，还有招募于当地的“土勇”，而“广勇、土勇积不相能”。[98]在“拒倭”的过程里，这种“不可统驭”、“无所系属”和“积不相能”都不能不造成中国一方匆促群集而又各自为战的无从提调和没有章法。因此，日军登陆之后一路西向，初八日占三貂岭，破“基隆东道藩篱”；初九日占九芬；二十一日占瑞芳，“前敌各军皆溃”，遂陷基隆。五天之内，拒守的广勇、土勇和团勇与日军接仗，战而死、战而伤、战而溃，兵力和火力皆常在弱势之中，而又争功内讧、“索饟大哗”间相交杂，终至“前敌兵事益不可为”。迨基隆陷落，唐景崧在兵败和兵变里束手无策，怆然内渡。十五日，日军不战而占台北。[99]之后战争由台湾的北部渐次南移。与不能算是知兵的唐景崧相比，守台南的刘永福以累战和苦战崛起于甲申年间的中法战争，是一个熟知交兵打仗而且不惮对抗强敌的人；沿十年之前的心路和经历立身于此日之“天下莫不同愤”，[100]又非常自然地成了割台以后不肯弃守台湾的人。因此唐景崧既已内渡而去，不甘心“属倭”的台湾“绅民相率”至南路“迎永福”。于是本属官兵的新楚军、福军、武毅军、台南防军、镇海军，便与起而抗倭的“新竹义民各营”、“十八堡义民军”、“台南团练营”、“五段团练”等等民间的“义兵”汇成了一体，在守土力战里生死相依。同广勇和土勇不满十天已一败涂地的窳弱和杂乱相比，台北沦陷之后新楚军北上“拒倭于新竹”，自五月至闰五月历经“大小二十余战”，与日军“相持月许”而败，主将杨紫云战殁。而后福军继之北上“据大甲溪为守”，六月“攻新竹倭垒获胜”；同时义民军出战于“路险箐深”之间，败日兵于大甲溪。在随后的“屡战”里，既有过“日军马炮队列横阵”猛击，致“我大队千人当其冲，死伤枕藉，大败退”的场面；也有过官兵“伏路侧”以“猛轰”截日军，继而义兵“伏林际”半途再截日军，致“倭大奔”，随后又“倭张皇急遁”的场面。七月初“倭大队猛攻大甲溪”，守军迎头堵击，方倾力拒战并打得“倭已少却”之际，“忽闻后路大营陷，各军震骇，遂哗退”。其间不肯退的营官袁锦清曾“率健卒五十人冲入倭队”，皆战而死，“无一还者。倭遂据大甲溪”。之后“各军择彰化境内大溪扼守”，寻又移守八卦山。至初九日昧明，“倭大队攻我，以快枪、快炮环叠而进”。守军与之苦苦相持于弹雨纷纷和硝烟弥漫之中，义民首领吴汤兴“中炮死”、右队主将林鸿贵继之“亦殉”。攻与守之间自“丑刻”打到“辰刻”，时间已近初午。而“倭炮雨下”越益猛烈，各军久战不能支，“遂大溃”。统领吴彭年愤极，立山顶不去，死于炮火之下。迨占领并越过了八卦山的日军进入彰化，左队主将李仕高和义民首领沈仲安又在节节抵抗里“俱巷战死”。于是“彰化陷”。次日“倭连陷云林、苗栗二县，十一日进踞大莆林，十二日薄嘉义县，锋锐甚”。而同一个时间里镇海军、武毅右军以及吉林炮队已在急急北上，并于十一日星夜进攻大莆林，“义民数千助战”。其间被扑的日军作反扑，曾“炮声震山谷”，继而败，继而“大溃”，官兵义民联手猛攻，又联手追杀，“毙倭数百”，遂“复大莆林”。而统领杨泗洪“中炮死”，营官朱乃昌“身受殊伤，裹创血战”，亦“中炮死”。越日福军前敌各营接踵而来，与义兵会聚“进图恢复”。之后，十三日一战复云林，十四日再战复苗栗，而节节厮杀，一战“阵亡”辄“千数百人”。几天之内，彰化云林之间攻守易位而且进退易位。当云林、苗栗次第规复，抗倭之兵已是“逼彰化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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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304 但作为一种与战事相伴随的困厄和日久日深的困厄，则是其时的台南饷与械俱匮。[101]自立省以来，台湾的饷和械都以海峡对岸的接济为源头，但割台之后海路断，接济也断。五月四日，张之洞电告总署说：“前奉旨接济台饷五十万及军火各节，已拨三十万。现改自为民主之国以后，饷、械等项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102]从这个时候开始，台湾的官军和义民其实已成孤军。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战和久战，主持军务的刘永福一面要面对“前敌自开战以来，屡电求饟械，迫切待命；且以伤亡多，请增兵接应”的吁求，一面又苦于“台南军储早罄，器械亦空”的一筹莫展而“忧惶无措”。在这个艰难困苦的过程里，他曾几度遣使渡厦门“电求沿海督抚拯台民，辞甚哀痛”，又皆因“迫于盟约，不得丝毫助台南”。至七月下旬，曾受刘坤一之命往返于台湾和内地之间的易顺鼎“自江南赍至南中助饟三千两”，而同时带来的还有“内地不能接济”的种种无奈和情状。于是兵疲粮绝之际“人心益涣散”。[103]时人谓之“南军苦守过中秋，械尽粮虚似楚囚”。[104]但前敌抗倭日在攻守之中，因此逼彰化的各军“请饟械”，任游击的义兵也“请饟械”，身在饥危交迫之际作乞讨，皆“语悲痛”。而刘永福“旁皇莫能应”，四顾无策，叹为“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对于一个自觉自愿地困守劣境以抗强敌的人来说，这些话同样是一种“语悲痛”。之后，“屯彰化诸军饥困愈甚”，以“相持”为“非久计”，遂与义民合军攻城。但三天之间一扑再扑继之三扑，皆“扼于城外炮台不得进”，而义军首领黄荣邦已力战“中炮死”。在这种三扑三挫里，可以见到的正是彼时饷械匮乏的饥兵力竭。后数日，“倭兵大举来攻”，而且以其接二连三的聚集冲击演为九天之内的攻势不绝。遂使布列于彰化与云林之间的官兵和义民心长力绌，在这种以强弱分胜负的过程里，守土一方由“受创甚”而“陷重围”，复又“诸军大败，将士丧二千余人”。至八月二十二日，义军首领徐骧“为军锋奋战”倾力搏杀，“诸军继之，倭颇却”而“骧旋中炮死，诸军夺气，大溃。云林、苗栗复陷”。日军既占云林，又南进逼嘉义，二十四日“以车炮攻城”，破之，诸将大半战死。而后“倭舰攻旗后炮台”，陆路日军同时攻凤山。守炮台的“台兵持两日，死伤枕藉，饥不能战”；守凤山的“义民拒战大败”。[105]于是周遭皆陷，二十九日，日军攻台南，与之遥为呼应的，还有“海面倭船十余只往来冲突，炮声震耳”。刘永福“日夕督战”，而“城中无食，饥军悉溃”。九月初二，部将拥刘永福“登舟去”，一则记载说他临行之际自问“吾何以报朝廷，何以对台民！”并“仰天椎胸，呼号恸哭”。仰天椎胸和呼号恸哭都是悲愤交集而意不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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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306 从初夏到仲秋，台兵与义民孤军守土，死伤累累同时又死伤相继。在这种没有后援而又战而伤和战而死的过程里，疲兵和饥兵皆成哀兵。与之相为因果并且相互对照的，则是攻台日军的师团长能久亲王中将死，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死，士卒伤亡数千人。对于守土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酷烈，对于入侵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种酷烈。因此当刘永福西向内渡的时候，在他身后留下的这五个月，是甲午中日战争里最后一段悲壮而且炫目的历史，一段不会被岁月磨洗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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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308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八册，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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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310 [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37页；《中日兵事本末》，《清季野史》第21页，岳麓书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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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312 [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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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314 [4] 《清史稿》第四十二册，第12720页。

1706708315

1706708316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第39页。

1706708317

1706708318 [6] 《中日兵事本末》，《清季野史》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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