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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46 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而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实虑兵连祸结，一发难收。盖稔知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已非一日，审度彼此利钝，尤不敢掉以轻心。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持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能撒手举办，遂觉稍形见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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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48 “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正是日本蓄意要把中国拖入战争。与“中外论者”相比，他对日本的认识无疑更深一层。所以“中外论者”申张理之是非，并以意气激昂汇为群鸣；李鸿章则度量事之利害，并因之而盘算对比物力。由此形成的“尤不敢掉以轻心”，使他身处国人“争起言战”之日而不能与国人一路同趋，总想在战争以外找出一种办法“设谋解纷难”。[44]而当战争最终无可避免的时候，这种一次一次的“设谋解纷难”便都成了空作臆想和智术短浅。而后是西人所说的“中国以完全无准备状态而卷入战争”落于其一身，[45]实际上成了李鸿章以完全无准备的状态卷入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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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50 丰岛一战之后他曾致书在籍养病的刘铭传，有心以旧日情谊相召唤，而笔下则是一派衰年图穷言之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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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52 前日征书，正当事机紧迫之时，以三十余年患难与同，不深揣度，辄欲牵挽，亦自知其不情也。现前敌各军相继并进，苦于有将无帅。兄年逾七十，愧不能为药师渡海之行。朝廷以台麾不出，特召毅斋中丞，闻所患与执事相同，未知能强起否。默数海内人物，勋望相埒者，亦更无第三人。回忆甲申法、越之争，宿将起自田间，南北相望，俯仰十年，顿有文武欲尽之感，可为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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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54 然后自谓“职司所在，敢忘齐桓江黄之责，奋日暮之行，扣囊底之智，力与相搏”，而远望前途，“正不知如何结束耳”。[46]他在信中提到的“毅斋中丞”，指的是同样在籍养病的刘锦棠，而依时日推算，在李鸿章作信以“强起”为期盼的同一天里，刘锦棠刚刚病故，次年刘铭传“以旧病固结”继之死。[47]这些见之于私信的感叹以十年之前的中法战争对比正在到来的中日战争，使他最为慨然而且茫然的正是四顾天下的“文武欲尽”。在这种茫然里显然有着一种精神上的深深孤独。然而从甲午到乙未，他又不能不以一人一身“奋日暮之行，扣囊底之智”于这种“文武欲尽”的局面之中。随后，同陆战和海战的一挫再挫相对应的，是战场上的只见“诸将”不见上将。其间李鸿章曾怒斥丁汝昌“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怒斥卫汝贵“兵勇不服”，以至“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并警告说“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48]而与之成为对比的，是怒斥的李鸿章又在“平壤之败”后“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在“旅顺失守”后“愤不欲生”。[49]这种怒斥和“痛哭”的交错，写照了李鸿章此日心力俱穷的困蹙和前所未遇的困蹙。因此他后来说：“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50]然而以淮军之后湘军继起，继起的湘军同样战而溃，溃而逃的事实作比照，则时当绌于物力和“文武欲尽”之日，李鸿章的困蹙其实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和中国军队整体的困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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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56 从丰岛之战到威海陷落前后半年，在这个不算太长的过程里，李鸿章因提调战事而成为日本的主要对手，同时又因提调战事而被日军的步步进逼弄得前颠后踬，身败名裂。然则对于李鸿章而言，在威海陷落之后奉旨出使，向战胜的日本作觍面求和，无异是一辱而又再辱。翁同龢记甲午乙未之交的深宫惊惧和廷议无措，说“臣等奏辽沈紧急情形”，西太后“怫郁”而且“沾襟”；说光绪帝“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臣汗流战栗，罔知所措”；说自己曾进言“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其间还有一段专门写李鸿章已经奉旨而犹未出使之际“枢臣集传心殿议事”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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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58 李欲要余同往议和，予曰：“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合肥云：“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语甚坚决。而孙（毓汶）、徐（用仪）怵以危语，意在撮合，群公默默。[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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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60 西太后的“沾襟”和光绪帝的“声泪并发”，说明了时至此日君权意中已不得不议和；“群公默默”，说明了当轴的“枢臣”都知道，与“乘胜骄恣，其奢望不可亿计”的“倭奴”[52]在兵锋逼迫之下谋议和是难事；翁同龢坚辞“同往议和”，则说明了彼时士议所指，共知议和为一世之污名。因此李鸿章在一辱之后再辱，正是以其一辱再辱在为朝廷承担难事和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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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62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到马关，并自此日开始同日本一方的“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会议”两国“停争”。中国人在“海陆交乘，畿疆危逼”[53]之日遣使议和，要的是息兵止战。但中国人想要的东西正是日本人不想要的东西，其军中且正在组织澎湖列岛的战事并制定直隶作战计划。[54]因此“会议”之日，伊藤对中国使节的节略作回复，极其苛刻地以中国“让出尚未被占领的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并解除该地区清军武装，作为停战的条件”。[55]他知道这些“条件”都是中国做不到的，但立做不到的事情为“条件”，并明示其不可改动和不可商议，用意正在于让中国人明白停战是做不到的。而后是这种“要挟过甚”成为“万难允许”，使中国一方不得不“将停战搁起”[56]而会商议和。于是五天之间，中国的使节已在日本与伊藤和陆奥议款议和，日本的军队却依旧在中国攻城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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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64 至二月二十八日，李鸿章议事之后回行馆，“途次中倭刺客枪弹，伤颧创甚”，一时“血洒袍服殆遍”而“几不省人事”。众医请割创“取枪子”，被李鸿章拒绝。因为从他住处的窗口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正在源源出征的日本船队。两相权衡，后者更可怕从而更可忧：“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57]而在日本一面，则枪手一击之后已“警问播欧亚，议甚沸”。[58]伊藤和陆奥当此大悖“万国通例”的“事变”，最怕的是“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并以其遭受的枪击对日本“痛加非难”而“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若由此“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则“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59]是以衡量利弊，不能不稍缓逼扼以示挽回。之后，“三月初三日，倭听停战，不索质，限期议和款”；三月初五日中日“订停战约，惟奉天、直隶、山东暂止战，以二十五日为限”。[60]原本的不停战议和因之而变成了停战议和。但同时的澎湖一带则在“倭兵”的猛扑之下攻守方急和战火益炽；若加上二十五日的期限，对于议和的中国使节来说，这种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有限度的停战便依然是悬在头上的勒逼与促迫。停战之后两天，日本一方向李鸿章送交和约草案“凡十款，限四日议复”。[61]其中之“最要者”为“一、朝鲜自立；二、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尽让与日本；三、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虽说中国人对日本的“奢望不可亿计”已先有预料，但这些列入条款的贪欲之大和苛酷之烈一旦放到眼前，仍然出乎中国人的预料。李鸿章当日电告总署，明切言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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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66 日本所索兵费过奢，无论中国万不能从，纵使一时勉行应允，必至公私交困，所有拟办善后事宜，势必无力筹办。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亦万不能让。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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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68 而后，一面是廷议纷争，光绪帝“意总在速成（和局）”，翁同龢“力陈台不可弃”，孙毓汶固执“战字不能再提”，其间诸公“大龃齬”，而恭亲王“疾甚”，论事“亦无所可否”，继而又“恭闻懿旨，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63]显见得各是其是而莫衷一是。与之同时的另一面，是取廷议为进止的李鸿章不能得要领，又不能不在时限之内对日本作回复，于是其“送交伊藤”的“驳复说帖”便取用论事理和论道理为办法，以说明“让地一节”、“赔费一节”与“通商权利一节”之“万办不到”。[64]读说帖的陆奥宗光称之为“笔意精到，仔细周详”。但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一方遂明定以不同中国讲道理为立场。[65]“越日，伊藤博文复函，谓中国自家为难之处，非彼国所与闻，而要鸿章以按所交和约底稿逐条陈明允驳，或更改之处，勿延缓”。[66]与这种以不讲道理为长技的交涉相匹配的，是伊藤博文在“复函”之外，又藉会谈力施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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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70 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前者由于中国请和，日本应允，始有今日之议和，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此岂吾人尚可悠悠迁延会商时日之时期乎？[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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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72 以半年多来中日交战的结果为既有的事实，则这种恫喝正是在以非常冷酷的方式提醒中国人，议和不是说理而是较力。因此其恫喝便成了中国人不能默然置之的东西。之后李鸿章与总署在“期限已迫，断难再展”下文电往来，共议“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费以一万万外（内）为止”，“澎湖既被占据，亦暂允让”，以此形成对日本和约草案的“更改”案。这些让出在中国已是大痛。而与日本一方所列的“各款”相比仍然差得很远。所以李鸿章电告总署说：“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届时能否允添，乞预密示。否则只有罢议而归。停战展期已绝望，请饬各将帅及时整备为要”。[68]这些话为当时“一直偷听并破译了李鸿章的全部密码电报”的日本所截获。中国人因战败的逼迫而议和，又在议和的逼迫下准备“罢议而归”。在日本人的历史记述里，由此牵动对手，“得知李要回国而惊慌的正是伊藤全权代表”。他怕刚刚被刺的李鸿章被迫回国会引动世界舆论的鼓荡，遂“决心让步以达成和议”。同时的日本天皇也担忧“万一谈判决裂”而战事重开之后，结局也“难免要受外国之干涉，最后割据领土也将成为泡影”。并因之而认同了伊藤的主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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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74 而后是作为对于中国一方“更改”案的回应，十六日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会议，面交被称作“尽头约稿”的改定条款节略。“视其初送约稿，大端于割地款内减去宽甸县地；而赔款减至库平银二万万两，分六期，以七年归偿，未偿以先，给息五厘；质地减奉天省城”，等等。显见得前后相比，其“决心让步”实在非常有限。日本一方称这个节略为“尽头约稿”，是明指无可更改，因此伊藤留给中国的选择只有“但允不允，两言而决，无多费时日”。[70]但李鸿章以“相逼太甚”而不得不争，[71]之后是“是日，反覆互辩，越日，复函辩”。[72]争和辩，中国一方着力的都是“割地赔款二节”，[73]日本一方坚执的也是“割地赔款二节”。在这个以“互辩”为研磨过程里，与伊藤作“互辩”和“函辩”的李鸿章，同时又在连续请旨，向总署电告日本限定四日之内须对其“尽头办法”作“切实回复”；电告伊藤为时限作诠释，说是“将来无所底止，到那时再行议和，断不能如此便宜”，其“决绝”已无异“哀的美敦书”；电告“台湾日兵未到，即欲相让，无理已极，断难轻允”；至十九日，又电告“驳论”、“磋磨”、“辩论”，而“实恐难望转圜”；电告“近日日人举动，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电告伊藤传话，“若再商改条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办法”，等等。显示的都是中国人以口舌争和日本人以兵力争的不相对等与不相对称。当末了一道电文到达北京之后，次日总署接连两次传旨：“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并力为催促而言之亟迫：“二十日午刻电发，想夜间必可接到，希即遵旨办理，以免延误”。[74]迨李鸿章收到朝旨、电文已是二十一日，以时间计，正是四天期限的最后一日。于是中国的全权大臣与日本的全权大臣当日会晤当日“定约”，继之又在二十三日“画押”，[75]签订了中外交涉五十多年以来极度丧权辱国，从而极度创深痛巨的《马关条约》。其大端为：一、中国承认朝鲜自主；二、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三、赔款二万万两；四、中国允日人在各口岸从事制造，机器只纳进口税，产品免纳捐税；五、开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口岸，日船得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六、另订商约，等等。同时，由于《马关条约》废止了中日之间前此已有的约章，日本遂比同西国，获得了其索之已久的领事裁判权和“一体均沾”的权利。中国在勒逼之下失掉了太多的东西，时人指为“倭虏贪狠万状”而“令人痛愤发指”。[76]于是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便成为当日的国之大丧。出使的李鸿章“画押”之后作奏疏，叙其一争再争和一挫再挫，然后言之沉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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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76 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地，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耄，实无能为。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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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78 对于身历此劫的中国人来说，刚刚终结了甲午中日战争的《马关条约》，同时已经预伏着来日更大的灾祸和更深的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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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8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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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82 在中国和日本之外，由于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用暴力改变了东亚的疆界和秩序，战争和条约便同时已直接地牵动和触动了西方各国在东亚已经得到的利益和正在筹谋的利益。与之相因果，则是西方各国不能不起而反应和回应。所以中日交战之日英国曾出面调停，美国也曾出面调停。而与担当调停的英国与美国相比，彼时没有公开涉入中日之间的俄国其实对中日之战关注尤切。其廷议以“勃海湾系俄国之势力范围，不容日本在该港湾巩固其势力”为理所当然，并由此作推论而深深担忧“旅顺口及威海卫一旦落入日军之手，则俄国远东之利益将被破坏”。在俄国之外，同时的德国正急切地“在亚洲需要一个据点”，尤想“在中国海岸线上取得德国舰队与商业根据地之土地”。[78]因此德国人也始终注目于中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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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84 等到马关议和之日，日本的和约草案一经公布，便以其出乎意想的既贪且酷掀动一时，不仅使中国人“发指”，而且使西方人震惊。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Baron von Marshall）先立异议说，直言如果日本“把旅顺变成第二直布罗陀，会使日本控制直隶海湾，因此事实上降中国地位为日本的保护国”，由此“足以危害欧洲的和平”。并令德国驻俄使节同俄国外交大臣“坦白地详细讨论这问题”。稍后俄国政府聚而群议，其间占上风的主张是：“假使我们现在让日人进入满洲”，则“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道，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及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因为迟早我们一定会与日人发生冲突”。所以着眼于长远，“应坚决声明，我们不能容许日本占领南满，假使不履行我们的要求，我们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果“有战争的必要，我们就坚决行动”。[79]比之德国，已是更见决心强硬和急不可待。在同一个时间里，法国的政府和舆论皆以“绝不任日本占华土地，与俄见解相合，故俄若有举动，法必携手同行”[80]为主流。他们选择了与俄国人合作。因此，当中国的使节困处马关，与日本的全权大臣苦相磋磨之际，俄国、德国和法国正在联为一体以共谋对付搅动东亚而牵连欧西的日本。为助声势，俄国的舰队和德国的舰队且先后奉命东驶，在崇尚武力的日本人面前展示了一种可资比较的武力。而后，与《马关条约》签订之日相隔不过六天，俄国、德国和法国的驻日公使已同赴日本外务省，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劝告”日本政府“放弃其确然占领辽东半岛一事”。其中德国公使还特别提醒：“对三国开战，归根到底对日本国是无有希望之事”。[81]则其共有的“劝告”显然是以战争威胁来表达的。因此，对于一战而胜中国，并因之沉迷于骄横恣睢之中的日本来说，这种出自三国联手的“劝告”实无异于迎头一掴。伊藤博文当时曾叙述其经此一掴而进退失据之情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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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86 于是迄今醉于战胜而狂欢无度之国民，矜夸发扬国威国权之功，而洋洋得意之政府当局，遇此青天霹雳，突然失色，几乎不知所措。此际若拒绝三国之忠言，必须有和彼等见诸炮火间之决心，而以我国战后疲劳之实力，绝不可能应付彼等。然而若唯唯诺诺接受其要求，则战胜之光荣将突然消逝，对外则贻笑列国，对内则将引起国民之公愤。[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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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88 由于“实力”已经“疲劳”而又不肯甘心于“唯唯诺诺接受其要求”，此后的十多天里，日本倾力于用外交办法作纵横捭阖以求脱此困境，一面分别与俄国、德国、法国作交涉；一面又向英国、美国作倾述。前者意在分化，后者意在乞援。然而三国虽各有盘算，而对付日本则利害相同，道理相同，从而态度也相同。英国同俄国虽然积不相能，但不会因此而喜欢日本占据辽东，是以三国干涉还辽之日始终坐观其间的风起云涌而漠漠然视之。于是美国对日本所表现的一点好意遂因太过单薄也都成了空话。与这种纵横捭阖于欧西列国而分化、乞援皆不能见功相比，是出头干涉的俄国已在向中俄边境集结兵力，并“实行临战地区戒严令”。[83]不肯甘心的日本至此技穷，在三国“劝告”的十二天之后已不能不“忍胸中无量之苦痛”作答复，以“约定不永久占领奉天半岛之土地”为辞令，接受了“俄、法、德三国政府之友好忠告”。但日本对三国“不能不完全让步”，同时对中国则立意“一步不让”。[84]因此接受忠告之日便“索我赎费库银一万万两，徐减及五千万两”，又在“三国公断”之下再减为“三千万两赎辽东”。之后，同年九月中国“输赎辽费”，十月日军退出辽东。然而在还辽造成的历史因果里，这个过程并没有至此而止，其余波倒灌而又牵此连彼，使中国在实际上付出的代价要远远大于三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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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90 辽东之归，俄、法、德三国方责报于我，于是俄西伯利亚铁道经我黑龙江而达海参崴，法安南铁道踰我镇南关而达广西之龙州，德因展租界于我通商各埠，而我云南边地以让界于法，遂让界于英，且开广东西江通商埠直达广西之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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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92 在中西交冲以来的五十年变局迁延之后，时人说当日之时局，已称之为“膏血竭于内，边防堕于外，岌岌不可终日”。[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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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08294 在三国干涉还辽的时日里，朝廷由辽东连及台湾，曾想借助于三国之力一同收回。除了驻俄国和德国的公使许景澄、驻法国的参赞庆常，以及聘问欧洲的专使王之春各自衔命致力以外，其间还有过庆王奕劻和总署大臣孙毓汶、荣禄六天之内五次面见三国公使，以台事为题目吁请相助的惶急交迫。[86]与之相对映的，是岛上的“台民死守”和深宫里的光绪帝“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的愤痛。[87]但三国之度量台湾，其利益本自不相一致，其关注也自不相一致。作为一个事实，这种不能一致决定了他们之间难以在这个题目上彼此联络，从而不会因这个题目合群地向中国援手。因此，四月十七日，法使面告总署，本国“不便出而干预”；四月二十二日，俄国外交大臣又面告中国公使，“俄国不及顾台”，并告德国亦“不能保护”。[88]于是中国使节在欧洲的努力和总署大臣在北京的努力最终都先后落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时当《马关条约》刚刚换约，而俄国、德国和法国对台事又各自“复绝”，[89]已是身在外援全然无望而独对日本的持约以作催逼交割。之后，四月二十五日李经方奉旨“前往台湾与日本派出大臣”会议“商交台湾”。旨下之日，李鸿章曾以“怔忡日剧，神智不清”和“情形隔膜，资浅望轻”为理由，替李经方恳辞和力辞这种将被一世唾骂的差使。度其私意，显然是已经一身污名的李鸿章不愿意让儿子不明不白地再弄得一身污名。然而诏旨严词斥之，“怔忡日剧”和“神智不清”都不足以脱解。[90]在李经方奉旨交割台湾的同时，朝廷已令台湾巡抚唐景崧“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着饬令陆续内渡”。[91]而自民间看朝廷，便是“卒弃台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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