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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乙未之际清流重镇在京师，士议之中心也在京师，而自京师里的人看京师，则多见“京中言变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恐必糟无疑”[121]。这些话用“佥同”一词写士人之“上上下下”，与之相对应的，无疑说的正是彼时之群趋和共趋。然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又说明，这种“佥同”以及由此显现的群趋和共趋其实常在悬浮之中。“皆不知世务”而又多“言变法”是一种非常明显的矛盾，但这种明显的矛盾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三十年借法自强之后转向变法自强，其动因和动力皆不出自内生而是起于外铄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特点。由于不自内生，所以变法自强虽以中国为对象，但说变法的议论则大半不是从中国社会的底层和深处提取出来的，而是横着西洋东洋，同彼邦比较出来的，其间之尤著者，在世人眼里便成了“剿窃西学，但助谈锋”[122]；由于起于外铄，所以变法自强又不得不引“千钧一发，危如累碁”[123]的惊悚与惶遽为自己的内在意识和自觉意识。而由此发为变法议论，便常常会言随势走，使其意中的危迫脱辐于世人心中的“世务”。一则记载描写“维新”志士为众人“开讲”，说是“闻其言，至始自终无非谓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而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124]。显然是“开讲”说法虽言之灼灼，而手段大半都在以情绪鼓荡人心。然则以名实而论，前一面是悬浮，后一面也是悬浮。这种悬浮形成于近代中国的历史矛盾之中，但这种悬浮与变法的共趋交缠于同一群人的笔下与心头，又会使甲午乙未之际群倡变法自强的过程里愿想多而理致少，附会多而真知少，意见多而思想少。比之理致、真知和思想，意见、附会和愿想都是片断的东西和易变的东西，并因之而是深度不足的东西和难以凝结的东西。而后是缺乏整体性和缺乏统一性便成了当时的惯态，并在因战争聚集的清流一路转向变法的过程里常常演为内里的抵牾扞格，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这个群体本身和这个过程本身。所以，继乙未年京师强学会尚未开局已起内讧之后，丙申年出刊的《时务报》在风行一年之后也从里面开始坼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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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后来概述维新变法的前史，曾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比作“飓风”，比作“火山大喷火”、“大地震”[125]，以摹写其震动之猛烈。但就当时的事实而言，则这种震动大半都出自排拒。被归入旧党的人排拒之，被目为新党的人也排拒之。其中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甲午之后五十年陈寅恪追叙家族旧史而事涉变法，特为言之切切地将其“先世”同托古改制那一路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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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问答》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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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作“义宁乔梓”的陈宝箴和陈三立甲午乙未之后以开新而为人望所归。但在他们心里，则始终相信“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来路和去踪都不能脱对比中西以及对比中西而“历验世务”。他们的世界在可以实证的形而下，因此他们始终不肯相信《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悬空独断作“穿凿附会”的那一套“偏宕之辞”[127]。虽说独断、“穿凿”和“偏宕”也在说变法，但与“历验世务”相比，其结撰都远在千年之前和九天之上，并因之而既太过先验，又太过奇异。所以陈寅恪举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说明“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128]。由于“二源”同在变法之中，因此有心变法的清流人物能够对力求上进的康有为施以推挽汲引。然而这个过程里康门自成一群，“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又在使《新学伪经考》的《孔子改制考》一变而为“康学”，再变而为“康教”，[129]他们以一往无前见其踔厉风发，而此“源”和彼“源”之间的各不相同也因之而在日渐显化里演为积不相能。随后是梁鼎芬、汪康年、沈增植、张元济、张謇、黄绍箕等等曾经与之同道的人都与“康学”和“康教”先后分路，而且愈行愈远。因此后来向“帝阍”走去的康有为虽然越来越深地锲入科道以鼓荡言路，但在他一路登高之际，身后的群体其实已经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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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康学”和“康教”追索“今文公羊之学”，以比照翁同龢读《新学伪经考》之日目为“说经家一野狐”，而自谓“惊诧不已”[130]，则可以见这种“言变法者”的“不同之二源”里，同时又内含着儒学本身的学派之歧和学派之争。比之变法的动因和动力不自内生而起于外铄，由此形成的立异立同引学术与时务相纠结，显示的无疑已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矛盾了。然则由强学会的分和合到“不同之二源”的分和合，其一路通贯所留下的人物和史事，都说明这一场以清流为主体的议变法和谋变法从一开始便是带着重重裂罅而起，又带着重重裂罅而行的。它们与一代人的理想相交缠，也与各个个体的才识情性相交缠。而当议变法和谋变法深度影响了当日的中国政治之后，起于甲午乙未之际的清流群体居承前接后之间，便既以他们的合群共趋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已定的起点；也以内在于他们合群共趋之中的裂罅和矛盾为后来的历史提供了成败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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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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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朝政和朝局而言，则事犹未止于此。在变法影响中国政治的同一段时间里，帝王之家事起于宫闱而伸入朝局，从而是帝王的家事也在深度影响中国的政治。两者在同一个时间里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之中，遂使身在群趋变法之中的士流不能不常常与深宫之恩怨相牵染，而由此蔓延攀连，又会使两者都变得越来越盘错纷杂。光绪二十年（1894）冬，日军正在辽东攻城掠地节节西进，庙堂之内人心震动。与之同样为人心造震动的，则是西太后因家事引发的勃然大怒。当日切近深宫的翁同龢在日记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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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邸（抵）都虞司，又传有起，驰入，会于西河沿朝房。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等因（鲁伯阳、玉铭、宜麟皆从中官乞请；河南抚裕宽欲营福州将军未果。内监永禄、常泰、高姓皆发，又一名忘之，皆西边人也）。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是日上未在坐，因请问上知之否。谕云：皇帝意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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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圣”是西太后，“上”是皇帝，“西边”则指“二妃”。而“甫邸都虞司，又传有起”，以至不得不“驰入”以赴，则说明了事起突然而且急迫。这次召见“前后不及一刻”而退，是以西太后意犹未尽，两天后又传见，先“论兵事，斥李相贻误”，其次责备“言者杂遝”，之后，遂历历说“二妃”事，“语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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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种种骄纵，肆无忌惮，因及珍位下内监高万枝诸多不法，若再审问，恐兴大狱，于政体有伤，应写明发，饬交刑部即日正法等因。臣奏言明发即有伤政体，若果无可贷，宜交内务府扑杀之。圣意以为大是。[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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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极多”和“种种骄纵，肆无忌惮”，显然宣泄的都是久积的愤怒，而后是“诸多不法”的太监被“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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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之记述说：“德宗既由藩邸入承大统，孝钦偏厚母家，援立其兄桂祥女为后，后长德宗二岁，貌不甚扬。长善二女同时入宫为贵妃。长曰珍妃，工翰墨，善棋，德宗尤宠爱之，与皇后不甚亲睦。”[132]然则“偏厚母家”的西太后之不喜欢“二妃”和尤其不喜欢珍妃，本是因果相寻而其来有自，而妇姑牵连母子和妇姑牵连夫妇，便常常要使皇帝“意不怡怿”。[133]但甲午年西太后传见枢臣处分“二妃”，则这种本在宫廷之内的帝王家事已不能不移到政府，并因之而进入国事和影响国事。在翁同龢的记述里，这场风波起于“瑾、珍二妃”的“祈请干预”，而其间的情节，是当日作吏部司官的何刚德言之更见详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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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放缺放差，必由军机进单，御笔圈出。若单内无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鲁伯阳，军机大臣曰：鲁伯阳单内无名，不知何许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军机上去，言复如前，上曰：鲁伯阳系江苏候补道，李鸿章曾经保过。军机曰：既系江苏候补道，须电询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定。嗣刘复电到，谓却（确）有其人。是日遂特简焉。军机出来，不免有一番议论，语便外扬，于是物议纷纭。有谓其用廿万金运动者，有谓其目不识丁者，而御史之参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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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是过不了这一关的鲁伯阳刚刚到手的上海道“开缺矣”。而鲁伯阳之外，“同时又放四川盐茶道玉铭，后亦因资格不称，被参开缺”。何刚德彼时以职分所在曾参预“考验”，所以洞知其中的始末曲折。以他多年阅历，像这样皇帝越过军机处“进单”而指名放道员的事，以及军机处犹未能识其来路而皇帝已经先知出处的事，都属异乎寻常的规矩颠倒。而庙堂之上弄得七颠八倒，又出自“是时德宗亲政，珍妃得宠，闻有暗通声气之事”[134]。若比照翁同龢日记里附列的姓名，则西太后所指“祈请干预”正是何刚德称作“暗通声气”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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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伯阳曾在淮军粮台里讨过生活，因其人品太坏而为李鸿章熟识而又不齿。[135]所以亲知淮军人物史事和晚清人物史事的李经迈后来言之凿凿地说：“光绪己丑，德宗景皇帝大婚礼成，亲裁大政，珍、瑾二妃，渐蒙宠幸，时有干求，一时热中倖进之徒，多以太监文姓为弋取富贵捷径，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则癸巳、甲午之间，鲁伯阳之简江苏苏松太道、玉铭之简四川盐茶道，及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136]。他也由鲁伯阳说到玉铭，而又比何刚德又更广一层地牵连而及文廷式。其间所举“太监文姓”一节，也为见之于翁同龢日记的西太后怒斥“内监”的话头提供了一种印证。然则西太后虽然因其一己之私意不喜欢珍妃、瑾妃，而以事实论前因后果，则甲午年这场风波的起端显然是珍妃太过持宠恣肆，并连带着使光绪帝以人君之尊而自己坏了朝廷治天下的法度。在珍妃之前，西太后也卖内务府管辖之下专属旗人缺分的税关监督和织造，也收钱物，从而也坏法度，但以鲁伯阳、玉铭一类弄到光天化日之下而又做得七颠八倒的事相比，则珍妃之伸手攫取无疑更加不讲章法。因此就事论事，珍妃虽在这场风波里成为受谴的一方，却并不全是冤屈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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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帝王之家事一旦移入国事，珍妃被抑遂事同皇帝被抑，这一类事常常发生，虽然因果是非各不相同，但其间的夫妇之恩怨、母子之恩怨便都会与国事羼杂交错，并且广被推想和别为演绎。而岁在甲午的中国，则尤其会与庙堂上的和战之争深相绕结。当年十二月，御史安维峻奏疏论战事，摭拾多端猛烈弹劾李鸿章，继之笔锋转向深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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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谓议和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连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连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连英岂复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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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据“市井之谈”相质疑而自谓“未敢深信”，但一路推演，言之滔滔的其实都是深信。推演和深信，前提都是母子不和，而引此以入奏章，则不能不算出格。因此朝旨切责其“肆口妄言”以开“离间之端”，之后“革职发往军台”。[137]安维峻的奏折当日为朝野注目，是因为他用主战与主和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从而是用褒贬把皇帝与太后分开来。由此引申，又深疑“归政”的太后并没有把当国的权力还给皇帝。虽说这些大半出自猜测的推断太过简单明快，并因之而太过一分为二，未必全合深宫里的舛错轇轕，但在那个时候，他所表达的推想和判断却能引发许多士林中人的共鸣。是以“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138]。安维峻在奏议中说帝王的母子之间，同一个月里，奉旨赴山海关主持防剿事宜的刘坤一行前觐见，他与西太后的对话同样也在说帝王的母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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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京请训，仍召见养性殿，慰勉甚至。嗣因论及安御史前奏，太后以其辞涉离间，怒甚。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怨感，数数以亵拭泪。坤一奏曰：“言官措辞过激，意在纳忠，或者借沽直谏之名，断不敢稍涉离间。臣所虑者，不在外庭而在内庭，寺宦多不读书，鲜知大意，以天家母子异居，难免不以小忠小信，往来播弄是非，不可不杜其渐。”语未毕，太后谕曰：“我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尔可放心。但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对曰：“和战国之大事，太后、皇上均无成心，天下后世无不共谅。但愿太后始终慈爱，皇上始终孝敬，则浮言自息。”因历述宋英宗、明神宗两朝事。太后谕曰：“听尔所言，我亦释然矣。皇帝甚明白，甚孝。我每闻军前失利，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我甚爱皇帝，在前，一衣一食皆我亲手料理，今虽各居一宫，犹复时时留意，尔可放心。尔如此公忠，诚宗社之福。”[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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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维峻用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来推度中日战争走势的时候，与之俱生的，同时又会是当日之士议用中日战争的走势来诠释宫廷之中的母子关系。刘坤一所见西太后的“怒甚”正起于此。自甲午年夏季开始，西太后从中日战争的军情亟迫里一路走来，其忧惶交集与光绪帝相去不会太远。若以翁同龢所眼见的“臣等奏辽沈紧急情形”而西太后落泪，以及皇帝因“战和皆无可恃”而放声痛哭的事实为比照，[140]则西太后对刘坤一所说的“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对哭”显然不能算是凭空虚造的假话和言不由衷的空话。而且这段时间里曾有“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佐军饷”，之后又有“太后许发内帑二百万”[141]助饷。这些出自“撙节”和“内帑”的银子都在国库之外而归宫廷所有，前者是省下来的，后者是维持开销的。“懿旨”移此以“佐军饷”，当然都是用来打仗的，而对于下懿旨的西太后来说，进出之间实在无异于在割肉。因此，比之安维峻用主战主和对帝王母子作一分为二的剖割，应当是光绪帝所说的“战和皆无可恃”更近实地写照了甲午年间母子共同的困境和共同的彷徨。然而“以言获罪”的安维峻能够“直声震中外”，又非常明显地说明，与西太后召见枢臣，把家事移入国事相比，士大夫之激昂者则是执意地在把国事之成败归结于帝王的家事。他们大半都在远看宫廷不甚分明之中，同时大半又始终在自为推想而深信不疑之中。之后，是帝王的母子不和虽起于家事，却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以后被深宫和臣下廓然放大，昭彰地成了中国政治中牵汇万端的重心和关轴。而此日纷纷群集，正在由拒和一路转向变法的清流人物，则因其从一开始便以君权为寄托，遂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卷入了这个深不见底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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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月的一道上谕由“朕敬奉皇太后宫闱侍养，夙夜无违”起讲，备述“慈训殷拳，大而军国机宜，小而起居服御，凡所以体恤朕躬者，无微不至”。然后严辞切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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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有不学无术之徒，妄事揣摩，辄于召对之时，语气抑扬，罔知轻重。即如侍郎汪鸣銮、长麟，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当时本欲即行治罪，因值军务方棘，深恐有损圣怀，是以隐忍未发。今特明白晓谕，使诸臣知所警惕。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均著革职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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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立此以为昭诫，“嗣后内外大小臣工，尚敢有以巧言尝试者，朕必加以重罪”[142]。上谕列“信口妄言，迹近离间”为汪鸣銮、长麟的罪名，虽然没有引述具体的细节，而“妄事揣摩”以及“语气抑扬，罔知轻重”，都说明此中的要害是臣下对皇帝訾议太后。一则记载说：“盖日战方已，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二人为帝言，帝入继文宗，唯当母嫡后，孝钦犹其庶母，非所当敬，遂为后奄闻，归以告后，怒甚”。[143]若以《清史稿》为汪鸣銮立传所说的“时上久亲政，数召见朝臣，鸣銮奏对尤切直，忌者达之太后”[144]作比较，而衡之以上谕用皇帝的名义表达太后之怒气勃郁，则“切直”发为訾议，而后深触太后心头之大忌，其间的情节大半应当是可信的。然则与安维峻以主战主和将光绪帝与西太后一分为二相比，汪鸣銮和长麟由“帝忧惕将图自强，而阻于孝钦”入手为母子划界，显然是已经在用开新和守旧将光绪帝与西太后一分为二了。当日时论以汪鸣銮为翁同龢一脉，而且身为侍郎，已是清流中的达官，所以汪鸣銮因“奏对尤切直”而得罪，正以其一己之怀抱显示了清流人物在皇帝和太后之间的选择和立场。而后是“图自强”的清流同时遂有“帝党”之目。[145]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一天之内在同样的罪名下断送了两个侍郎，又以其变起于莫测显示了西太后意中的家事和朝局，已越来越漫漶莫辨地混同一体，全都成了可以用一己之喜怒来处置的东西。当汪鸣銮、长麟被谴之日，翁同龢曾向光绪帝“固请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系宽典，后有人敢尔，当严谴也”[146]。皇帝的“天怒”反照的是太后之怒。因此从“天怒不可回”的一腔心火里，还可以读出：起于深宫的母子不和因外廷的搀越而日趋政治化，又因日趋政治化而致矛盾越益复杂，同时又越益激剧。而后的结果，是犹在弱势一方的皇帝常常会在这种复杂和激化里更深地陷入捉襟见肘而不能自如的局促之中，而谋变法的清流中人卷入其间，一面促成了母子矛盾的复杂和激化，一面又在使自己成为矛盾激化中最先遭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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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里，两宫为士大夫牵动，士大夫也为两宫牵动。与之相互映照的，是原本以清、浊分两途的士大夫，一变而以主战主和分；再变而以开新守旧分，迨“帝党”之名与“后党”之名先后出，则三变而以母子分。之后是士大夫各自寻归趋和各自有归依。因此，从这段历史里走过来的张謇后来通论这段历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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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朝政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始于宫廷一二人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小臣向背之口，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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