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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一路頡頏，遂又有“因仇生杀”。[147]在他眼里，起端于“宫廷一二人”的“离异之心”是在“误”、“猜”、“嫌”、“恶”、“仇”的层层串结之中演为“朝政之乱”的，推而论之，则帝党和后党便在这种层层串结中都成了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事后返视，“误”、“猜”、“嫌”、“恶”、“仇”显然都不能算是理性清明的东西，然而时当甲午乙未之际，中日战争的失败，以及由士人之群议形成的对于战争失败的反思，一面促成了开新，一面又笼罩了“后帝”，遂使当日的人心之中和人心之外，“表病”与“本病”都交相重叠而分剥不开。所以，汪鸣銮因进言“尤切直”而得罪，但在汪鸣銮之前，清流一脉已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在汪鸣銮之后，清流一脉仍然在常常说两宫，常常作褒贬，常常发訾议。与这种不止不息相对称的，便是京城与外省的通信里，尤多见时事与评论交集的夹叙夹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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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近甚危，廿日撤去毓庆宫，疑太夫人与本宫甚和睦，盖所谓以计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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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上自园请安回，途间更衣（如厕）数十次，天颜憔悴，更甚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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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事乱不可言，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赌钱放烟火，在户部提十万金为赌资，欲假洋款千万修淀园各山。本月十六有宦官寇联才上封事，大致言上不宜驻跸园中，太上不宜黜陟官员，不宜开铁路，不可时召优伶入内，不宜信任合肥、南海，宜早建储等语。此是愚忠。前时曾跪太上前，泣谏不听，因乞假五日作十条，膺逆鳞之怒，交刑部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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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常熟结主甚深”，之后又有“常熟日内皇皇自危”；还有“闻为同治立惇邸之孙、澜公之子为后，方九岁”，之后又有“朝局大要必翻，昨又闻吴絅斋言：继端邸之子为后，甚确”，等等。[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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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出自不同的作者之手，比之汪鸣銮的“奏对”，它们都属私议，而且私议所牵及的人和事，大半都来自于传闻之知。因此夹叙夹议里便会有猜测，有互歧。然而写信人和读信人的关注之所在显然都不在这些地方，他们张目顾眄于“上”和“太上”之间，广涉神情、德性、言语、态度，其留心处却都在太后和皇帝各自的势力走向以及彼此的势力消长。而形成于同一个过程里的“朝列大小臣”之“向背”，则一定会使母子之间的事同时成为臣子之间的事。所以，说两宫的私议和訾议一路延伸，便有“所问时事，则恭邸、合肥意见极合，而皆效忠于东朝。上所倚，一常熟耳，力不支”[149]那样的问答，以见“帝党”之用心划分和判别后党。帝党划分和判别后党，是在以一边倒对一边倒，而其间的目力各异，尺度也各异，因此后来又有太后“左右近臣日进谗言，巨奄李连英挟宠弄权，势焰尤赫，荣禄、刚毅与为朋比，排击忠良”[150]之说。等而下之的，还有指屡次弹劾清流中人的杨崇伊为专门“以排正类为己任”，并由其“凶恶之至”而归到“千古亡国，如出一辙”[151]，等等。这些排比后党的评说所共同关切的，显然也是势力的走向和势力的消长。以此反照庙堂里的众生相，则毕显母子之间的紧张同时又在伴生臣子之间的紧张。而时当价值变、取向变、本位变、理路变，致开新守旧各自分群之日，则帝党、后党之界又常常与新党、旧党之界相叠而相淆，并因之而使这种紧张在内涵和意义上都会变得格外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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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甲午年岁末刘坤一出京请训之际，曾面对西太后的愤怒而以言之谆谆为苦心弥合，一面弥合于母子之间，一面又弥合于君臣之间。在其意中，帝王之家事便是牵动八方之大事。他怕牵动八方，于是而不能不重帝王的家事。因此出京之前又和翁同龢“深谈宫禁事”，临别时且手拍翁同龢肩背相讬付，说是“君任比余为重”。他与翁同龢“深谈宫禁事”，用意当然也在弥合。因此后者心悦诚服，在日记里叹为“不愧大臣之言也”[152]。此日刘坤一出京，是在辽东战事已不可收拾之日前去主持辽东战事，而其心中更加担忧的犹是“宫禁”之内。因此，他与翁同龢之间的“深谈”，正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日大臣和重臣里的老成谋国者侷处母子之间，而意在左右调停的心愿和期望。虽说翁同龢久为帝师，并因其久为帝师同光绪帝更亲近，而被世之论者归入帝党，但在立朝多年之后他不会不知道，与当国已近三十年的西太后相比，母子不和一旦走向极端，则亲政未久而且权力不全的光绪帝一定不会是意态发舒的一方。所以甲午年十月，其日记中已有“言者请下罪己诏，上深韪之。臣进曰：此即盛德，然秉笔甚难，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胪列乎？抑讳弗著乎？讳则不诚，著则不可，宜留中省览，躬自刻责而已”[153]的记述。他劝止皇帝下诏罪己，是因为“土木、宦官等事”都事涉太后，因此劝止皇帝，便是弥合两宫，而弥合两宫，最终又是在维护皇帝。丙申年五月醇亲王福晋死，翁同龢于当天日记里录此一节，然后自叙“忧来填膺”[154]。他所引为深忧的，无疑是既为皇帝之生母，又为太后之胞妹的醇亲王福晋既死，真正能够置身于皇帝和太后之间作调停的人其实已经没有了。因此，在甲午乙未之际和之后的中国政治里，这种调停两宫的心愿和期望始终存在于皇帝和太后的周边，但大半又始终只是一种心愿和期望。比这种心愿和期望更富力度地影响了时局的，是帝王之家事可以调停，而帝王之家事一旦进入朝局，则权力之相抗相争已不可调停的既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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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记载说：“自毓庆（宫）撤后，盘游无度。太上每谓之曰：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155]然则翁同龢虽常存调和之心，而自西太后看去，比心迹更容易辨识的，是直观可见的他同光绪帝的亲近程度，以及随之而来的他对光绪帝的影响程度。时当母子失和又逢清流鼓噪，这两种程度都会触发深疑和雄猜，之后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这是一个虽有推理而无实证的过程，又是一个宁信推理而不信实证的过程。由此返视光绪元年（1875）翁同龢“奉懿旨”派“毓庆宫授皇帝读，闻命感涕，不觉失声”，以及受命面对之际“皇太后挥涕不止”，谕以“尽心竭力，济此艰难”[156]的场面，则翁同龢之能够作光绪帝的老师自始即出自西太后的选择和托付，因此其久任师傅适以见其久被信重。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光绪皇帝不算是一个容易受教的学生，是以年复一年，太后召对便常常要向师傅查问功课。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君臣之间还有过共论皇帝的言之恳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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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首论书房功课宜多讲多温，并诗论当作，亦宜尽力规劝，臣对语切挚；皇太后云书房汝等主之，退后我主之，我亦常恐对不得祖宗也，语次挥泪。[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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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的“语次挥泪”和翁同龢的“对语切挚”，都说明了君臣之间的推诚相见，两者共有的意愿都在于把皇帝陶铸得像个皇帝的样子。而以岁月计，其时与光绪帝亲政相距不过两年。因此，以光绪十三年（1887）的言之恳恳比甲午乙未之际的“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则七八年之间的前事不同于后事里，西太后之深恶翁同龢本是由深信翁同龢逆变而来的。其间的颠倒显见得太过剧烈，所以其间的颠倒遂不在常理常情之中。而与缺失掉的常理常情相对映的，正是产出于“本病”和“表病”层层牵结之中的深疑雄猜。而这种积深疑雄猜而为不移的定见和成见，积定见和成见而为固结的判断一经形成，便已打破维持已久的庙堂秩序和人际绾连，使咫尺变作敌国。随之，是撤毓庆宫之后十一个月，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汪鸣銮“革职永不叙用”之后四个月，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158]；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两年，翁同龢“开缺回籍”[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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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里，为变法而卷入了深宫恩怨的清流人物群同时又深深地为深宫之恩怨所困。他们卷入母子之间，初旨本在于光绪帝的“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160]同他们图变法的怀抱能够相为感应。所以，其中的多数人便因开新守旧之分而尽情直遂地在母子之间一边倒。朝旨说汪鸣銮“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说文廷式“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161]，指的都是这种扬此抑彼。他们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然而西太后始终在以母子之争解释新旧之争。曾经经历过母子之争和新旧之争的王照后来说：“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162]又说：“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163]若以甲午之前三十年西太后佑护洋务事业的历史事实作比照，则“太后先年原喜变法”应当不是信口开河之辞。如果没有出自朝廷的这种佑护，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还会更加崎岖盘陀。但在西太后那里，这样的佑护又并不是一种洞悉世务而深思熟虑的东西，从而并不是一种固定不移的东西。因此甲午乙未之间和之后，她由“家务之争”而作“权利之计”，便非常自然地会以母子之争解释开新守旧之争，并因之而非常自然地会以权力之争制约、支配和消解了变法之争。作为回应和感应，则是为图变法而在母子之间一边倒的清流人物不得不跟着想和跟着走。他们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本是一厢情愿地想用变法图强来笼罩和导引权力觕牴。但时当甲午乙未之际，因战争失败而催生出来的变法之想犹在一片朦胧而细目不甚分明之际，而权力之觕牴则常在近观熟视之中而明晰了然。两者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对比，而对于以变法为怀抱而又被目为帝党的这一群士大夫来说，两者之间形成的也是一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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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对比和矛盾相表里的，一面是被他们引入中国政治的变法自强因其朦胧而不容易进入中国政治的深处，一面是权力之争因其切近和逼近而很容易搅动人心的深处。身在两面牵动之间，遂使以变法自强造时势的清流中人不能不同时又成了被时势所造的一方。而后是他们中的愿心宏大者和摄力胜人者一旦被绕进了权力分争的漩涡之中，朦胧的东西便常常会成为远去的东西。曾是京师强学会要角的文廷式，是彼时最早自任“变法”的清流之一。但他在松筠庵聚众“讲学”，尤其引人注目的则是“所论颇涉官吏黜陟”[164]，由此召来言路弹劾，罪名也全在“遇事生风”和“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165]。然则他所着力从事的，以及言路摭拾罗举的，其重心所在显然都少见变法图强一面而多见权力争斗一面。在那个时候以变法认同类的士大夫里，文廷式是一个富有个人影响力的人，而以何刚德记述中所说的“大考翰詹，先谕阅卷大臣以文廷式须置第一”作推想，则文廷式又是光绪帝另眼相看的人。因此，在他“革职永不叙用”之后，京中之同类议论曰：“京中真君党只渠一人，渠去则为所欲为矣”[166]；外省之同类议论曰：“芸阁昨又被斥，此事本早为虑及，不料若是之甚。惟吾党中失此强力之人，至为可惜。”[167]其扼腕而叹，愤懑之所集也是“君党”意识过于新党意识。若由这种愤懑连及此前和此后京中外省以通信发横议，注目处大半在于皇帝与太后各自的势力走向和彼此的势力消长，则俱见文廷式一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其实是变法初起之日这群人的一种普遍倾向。而身在普遍倾向之中，便是身在不由自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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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乙未之际，由于母子不和，当国近三十年之后刚刚归政的西太后和亲政只有五年的光绪帝之间，便在实际上形成了强弱不同的两种君权；又由于共赴变法的清流一脉始终以君权为归依，遂使图存图强的变法自其初起之日起便不能不捆缚于两种君权的起伏分争之中，并在起伏分争里常常顾此失彼。前一面和后一面都内在于同一段历史过程之中，因此，从甲午乙未到丙申、丁酉、戊戌，后来变法图强在一路腾越走向高潮，这种内含于历史过程之中的倾向也会在一路腾越里走向高潮。而对于继起的那段历史来说，两者之间的相互矛盾、相互牵连和相互影响同样是在为其间的成败造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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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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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5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3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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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5、2797页；《文廷式集》上册，第21、25、63—67页；《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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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史稿》第三十九册，卷四七一，第120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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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联盟》，《湘报类纂》甲下，第3页，转引自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1998年，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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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中日战争》第三册，第255、543、328、328、214、325、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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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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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印行，1983年，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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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8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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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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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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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一册，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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