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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十年之间，新政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同时十年之间朝廷一方也在大变。辛丑年李鸿章死，次年刘坤一死，相隔六年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又过一年张之洞死。曾经在五十年的时问里历经内忧外患而维系了中国政局的那一代君主和重臣，在几年之内一个一个地谢世，他们身后留下的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权力空缺和权威的空缺。如果加上光宣之交被逐出了朝廷的袁世凯，则此日之庙堂已几乎是一个空荡荡的地方了。西太后临死之际指定三岁的溥仪继位做皇帝，同时指定溥仪的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代管君权，于是二十多岁的载沣便成了选来填补空缺的人。生长于王府的载沣是一个性属忠厚温顺一路的人，又是一个不识人间情事而与此日之多难时势隔得很远的人。因此一旦以摄政王监国，其手中太大的权力便成了握不住的权力。随后是忠厚温顺全都变成庸懦和暗昧。当时人曾描述载沣身在权力中心而应对八方之际常常手足无措的畏葸：“监国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案，一切不敢自专。”而“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载涛忿甚，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以至“监国避居三舍，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隆裕是宫中的太后，而老福晋和福晋，一个居母亲之尊，一个居妻子之近，前者是皇帝的祖母，后者是皇帝的生母，就个性而言都比载沣要强悍得多。同样比他强悍的，还有与他近在咫尺而伸手要兵权的载涛和载洵，他们是载沣的兄弟，并且是皇帝的叔父，其势位去摄政王仅仅一阶而已。而同他们能够比肩而立的，又有管警政的肃亲王、管财政的载泽，以及在资政院里“阴结议员”的溥伦。而后是摄政王监国之日“亲贵尽出专政”。时人曾列举而总计之，统括为七党。然则这种各立一局的亲贵专政一旦形成，原本一统的君权便不能不陷于四分五裂之中而全失控驭力。其结果是清代二百年皇帝乾纲独断和五十年女主君临天下之后，时逢一个亟须权威的乱世，朝廷手里四分五裂的君权已不再能提供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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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知与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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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才谈了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那么辛亥革命后民初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又该如何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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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君权在分解中丧失权威的时候，以各自的宗旨和各自的方式对抗朝廷的社会群体也在此起彼落而既聚且散之中。革命一派和立宪一派虽然可以在地方社会的兴风作浪中走得很近，但两者之间以文字断断相争于报章，则明示其彼此之间的不能同调。以源头而论，他们都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士人群体的分裂有着一种历史勾连，但士人群体一旦分裂，则又会不断地分裂。与立宪之有限度地反朝廷相比，革命志在全盘反朝廷。然而全盘反朝廷的革命一派里，一群与另一群也多在不相统属的各是其是之中。兴中会多华侨、商人、基督徒，其来路大半在边沿和海外，就文化而论，已属别具一格。华兴会大半出自两湖的学堂，以思想和精神而言，与戊戌年间维新的失路和庚子年间自立军的挫败都有历史渊源。光复会起于长江下游，其间主事的人物往往更多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虽说三者汇流于同盟会，但这种在群情激昂和大而化之中形成合作并不足以抹平三者之间的参差不齐。之后，是共奉反满为宗旨的众多志士又多半各不相谋，前仆后继于人自为群和群自为战的慷慨一击之中。这个过程用暴力展现的革命声势，是与革命本身的分散和无序相表里的。于是革命声势的一路铺展，同时又会是派生的团体和仿立的团体越来越多。团体之间不断呼应，但呼应并不能构成有组织的统摄和归属。因此武昌起义之后，被称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是在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的独立中实现的。独立以一种断截的方式脱离了朝廷，但就一统的中国而言，这种纷纷独立则无异于一种纹裂。而且省独立，同一个省份里的府和县也独立。显然，纹裂一经出现，便会在延伸中加深。若以上海光复之日，同属党人的两个群体各拥兵戈而不肯两立的事实作衬映，显然是这种纹裂一经产生，便成了革命大义也填不平的东西了。而辛亥壬子之际，这一类事多见于南北中国，则又说明了一场缺乏统摄和归属的革命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的这种千古嬗蜕，已使革命之后重建国体与重建统一不能不连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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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之后，严复从北京南下汉口，“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并与“诸革党”二三十人会面深谈。据其当日归纳，党人的主张是：一，君主立宪，“固亦可商，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二，若以民主共和立国，“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显见得彼时多数党人全副精神之所注的全是袁世凯这个人，而国体则犹可游移并犹在游移之中。但当来自各省的代表由武昌迁到南京之后，这种曾经有过的两头游移便变成了以共和为唯一归宿。然则以各省代表曾经有过的游移作反照，来对比各省代表拟定的共和，可以看到的正是时势催逼下的一种仓促。而与这种仓促相表里的，则是为中国拟定了共和的这群先行者和先觉者，其本身的思想视野和知识结构大半都还没有足够的准备，以熟识共和和真知共和。因此民国初年宋教仁以政坛健者为天下注目，而私下里则坦白承认，他用来“以时考览，借明宪政梗概”的东西，主要是章士钊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辑，就学理而言，显然不能算是非常充足。在彼时的党人中，他是最富宪政意识的政治家，由此比类，则等而下之者应当还会更多。这种矛盾写照了民国初年政治中知和行之间的困境，与之相对称的，是中国人既面对着共和的声光，又面对着共和的陌生。而后是身在两者之间，造共和和行共和的过程便不能不一路曲折坎坷，颠沛于千回百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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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何看待袁世凯在民初政局中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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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今日论史，已久归袁世凯于窃国之奸雄一类。然而民国初年的时论犹以为辛亥之秋“若非项城袁氏主持于上，冯、段二氏主持于下，则清室退位之诏，不能遽下，而汉阳之役，民军已溃败四窜，各省且相率而解体矣，胜负未可即定，雌雄差难遽决”。故“共和之成，袁与段、冯，功不在黎、孙、黄之下也”。以此而论，黎、孙、黄缔造了共和，袁、段、冯也缔造了共和。若细说其间的情节，则时当“天下匈匈”之日，袁世凯周围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过劝进之议，即使是后来反对洪宪帝制的张一麐，此日也主张袁世凯做皇帝，以期“民有所归”。而袁世凯不受劝进，虽未必出于全心信仰共和，但其处鼎革之际犹能以共和分顺逆则是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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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体代谢之日，袁世凯又是带着他在晚清获得和拥有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急步走入民国的。用张謇的话来说，便是“揽天下重兵”而“肩天下重任”。前者说的是军队，后者说的是权力。就两者合于一身而言，斯时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在旧日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之日，这种与“重兵”相因依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可以重建秩序，因此外国人倚重袁世凯，企盼干戈止息咸与维新的中国人也倚重袁世凯，章太炎谓之“国家多难，强敌乘之，非一时之雄骏，弗能安尔”。但以共和政治立论，则袁世凯由晚清的强人变为民国的强人，其独有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都是需要制束衔勒的东西和必须制束衔勒的东西。党人尤其以此为自觉意识和群体意识，而后是民国初年的政治，便非常容易地演化为代表约法的国会与代表政府的袁世凯之间的对抗。目睹过对抗的那代人后来说：“当清帝退位，南北统一时，南部诸省均在民党掌握。”而“国会开会，其中议员半属民党分子，遂依仗南方诸督势力，频向袁氏挑拨恶感。”显见得在这种以国会对付袁世凯的争斗里，党人自始便是主动的一方和进取的一方。虽说他们始终标张约法，但代议政治而以一人为对手并以一人为转移，则其立意便已不能全合宪政的本义。而时当袁世凯以总统职分作国家元首之日，袁世凯之一身其实已经与统一和分治，中央和地方，国权和民权，有序和无序深相关联而难以切割。因此党人“频向袁氏挑拨恶感”，在外观上已不能不成为党人逆反统一、逆反中央、逆反国权、逆反秩序，以彼时中国的情状而论，最终是逆反了多数人的情理，以至于当日章太炎比议员为“民贼”。因此，当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因宋案而激化，走向“以武力济法律之穷”以后，“揽天下重兵”的袁世凯遂放出虎狼之师以辣手重造乾坤，在极短的时间里既荡平了“南方诸督”，又摧折国会而压平了议员的喧哗。若以无国会则无宪政作衡量，这个过程显然是既重挫了党人，也重挫了共和。然而世人惯见“挑拨恶感”而厌之已久，多漠漠然视之。梁启超事后评论，且以“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为“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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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用武力敉平了政争，世人之一时向背又包容了袁世凯用武力敉平政争。随后是民初政治的走向由此大变，一种原本苦于制束衔勒的权力在打破约束之后变成了无可匹敌的东西。而以旧日的强人握无可匹敌的权力，则应属民国的公共权力便很容易沿其熟识已久的历史惯性而私人化。因此，曾被梁启超当作“不得已”的“共和国体之下暂行专制”一旦开始，就一定会节节伸展而没有止境，演为康有为眼中的“政权专制，过于帝制”。袁世凯用这种办法为企盼社会秩序的世人建立了一种社会秩序，但这个过程既改变了民国，也改变了曾经以共和分顺逆的袁世凯。章太炎说“袁氏晚节，匿深宫，设周卫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蔽为奸，神怪之说始兴”。此后的洪宪帝制兴和洪宪帝制灭都是由这个过程派生出来的因果。在二千年维系天下的君权倒塌之后，中国人需要的是再建一种人心所归的信仰和愿想，梁启超称之为“公共信条”。袁世凯不能提供这种公共信条，所以他所建立的秩序又在他的手里霎时崩溃。党人也不能提供这种公共信条，所以“开国十余年来，赞帝制，背民国，参贿选，及诸背义卖友之事，革命党之不肖者皆优为之”。世无信条则世无守则，于是，在袁世凯的身后，原本犹为强者管束而囿于一统之中的军人便兕虎出柙，以其咆哮跳踉为中国带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分裂的时代和军阀割据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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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文为答《东方早报》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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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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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哈雷特·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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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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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4475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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