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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西方视野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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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978-7-544-75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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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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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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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第一个向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记者,宋子文在电话里亲自为他提供消息;“西安事变”后,他到杭州采访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拿到了蒋介石的亲口回忆;“济南惨案”的时候他就在现场,逃过一劫后做出了翔实客观的报道,向世人揭露日本人的罪行;“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便通过内部渠道得知日本人会有行动,提前到东北采访并发出预警;国民政府逮捕胡适后,他动员《纽约时报》发长篇社论谴责,并将其自费翻译成各国文字,供各报社转载,最终迫使国民政府将胡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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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到中国便得罪了国民政府,被宣传部和外交部驱逐,但没过多久却成为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座上宾,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交往甚密,孔祥熙、张作霖、张学良、李宗仁、梅兰芳、胡适、顾维钧等人都同他打过交道;日本军政头目对他频繁拉拢,他们既需要他向外界传递消息,又痛恨他的报道;苏联人将他视为美国政府代表,借他传话,认为他的作用堪比美国大使……这位看似无所不能的神通人物便是美国人哈雷特·阿班,当时《纽约时报》驻中国首席记者。他的这些奇特又珍贵的经历,都被收录在了这本《我的中国岁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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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1884-1955年)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在斯坦福大学读到三年级就辍学去报社做记者,做编辑,还写过小说和剧本,为好莱坞电影做字幕。他厌恶按部就班的生活,一路折腾到四十多岁。1926年,他突然起意要去远东做记者,就这样来到了中国,并且一待就是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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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至1940年,阿班在华的这十五年间,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有未有的巨变,北洋政府由盛转衰,广州革命风起云涌,国民党北伐获胜,欧美势力日渐萎靡,日本部队兵临城下,张学良易帜,各系军阀混战,“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中国成为一个大舞台,苦难轮番上演,一连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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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驻中国的外国媒体不少,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纽约时报》,它是西方舆论界的“老大哥”。此外,国际局势错综复杂,这份报纸还担负着外交上的职能,成为一些国家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渠道。阿班在中国十五年,除了第一年之外,后面十四年都是在《纽约时报》供职,并且很快从驻地记者成为首席记者,管辖中国各地包括香港的记者站,一时大权在握,成为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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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甘平凡、业务出众的记者,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再加上一份影响力毋庸置疑的报纸,三者很难不发生反应。一篇篇浸透着现场气息,甚至沾着血泪的报道发回美国,传遍西方世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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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为躲避日本人的报复,阿班被迫回国。四年之后,他将自己在华十五年的经历写成此书,向世人翔实地介绍中国。七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次跟随他的脚步,去了解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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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在人名方面,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民国采访战》多有参照,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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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卷一 中国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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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独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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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如果你是个真正的新闻从业者,初到一个陌生环境中,不管险恶与否,都应该有一股闯劲,轻松自信地去获取事实的真相。事情本应该是这样,不过,我却偏偏是一个例外。那是我第一次到远东,时间是1926年的年初。我初到中国,对事态的发展处于一种错误的判断中,这种错误从一开始便存在,直到两个月后才稍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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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金山订了前往远东的往返船票,有效期为六个月,是一艘西伯利亚战神号老船。然而,从我买船票时起,事情的发展就超出了我的预料。我最初的目的只是想作一次短期的出游,但结果是我在中国一直住到1940年10月中旬。到被日本人赶出来为止,我在中国待了整整十五年,而不是原计划的半年之后就返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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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我遇到的很多事情,它的真实情况总是与最初看到时的景象有些差别,这种感觉在快到日本时就有了。在船上用晚餐时,通知下来了,说船在午夜时分会停靠在横滨港外,到凌晨时领航船才会过来。意外的是晚上九点时,我一下子看到了海岸的灯光,这让我格外兴奋。那巨大的半圆形的发光体慢慢地显现出来,在船的前方划出了一道弧线,像是一片呈弧形的港湾。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此时距离我们离开檀香山已经九天九夜。可振奋的心情随即被失望取代,那所谓的弧形港湾只是一支比较大的日本渔船队,我们的船闯入那些灯光中间,之后又迅速驶过。而横滨还很远,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英里外的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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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非常讨厌办公室的工作。二十一年来,我第二次做的看起来比较不可思议的行动,就是这次远东之行。在1905年离开斯坦福大学时,我三年级还没有读完。之后我在《发言人报》报社找了份实习记者的工作,这家报社位于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在这里每周只有十美元的薪水。这种工作薪水比较低,在美国西北地区,编辑或者是办公室人员的薪水却很高,他们从来不需要为生活担忧。到1912年,我已经做过不少编辑或管理方面的工作了,当时是在斯波坎市的另外一家名为《记事报》的报社。这些工作让我很难受,我无法触及自己喜欢的报道业务和写作。于是我炒了报社的鱿鱼,离开了斯波坎市,来到了英属哥伦比亚,这里有属于我的一块荒地,时间是在1912年。我到这里可不是要过来做牧马人的,而是非常享受地住进了一栋木屋。在巨大的木屋里,我渴望着能够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写作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小说和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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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编辑和管理工作的第一次背叛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让我觉得很遗憾,我只能又干起了老本行。1915年初的一天,檀香山的《星报》给我发来了电报,电报中说,他们愿意为我提供一份工作,我便来到了《星报》。刚开始,他们就让我担任城市版的编辑,这让我无比失望,可我也只得又干了一年的编辑工作。这一年中,我在干好办公室工作的同时,也在一直给美国东部的各家报社和通讯社投稿,想找一份能被派往远东的工作。可是投出去的稿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当然,这个结果也算正常,当时全世界人民的焦点,都集中在欧洲战争上。远东已经没有一点可供挖掘的新闻价值,它就像是一盘死棋,德国手中的青岛已经由日本人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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