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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内科大夫。我只让他诊断，对上午听到的结果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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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问：“你的耳朵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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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耳朵是挺痛。只是，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给吓得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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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晚上睡觉时，是不是会对着电风扇？而且一直对着，不让它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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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从上海乘船过来时，一路上都是这么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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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只是面瘫，没什么事的，最多两个月时间，我就可以让你好起来。但是，你要坚持每天治疗两次，虽然天气已经热得要命，你还需要每天睡觉时，在耳朵后面放一块电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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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假思索地说：“这么说我没有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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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意思是中风吧？你没有中风。你来看看这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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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上帝保佑这位医生，他的名字叫比尔·加德纳。他拿过来一只人头骨，把病情的前因后果给我慢慢地讲了一遍，缠绕着我的噩梦才一点点地消失。他指着人头骨耳后的位置给我看。我认真地看了看，发现上面有一个细小的洞眼。他跟我解释说，脸部肌肉的控制神经，都要经过这个小洞。这个地方遇冷时，这些神经就会“受寒”，进而肿胀，比如，在冷风下睡觉，或是不停地对着电风扇吹。由于这个洞眼细小，神经在通过狭窄的通道时，稍微一肿大，就会相互压迫，无法工作。治疗的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周末也没有中断过。加德纳医生每天都会替我治疗两次，每次半个小时。为了防止肌肉因缺少运动而慢慢萎缩，他通过电击疗法来刺激肌肉，让它们进行收缩活动。还用电热板和轻度按摩的方法，使我耳后的肿胀一点一点地消退，我的耳朵也终于不再疼痛了。加德纳医生用他精湛的医术和极大的耐心，让我和从前几乎一样了。不容置疑地，直到现在，那场病灾所留下的痕迹依然存在，拍照时，照片上还能看出我嘴角左边的肌肉有些松弛，左眼皮也有点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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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当时听信了第一次诊断的结果，没有去找加德纳医生的话，只能等着我耳后的肿胀自然消逝，然后我的左脸跟着被废。那样，我的脸就永远无法医治，这么多年我也会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等着那个美国医生口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中风突如其来地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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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瘫的好转虽说有些慢，但能有起色我也算得到了些安慰，精神也有所好转。可是，我有些不满意《上海泰晤士报》的那份工作。加上月薪实在太低，几乎都快让我无法生活了。在上海当地的报馆工作的话，工资都是很低的，不过，想找一份美国报社的驻外记者工作，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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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一路向北，已经到了长江流域中段，但美国和欧洲却对此没有一点儿兴趣，他们觉得这“只是又一场中国内战”。此时的上海也对这场运动毫不关心，只顾着盲目地自我欣赏。我认为蒋介石肯定会一步步地走向胜利。可对于这种预测，人们只是一味地斥责，我只好什么也不说了。这时候，国民党军队距离上海还有大约六百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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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也是在浪费钱财，可是，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回美国的想法。如果回到美国，肯定有很多理想的工作和岗位可以供我选择。我却很高兴能够在上海过这种生活，结交朋友。这段生活，当时看起来，很像是在浪费时间，可在后来却对我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艾德温·S.克宁翰，是当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对于会审公堂的运作情况、治外法权的优势及滥用和美国的中国地区法院的作用等，我都从他那做了详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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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上海泰晤士报》领的是日本人的补贴，这是我在那工作一个月后才听说的，让我感觉非常不可思议。说法后来被证实是真实的，这从报社对新闻的处理规定上可以看出来，更加明显的是他们有时还会把新闻压下来，不发表。几年以后，日本大使馆中有人告诉我说，报纸的控股权的确是被他们买下来了，但是在名义上，报社的老板还是一个英国人。日本向西方各民主国家宣战后，他们对上海的其他报刊不是勒令禁止，就是施行强制接管。只有《上海泰晤士报》能够顺利地继续发行，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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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八月底时，我迎来了生命中的转折点。北京《英文导报》的老板戈洛弗·柯乐文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北京，代替他负责报纸的总编辑工作。报社愿意每月付给我六百块中国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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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感觉奇怪的是，当我向大家打听关于北京《英文导报》的情况时，他们都不愿意告诉我，不是故意躲开，就是改变话题。在我再三追问下，有人说，报纸还“可以”，只不过柯乐文不是个专业的新闻人，他以前是个教授。传教组织拥有报社大部分股权，其中有些是中国人。还有人经常把柯乐文本人称作是“空头激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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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柯乐文通了书信后，他告诉我，他想找一个可以在北京《英文导报》“干到1927年年中”的人。我经过再三考虑后在回信中说，我会在9月中旬花自己的钱开始北行，到了那先开展工作。至于能不能待到1927年年中，我到北京后，会在六个星期内给他一个明确答复。我告诉他，假如我不能在北京待那么久，我这么做的话，他在年底以前要想另找他人，时间也很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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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书信中明明白白地谈妥这些条件后，我终于登上了从上海到天津的轮船，那天正好是我四十二岁生日。离开上海几个月后，那里成了全世界的新闻中心，所有紧张局势都是从那儿引出来的。我来北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远离了新闻中心，可是，后来几年时间里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证明，我在北京的价值远远大于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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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海边向前，一路经过了青岛、威海卫和芝罘，这是一艘小型轮船，其动力是通过水蒸气的热能产生的，所以速度很慢。不过，也让我看清了沿途的几个城市。我发现，这些城市真没有辜负“帝国主义前沿”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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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被德国占领后，于1914年又被转交给了日本，这里的海被一座接一座的山团团围绕着，风景十分迷人。日本接手后，按照华盛顿会议决定中的条款，把青岛的部分地区交了出去。美国在亚洲的海军部队中有一些人夏天时会来到这里，以便躲避菲律宾炎热的天气。日本仍然霸占着很多“特权”，比如原本被德国人占有的支配胶济铁路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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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卫的周围大多都是岛屿，岛上有各种各样的山石，奇形怪状的，还靠着一座大山，山上树木高大青翠。这里以前是英国人的租界，他们曾经想着把这里建成一个高端的海军军港。直到现在，英国在亚洲的海军部队还是会选择威海卫消暑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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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辖下的芝罘，竟被美国的亚洲海军部队作为避暑的一个好地方。还有很多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为了不再忍受内地又潮又热的气候，也跑到了芝罘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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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来开始顺着海河往上行驶。这里和上海的黄浦江边有点相似，河岸上都是泥，只不过黄浦江的水要比这里多，江面比这里宽阔些，曲折的地方也少一些。海河的水是黄褐色的。天津就坐落在海河边上，市区地形平缓，整体已经摆脱了传统形式，可看起来却并不好看。这里和上海很像，只是小了些。我讨厌上海等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可是和上海比起来，我害怕自己会更加讨厌中国的北部城市。这是我第一次认真考虑是不是要回国的问题。我害怕一直待在中国，永远不会符合我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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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时分，我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开始了进京路上最后九十英里的行程。当时刚刚进入秋季，密布的乌云压得很低，阴沉沉的天气，刮会儿风，下一会儿雨，相互交替。窗外的庄稼已经收完，裸露着地表，除了堆成圆锥形状大小不一的坟头，就是用泥垒起来的小村庄，再没有其他值得欣赏的景色。地面上种的树本来就少，一棵和另一棵还离得很远。我坐在车上，开始发困，小憩之后，翻了几下书，觉得无聊，不知不觉又想起了回家的事，我考虑着是回加州还是回西北地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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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回过神来看向窗外时，眼前竟然出现了一脉连绵不绝的群山。山上没有什么植物，可是却能很明显地看出天地相交的那一条轮廓线，这已经算是奇观了。由于群山的衬托，铁路和山脚之间那块平地也显得不同于其他地方了。尽管这些村庄正在被秋雨侵袭，可是仍然掩饰不住它们的秀丽风光。在我正在看的那本书里，写到中国北方时总会说，向北京周边的平原上四处望去，不见任何树木，可是这里，在田地的空闲处，在村庄的四周，却有不少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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