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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城在5月3日早上还很安宁，国民革命军也没有做什么过火的事。所有的商店都正常营业，每家生意都很兴隆。蒋将军共率领了十万国民革命军，他们驻扎在济南城的多个地方，城内城外都有。西田当时任日本总领事，他在上午十点的时候来到济南旧城，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会议。矛盾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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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主要体现在高大的旧城墙围起来的那一部分，面积只有差不多一英里见方，这部分最具古老特征，连这里的城墙都是砖土质的。市中心后来向南发展，到了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来到这里时，人们又造了道石头城墙。这段墙是顺着后来发展出来的那一部分建造的，就建在它的外围，新建这段的形状没有一点儿规则。在那以后，市区又向南扩张了一部分，这一段没有城墙，现在外国人都住在这里。一千八百名日本平民中的大部分都住在这个区，福田将军把军队也驻扎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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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上午差不多10点半的时候，战幕就拉开了。日军运兵的火车到达济南时，战斗刚结束不长时间，当时是5月10日中午。外界和济南的联系，在战斗打响的时候就中断了，他们除了知道这里引起了枪战外，对形势的进展全然不知。七千多名中国人因这次战斗失去了生命。日军方面表示，这次战斗让他们损失了四十名士兵，另有一百四十二人受伤，重伤员六十七人。对于日军提供的这组数据，当时保持中立的驻华军事专员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日军的伤亡情况应该远远高于所公开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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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将军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国际形势的发展，继而耽误他向北京进军的行程，所以命令部队撤离济南。可是战斗的爆发已经再次挑起了国民革命军中很多人对日军的仇恨，他们没有听从蒋将军的命令撤出济南，而是留在济南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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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济南的前一天晚上，我开始写报道，没有电灯，只能点着蜡烛。我请了艾德温·F·斯坦顿到旅馆来帮我审稿，他是刚被任命的美国驻济南领事。对于我的邀请，他刚开始并不同意。依他看来，作为领事官员，又来自中立国，很不适合参与中日矛盾报道的写作。我说，他只要帮我指出他觉得不准确的地方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明原因。这样他才最终同意。我打好一页，他就看一页。在他的帮助下，我删除了一些转述其他官员的、有误导中立思想的叙述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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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都过了，稿子才完成。我一共写了六千字还多，总觉得结构不够集中，叙述不够生动。艾德温离开后，我收拾好行李就睡觉了。有一列火车，在第二天早上6点的时候会离开济南。那是一列难民车，肯定会爆满，我想着早点去，可以占个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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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两旁还有北洋军和国民革命军在战斗。各个缔约国为了避免受到攻击，包括交战双方和其他抗日队伍，他们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就把国旗插在了车上。车头、车厢上插得到处都是，每个缔约国的都有，唯独没有日本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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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大部分都是中国难民，也有美国和欧洲的妇女小孩一百二十五人，还有一些白种男人。车上除了开车的日本军人和堀口外，再没有其他日本人，护卫也没有。火车拉着这些人，准时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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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打字机放在膝盖上，开始认真地修改写好的新闻稿，使其变成简明扼要的电报风格，这工作消耗了我整整一天的时间。我只希望自己的叙述角度不偏向任何一方，对这几天战斗的起因和过程做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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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伦敦、日内瓦和各个国家的首都都感到恐惧和不安，他们都很关心济南形势的发展，因为这次事件也许会牵扯到很多国家，更严重的可能会引发又一次世界大战。第一篇对这件事的中立报道就是我手中的稿子。堀口的人也在写稿子，他和我坐在同一排。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稿子只会交给日本报社，内容一定是来自日本领事西田和福田将军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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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天气和往常一样，闷热难耐，外面黄尘漫天，能见度很低。火车走的时间短，停的时间长，走走停停，慢极了。车上有很多孩子，来自中外不同的国家，他们不停地吵闹，无休无止。中国难民中有一部分成年人，战争发生后，他们长时间处于炮火带来的紧张氛围中，有时候会突然发作，情绪异常激动，举止失常。我的稿子终于在太阳快下山时完成了。仔细斟酌完最后一个字后，我把打字机的盖子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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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直到9点以后才到了青岛。我急着想看看纽约有没有发来电报指示，所以下车后就赶着回旅馆，结果没有找到。我又跑到电报局发稿，这里的工作人员全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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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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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混乱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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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和济南的那段时间，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战争带来的后果。在离开北京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我因为厌烦了旅馆生活，所以就另找了个住所，是中国人很常见的那种房子，租金也不贵。房子挺大，有一百间还多，听到这个数字也许会有人觉得我极为奢侈和贪婪，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间”，在中国的意思是，建造房屋时要用大梁支撑房顶，铺设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个个的格子，这些格子就是所说的“间”。一般情况下，一个格子长十二英尺，宽十一英尺，它要牢固地架在柱子上，柱子和柱子之间要垒成隔墙。外墙更需要坚固，多用砖石垒成，内墙相对要求低些，大多用木板，还有用纸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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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专门挑选的平房，有一百多间，五个院子。每个院子都很宽敞，而且风景宜人。最南部的那个院子里面有一条用砖铺成的小路，小路的两侧种着樱桃树和李树。从这个院子往北走，第二个院子中，建有一座乘凉的六角亭子，一到夏季，我就会坐在里面写我的稿子。我睡觉也是在这个院子中，这里还有浴室。进第三个院子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拱门，是半月形的。我平时会客、娱乐以及团聚的时候都在这个院子里，餐厅也在这里。第四个院子里面种着菜，它的西边还连着一个院子，这里都是佣人住的地方，洗衣服也在这里。再往外走，就到了北门，从这里出去是一条狭窄的巷子，街名的意思是“大新街”。南门外是一片被叫作“象鼻泉”的空地，之所以起这样的名字是因为这里有一口旧石井。在清朝的鼎盛时期，宫内的大象早晨和晚上都会到这里喝水。中式的房屋里面没有抽水马桶和接通下水道的脸盆、浴缸等卫生设施，没有玻璃窗户，也没有就着墙壁砌成的取暖设备。房间的地面不是用石板铺成，就是用容易渗水的砖铺成的。我因住不惯这样的房子，就砸了房间内一面面的墙，把它改成了五大间外国式的房屋，将地面换成了木质地板，原来的纸窗换成了玻璃窗，在屋内安装了水管和电线。除了这些，我还增加了取暖设备，两个壁炉、三个火炉，稍显浪费了点。改造后的住所显得很是奢侈，不过房租每个月只要中国货币三十五元就可以了，当时一美元可兑换两元九角的中国货币，也就相当于十二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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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院子衬托着整栋房子，这些房屋有了院子的陪衬显得高大而华丽。我来到这栋房子的时候，有两个院子的地面已经满是绿色，都是英伦进口的草种。一部分院墙被涂成了象牙色，看起来奢侈又浮华。院子的各个角落里都种满了青竹。一棵棵果树在夏天时就连成了一大片，还有高大的柏树森荫蔽日，洋槐满树是花，真是美得不知道该看哪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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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晚上的时候，每条小路旁边都挂着灯笼，一盏一盏的，红得煞是好看。没经过装修的房间里，纸窗后面的烛光随着微风轻轻摆动。我这所房子简直就像书中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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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外国人，只要挣着美元或是英镑，即使不多，在北京也可以生活得如贵族一般，而且并不需要多大的花销。我的厨师手艺精湛，但月薪还不到五美元，我的管家兼贴身侍从是最高等的仆人，每个月的工资却比我的高级厨师还少一美元。老王是我的另外一个仆人，他负责洗衣、熨衣、擦鞋，还要照顾园子里的菜，每个月的薪水只要中国货币十四元。在他的要求下，我们还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中规定，肥皂、浆水和防止白衣服变色的药水——上蓝剂由他提供，鞋油、烧开水和热熨斗的煤炭则由我负责。人力包车和车夫每个月一共是十八块三角的中国货币，多出三角钱的零头是用来加装电石灯的，为了在路上炫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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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在北京安定了下来。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地区到处都有中国革命爆发，我一边观察这场慢慢展开的战争，一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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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程在那段时间里速度猛然提升。济南事件过后，北洋联盟的势力逐渐衰退。蒋介石和他的盟军正快速北上，在这期间，所有阻挡国民党人的行为，都被人们看作是亲日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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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身为山东的大军阀，先逃到了日本，后来又辗转到了大连。他试图能够东山再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整日缩在一座破庙中，谋划着没有结果的未来。吴佩孚的大军被打得四分五裂，败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他只得隐居在四川三峡的林泉。孙传芳的势力彻底瓦解了。这些人中只有张作霖被称为满洲王的大军阀，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他的势力丝毫不减当年，只是都已经交由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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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收到张作霖的命令，马上全部退回“满洲”。日本眼看国民革命军也要追来，立即发出警告，要求他们不可再向前追击。日本的警告其实就是在发出最后通知，他们不想让中国人的自相残杀影响到“满洲”的和平。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老帅乘坐他的专列经过一座铁路旱桥，这座旱桥在沈阳外围，是由日本军队守护的，列车在桥上被炸。张作霖在几个时辰后便撒手西去，之后由张学良继承了他的帅位。沈阳和北京在6月到12月底这段时间中经常进行谈判，终于在12月29日时，沈阳同时升起了中国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心态积极的人们都说，中国这次总算是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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