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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北京的形势并不稳定，尤其是在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6月初的那几天里。人们担心有两件事会再次引起事端。第一件事是，北洋军要离开北京，他们在撤离过程中会不会疯狂抢劫？第二件事是，眼看国民革命军就要从南方来到北京，他们借着胜利的势头会不会也到处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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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使馆因为这两件事和交战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最后，参与谈判的各位将领终于答应：老帅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会挑选五千名纪律严明的兵士，让他们留在北京维持这里的秩序，直到胜利方的军队接管后再撤离北京。这些将领能够最终答应，当然是有条件的，比如，不允许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北京城，改派山西的阎锡山部控制北京城的一切等等。阎锡山率领进京的士兵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新兵是其中的一部分，都是最年轻的，剩下的一部分是资格最老的。山西在北京以西，这些人大多都没见过白人，而且都接受过训练，他们被强烈要求不可骚扰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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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规定，进军要按照指定的时间从指定的位置——南门进入北京。与此同时，北洋军要从北门撤离北京。为了表示尊重，政府允许他们携带武器，乘坐专列，而且不会受到任何阻挠，安全地离开北京前往“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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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布置，当然是让各个使团和阎锡山得到了好处。阎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这座重要的军事政治要地，肯定会非常高兴。他没有违背诺言，带来的军队果然是纪律异常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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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和李宗仁也闻讯赶来了。据说这两个广西人十分勇猛，广西离北京很远，没想到他们真进了京城，已经到了城内的东北角。蒋介石只有大批卫兵随从。之后，各位胜利的将领们集合在孙逸仙的临时墓地，给这位离世的革命伟人报告胜利的喜讯。这块墓地距离北京城大约九英里远，在西山一座石头建成的古寺中。我还是两年前曾在广州见过蒋介石将军，他当时是黄埔军校校长，从那时到现在，瘦削的他已经历了很多，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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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整个中国局势，我认为，这里将不断有内战发生。国民党集团从1926年6月开始北伐，他们从广东出发，经过了那么多城市，经历了那么多战争，现在他们已经脱胎换骨，再也不是曾经那群团结一致的单纯爱国青年了。目前的形势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党内、军内的共产党人都有了分歧，甚至已经上升为武装冲突。南京政权创建的初衷早就发生了变化，以前支持孙逸仙理论中极端部分的人，蒋介石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视了，并逐渐对其冷淡下来。曾经承诺过的土地革命，国民党已经不再坚持，答应过劳工组织工会的事也被其抛到了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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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追随者，只是被他们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的胜利给吸引过来的。那些将军和地方军阀只是希望避免和南京方面发生冲突，让他们能够继续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可以一如既往地享受，搜刮民财。他们绝对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是标准的守旧派，也不会一下子就信奉起了国民党的原则，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骗取国民党的信任伪装出来的。在这些军阀中，有些人竟拥有二十五万多的雇佣军。这些用钱雇来的军人，他们有没有听说过国民党的原则，都让人怀疑，高举南京的大旗只是因为命令如此。这些军阀，只知道顾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只要新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加过问，他们就会效忠于新政府。只要能够满足私利，他们也不会介意提供一些口头服务，或表表忠诚，但是仅止于口头上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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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内部环境如此混乱，自然而然地，外交关系也就成了国内政治的焦点。南京一定会想尽办法，寻求各种途径来中止那些所谓的“不平等条约”。这样的话，就没有哪个军阀敢独自行动，或者拉帮结派地发动大规模革命，因为他们一旦那样做，就会被南京政府强加上媚外的罪名。当时的列强，都舍不得放弃治外法权、租界和其他特权，南京为了赢得国内更多的支持，抓住他们的这一弱点加以威胁，坚持让他们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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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们并不觉得中国的内战和混乱将要结束，但他们普遍认为，国民党人建立政府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党的实力要高于其他派别。鉴于此，他们虽然很不情愿放弃特权，但还是做了一定的退让，用这种方法给足国民党面子，禁止出现新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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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美国做出了重要决定。北京被国民党人拿下不到七个星期的时候，美国公使马慕瑞就和宋子文签了份协议。宋子文当时任财政部长，双方签订的是新关税协议，协议规定，中国关税完全自治。这之后，其他国家也争相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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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南京政府，每个部门都非常混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协商新关税协议时发生的一些状况。其中的具体细节，我是第一次提到。这项协议是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的花园中签订的，时间是7月25日，宋子文作为财政部长出任中国代表。签订协议按理说应该是外交部的差事，中国代表应该是外交部长王正廷，签订的地点也应该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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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宋子文在和马慕瑞共进午餐的时候提出，希望美国能够重新考虑一下中国的关税问题，中国期望着不久以后可以收回关税自主权。当时听到这话，马慕瑞有点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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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即刻问道：“这是什么情况？我早在十八个月以前就曾说明了，关于中国关税自治的问题，美国已决定批准，而且早就做好了谈判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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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惊讶地说：“有这事？我们怎么一直没有听说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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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慕瑞回说：“我们是1927年1月27日提出来的，这肯定没错。可不知道贵国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复，这事使馆和华盛顿也都觉得很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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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美国公使又发了次电报，重新提出美国政府同意中国关税自治，并将电报发给了南京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南京政府当天晚上就回复，正式委派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中方全权代表，同美国进行协商。第二天下午，宋部长与马慕瑞在马氏花园中经过协商，签订了一份简短的协议并宣布当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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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夏天，类似的混乱事件说也说不完。通过这些事情我觉得，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外国的认可和一定程度的支持，但还是无法避免各路军阀的骚扰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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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规定，外国政府不可直接出售武器给地方，一定要经过南京的同意，但可以直接售予南京。除了日本外，其他协议国都严格遵守这项规定。日本在出售武器给阎锡山和其他北方军阀，直到1928年秋天，日本并没有刻意隐藏此事，而是半公开式的。售出的武器大多从日本先运到朝鲜，然后通过“南满铁路”从“满洲”运入关内，也有的从大连用船运往天津。日本之所以会这么做，主要是不希望包括南京在内的任何一派称霸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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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北京的生活很满足，觉得这里各方面都很完美，直到1929年8月才离开，在北京的生活在迁往上海后才告一段落。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报道开始变得生动而重要。平时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美国、英国、日本和苏联面对这场规模巨大的斗争，不只是纯粹的旁观者，他们还经常会秘密地参与。同时有牵连的还有欧洲其他列强，只是他们介入的程度没有这几个国家深。这场斗争，在外部人士看来，也只不过是各派之间常见的争斗而已，是一场权势与利益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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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学习汉语，一直坚持了差不多一年，每天上汉语口语课。到了1928年夏天的第二个月，我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了。我结交的中国朋友越来越多，和北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至于薪水，我从没有向纽约提出过任何要求，可是报社却一次次地给我加薪。中国画、青铜器、牙雕和玉器……我对这一切都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收藏品逐渐多起来。华北、“满洲”地区以及朝鲜、日本这些地方我经常会去，当然是为了工作。远东地区的事态也吸引了美国，他们对这里的关注度日益加深。我邮给报社的稿件几乎都被采用了，在《纽约时报》周日版的专栏中，我的文章经常会出现五至七篇，最多的时候还能达到八篇。报社的领导给了我任意活动和自由调查的权力，我凭借这个以及报社的名气，得到了很多非同一般的新闻提供者以及和他们相关故事的内容。对于这样惬意的工作，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每次想起当时的生活，我都非常怀念，以致竟会有心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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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形式，不可能再出现。整个北京城中，除了公使馆的护卫队，美国和欧洲的人在这里定居的只有两千六百人。外币在北京很值钱，像北平俱乐部、法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和八宝山高尔夫俱乐部等场所的娱乐活动也是非常奢华的，人们常常会迷醉于其中，不愿离开。在北京城墙几英里外的地方的城外还有个赛马会，这里更是个快乐的所在。西山是个避暑的好地方，这里被弃置不用的小寺院可作为避暑别墅，差不多每个西方人都有足够的钱可以租到一个。秋天，在这里打点野味，如野鸭、野鹅，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打野鸡和鹌鹑容易糟蹋到庄稼，不过它们都是非常不错的美味。冬天也是个不错的季节，在这里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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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天津和上海的外国人往往很乐于参加商业活动，可北平的外国人却很少参与，他们的生活和其他地方有很多不同之处。这里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外交人士、军人及其家属，另外一部分是喜欢自我隔绝的传教士。想不到的是，还有不少已经退出工作岗位的外国人也住在北京，他们的收入很少，但足够应付这里的生活。他们说是被这里的生活给吸引了，所以才住在北京。有时也会有一些西方学生，他们住在这里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或者是像安德斯和赫定一样的探险人员也会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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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区的主干道叫作东交民巷。我在10月底的时候不得不搬到了这里，因为我的中式房子被寒潮搞得阴冷又潮湿，没办法住了。我住到了巷内的邮政公馆，住所很大，里面有门厅、客厅、餐厅、书房、卧室、浴室、厨房、食品储藏间和佣人房。门厅是L型的，那间小书房被我当作了办公室，卧室有两间，浴室有两个，佣人房也有好几间，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个小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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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我觉察到自己正受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压，他们企图动摇我在报社的位置。他们还想方设法让报社的领导认为我的报道有时也是缺乏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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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于国民党的胜利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传教士和教育行业的人士认为，南京政府中大都是有远大志向的忠诚之士，他们一心想着中国人的幸福，没有私心杂念，内战很快就会结束。相同行业中的美英人士最为拥护这种看法，他们都是同一类的乐观主义者，眼中看到的全是美好的事物。外国的生意人和外交人士，都认为和平可能很快就会被打乱。对于依靠战争胜利而很快获得高官厚禄的人，他们只是冷眼旁观，对这些人的才能以及品德气节表示怀疑。这就是外国人当时在北京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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