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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慕瑞回说：“我们是1927年1月27日提出来的，这肯定没错。可不知道贵国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复，这事使馆和华盛顿也都觉得很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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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美国公使又发了次电报，重新提出美国政府同意中国关税自治，并将电报发给了南京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南京政府当天晚上就回复，正式委派财政部长宋子文为中方全权代表，同美国进行协商。第二天下午，宋部长与马慕瑞在马氏花园中经过协商，签订了一份简短的协议并宣布当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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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夏天，类似的混乱事件说也说不完。通过这些事情我觉得，南京政府虽然得到了外国的认可和一定程度的支持，但还是无法避免各路军阀的骚扰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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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规定，外国政府不可直接出售武器给地方，一定要经过南京的同意，但可以直接售予南京。除了日本外，其他协议国都严格遵守这项规定。日本在出售武器给阎锡山和其他北方军阀，直到1928年秋天，日本并没有刻意隐藏此事，而是半公开式的。售出的武器大多从日本先运到朝鲜，然后通过“南满铁路”从“满洲”运入关内，也有的从大连用船运往天津。日本之所以会这么做，主要是不希望包括南京在内的任何一派称霸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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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北京的生活很满足，觉得这里各方面都很完美，直到1929年8月才离开，在北京的生活在迁往上海后才告一段落。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报道开始变得生动而重要。平时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美国、英国、日本和苏联面对这场规模巨大的斗争，不只是纯粹的旁观者，他们还经常会秘密地参与。同时有牵连的还有欧洲其他列强，只是他们介入的程度没有这几个国家深。这场斗争，在外部人士看来，也只不过是各派之间常见的争斗而已，是一场权势与利益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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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学习汉语，一直坚持了差不多一年，每天上汉语口语课。到了1928年夏天的第二个月，我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了。我结交的中国朋友越来越多，和北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至于薪水，我从没有向纽约提出过任何要求，可是报社却一次次地给我加薪。中国画、青铜器、牙雕和玉器……我对这一切都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收藏品逐渐多起来。华北、“满洲”地区以及朝鲜、日本这些地方我经常会去，当然是为了工作。远东地区的事态也吸引了美国，他们对这里的关注度日益加深。我邮给报社的稿件几乎都被采用了，在《纽约时报》周日版的专栏中，我的文章经常会出现五至七篇，最多的时候还能达到八篇。报社的领导给了我任意活动和自由调查的权力，我凭借这个以及报社的名气，得到了很多非同一般的新闻提供者以及和他们相关故事的内容。对于这样惬意的工作，在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每次想起当时的生活，我都非常怀念，以致竟会有心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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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形式，不可能再出现。整个北京城中，除了公使馆的护卫队，美国和欧洲的人在这里定居的只有两千六百人。外币在北京很值钱，像北平俱乐部、法国俱乐部、德国俱乐部和八宝山高尔夫俱乐部等场所的娱乐活动也是非常奢华的，人们常常会迷醉于其中，不愿离开。在北京城墙几英里外的地方的城外还有个赛马会，这里更是个快乐的所在。西山是个避暑的好地方，这里被弃置不用的小寺院可作为避暑别墅，差不多每个西方人都有足够的钱可以租到一个。秋天，在这里打点野味，如野鸭、野鹅，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打野鸡和鹌鹑容易糟蹋到庄稼，不过它们都是非常不错的美味。冬天也是个不错的季节，在这里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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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天津和上海的外国人往往很乐于参加商业活动，可北平的外国人却很少参与，他们的生活和其他地方有很多不同之处。这里的外国人，一般都是外交人士、军人及其家属，另外一部分是喜欢自我隔绝的传教士。想不到的是，还有不少已经退出工作岗位的外国人也住在北京，他们的收入很少，但足够应付这里的生活。他们说是被这里的生活给吸引了，所以才住在北京。有时也会有一些西方学生，他们住在这里学习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或者是像安德斯和赫定一样的探险人员也会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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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区的主干道叫作东交民巷。我在10月底的时候不得不搬到了这里，因为我的中式房子被寒潮搞得阴冷又潮湿，没办法住了。我住到了巷内的邮政公馆，住所很大，里面有门厅、客厅、餐厅、书房、卧室、浴室、厨房、食品储藏间和佣人房。门厅是L型的，那间小书房被我当作了办公室，卧室有两间，浴室有两个，佣人房也有好几间，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个小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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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我觉察到自己正受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压，他们企图动摇我在报社的位置。他们还想方设法让报社的领导认为我的报道有时也是缺乏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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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于国民党的胜利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传教士和教育行业的人士认为，南京政府中大都是有远大志向的忠诚之士，他们一心想着中国人的幸福，没有私心杂念，内战很快就会结束。相同行业中的美英人士最为拥护这种看法，他们都是同一类的乐观主义者，眼中看到的全是美好的事物。外国的生意人和外交人士，都认为和平可能很快就会被打乱。对于依靠战争胜利而很快获得高官厚禄的人，他们只是冷眼旁观，对这些人的才能以及品德气节表示怀疑。这就是外国人当时在北京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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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专门对付我而成立的小团体，在1928年到1929年就已经有了，只是我当时没有发现。后来，直到看见传教士们发给纽约的信件时，我才知道的。信件的内容是，希望报社把我辞退，说我对中国的事情缺乏最基本的常识。有一封信上签满了名字，男女都有，加起来多达六十七个，其中的很多人曾经还公开表示是我的朋友。信中说我是“顽固分子”“冥顽不化的反动分子”，而且明目张胆地诱导别人。这些人认为，我之所以会“随意更改赞美中国进步的新闻”，可能是某些集团给了我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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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签名中的一位为了让我离开报社，在1929年年初的时候，竟然被教会给辞退了，他的工作原本是很清闲的，而且收入不菲：每年有五千美元，外加一笔不少的差旅补贴。真是得不偿失，他非但没有把我赶出报社，反而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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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旱灾说起，当时离北京很远的大西北闹起了旱灾，非常严重。为了救济灾民，北京成立了救灾组织，贝内特是该组织的一位信托人，他的职位是花旗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我对他进行了采访，意在了解水利设施和救灾的具体情况。他对我的问题知无不言，还给我提供了相关的资料。之后，我写了一篇相关的稿子寄到了报社，有一千五百字。时报在四星期后的周日版上，刊登了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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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期报纸被运到北京没多长时间，我就意外地在一个早上接到了贝内特打来的电话，他让我马上赶到银行，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商量。到了之后，有人把我带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正气呼呼地踱来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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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来就说：“你怎么不按照我给你的资料写，自己在那胡编乱造呢？把我们推到和南京政府敌对的位置上，让我们以后该怎么和他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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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也很生气，回答道：“我写的都是你说过的，引文也都是你报告中有的，一点儿也没有乱写，全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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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火气更大，他用力地撤出抽屉，拿起那份《星期日时报》，看着我使劲地甩了几下。我看到上面有很多蓝笔画的标记，正是他说的那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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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出来的那些，不是严重失实，就是故意编造。”他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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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是你说的吗？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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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组织的书记约翰·厄尔·贝克说的，不是我。他刚才来过这里，是做正式投诉的。我通知了信托人召开会议，等会议结束后，必定要发电报给时报表示强烈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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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看过那些内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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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贝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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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先别说了，你现在就看吧。”贝内特话没说完，就被我截住了。我找个座位坐了下来，打算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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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朝我看了眼，然后坐下，开始看起来。没多大会儿，他看向我，表情充满着疑惑，说：“贝克是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看了半天，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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