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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么长时间，只要消息来源不要求保密的，我总会把自己的独家新闻告诉最近的美国最高政府官员。其实我也知道，这样做很容易让日本人觉得我就是美国政府派来的特工人员或者间谍，尤其是在珍珠港遭袭以后，当初如果我被日本人抓住的话，光这一条他们就足以给我定罪了。而实际情况是，我从来没有加入那样的组织，没有被美国政府雇佣，更没有凭这些情报得到过薪水。类似事件曾经真实地发生过，有几个美国记者在1942年就被日本人抓过，在东京、上海和马尼拉还遭受了刑罚，他们被强逼着承认自己是官方的情报特工，最后这些记者没有一个人承认。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公民，我有义务将得到的新闻告知美国政府。可是，我并不是想利用手中的新闻给自己换来利益。一般情况下，我得到的新闻都是十分重要的。被告知者时常会因为新闻过于重要而不敢相信。提供消息的人如果觉得自己的身份不方便公开，我都会无条件地照办，就算政府给我施加压力，强迫我说出来，我也会遵守诺言。伟大的美国报纸《纽约时报》能够对我的新闻不经查实就发表，对我无条件地保持信任，我觉得作为政府人员，他们也应该这么做。就算抛开这些不提，我的新闻一直都用真实姓名在时报上发表，如果真有什么问题，我自然会承担，这不也是我有信誉的凭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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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来，政府官员们给我提供的新闻，远远不及我提供给他们的，所以，他们欠我的比我欠他们的多。很多从我这得知的情报，他们在报告时故意撇开情报来源不讲，把所有的好处都一个人独吞，这些情报往往都是很有震撼效果的秘密文件，当然，这是我后来在华盛顿的时候才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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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中国的冲突在结束之前没有任何预兆，说停就停了。那边工作完成后，我就赶到了上海，开始忙着安置新家，并着手建立新的记者站。最初一段时间中，只有北京、南京和香港地区开设了分站。上海的整体情况有些复杂，一句话也说不清楚。英国人和日本人对我过于亲近；中国人中，那些政治人员基本是对我拒之千里，不过像胡适、林语堂这些超脱世俗的非政治人员和我的交往还算不错；美国人，一部分对我视如敌人，一部分又想和我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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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我就把事情搞清楚了，那些把我当作敌人的美国人觉得是因为我才把原来驻上海的时报记者调走的，他们为那位记者不平，觉得他受了委屈，我害得他没了工作，所以他们把我当成了敌人。另外一些人之所以把我当作敌人，是因为我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美好的愿望。他们认为中国的内部矛盾已经解决完，和平稳定的生活马上就要到来，可我在这个时候，还在大肆发表反对南京政府的言论、报道地方军阀之间的争斗，还说中国内乱短期内是不会停止，他们不由得开始怀疑我的目的，大概把我当成了破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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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反动立场顽固不化的一类人和那些有着帝国主义思想的团体对我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因为南京政府要把我赶出中国，所以他们认为我和他们同是一类人，都想颠覆中国的政权。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证明我的这个结论：上海总会成立多年，一向非常严格，有人想入会是很难通过的。我却享受了从未有过的待遇，那时我还是六个月的临时会员，所有的选举会成员还没见完，总会就举行了投票，批准我成为会员。而且，这之前他们已经组织过两次，可我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到场，所以才推后了。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终于没再耽搁，所有在场人员都兴奋不已，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太厉害了，都能让中国动用政府的力量驱逐他，可见不是一般的人，绝对有资格加入上海总会。”他们甚至为这个而欢呼不已，我觉得特别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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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想加入花旗总会时，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的会员们不仅因为我的前任同事而恨我，还因为我的新闻报道而讨厌我，所以，我申请入会差一点惨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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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在1929年到1930年时，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情报处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爱文斯·F·卡瑟恩中尉，后来升任中校。他在美国军队进攻梅金岛和瓜达康纳尔岛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勇猛。卡瑟恩对我有极深的偏见，他认为我和日本人有牵连，因此命令他的手下，既不许向我索取新闻也不许将他们得知的消息告诉我，最好是对我不加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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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瑟恩所有的这些我都知道，只是什么也没做。如果我真的当众揭发他，指认他那是在诋毁和破坏我的名誉，不知道他会慌张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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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和我还不算太敌对，前一任海军上将马可·L·布里斯托尔比他更加恨我，这样比起来，他的偏见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布里斯托尔当时是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他很清楚，我一直对他没有好印象。他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中国和平稳定的好时期即将到来，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很可笑。相反，我在新闻中发表剖析的中国局势总是与他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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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尔曾经是美国驻土耳其高级公署专员，而且在任职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名气正旺。可是，他没有分析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而是盲目地认为这里和土耳其一样，四亿五千万人民也必将很快统一意见，在不久的未来就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布里斯托尔还认为，只要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不是丧失了道德规范，就是愚蠢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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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是在1927年来到中国的，他刚到这里就表现得很没礼貌，于是我在报道中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他到北京访问的时候，美国公使马慕瑞专门为他举办了欢迎仪式和鸡尾酒会，还特意安排他与外国记者召开了见面会。就在所有人散会准备离开时，他装作亲近的样子扶着公使的肩膀，高高在上地说：“今天很高兴能见到大家，也期待以后能经常见到。有了马慕瑞先生这样的助手，说不定我就可以想到一个有效的美国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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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被上将扶着的马慕瑞公使窘迫地站在那里，脸都红了，记者们看他一眼都要硬着心肠，因为大家觉得他实在太可怜了。布里斯托尔的这几句话一说出口，便为自己引来了很多非议，同时也为公使赢得了很多新朋友。人们批评那位上将，同时对公使表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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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军官布里斯托尔，春天就开始对美国报社记者有了充满敌意的举动。那个记者就是我，当时的我还没被调往上海。那个时候上将就和我有着不同的观点，他和那个《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的言辞非常一致，而我的报道和他们的看法成了最突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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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报社纽约总部给我下达了命令，让我从北京赶到汉口，对一桩刚刚开始的反南京暴乱进行采访。我匆匆赶到汉口，却发现这里的电报线发生了故障，新闻发不出去。遇到这种情况，按照惯例，我们的新闻可以通过美国海军舰艇上的无线装置进行拍发。除非没有其他民用设备可以使用，军队才会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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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汉口的炮舰艇艇长说明来意，他的态度很好，而且对我们都很好，没有任何偏颇。我们把新闻稿交给他，他毫无例外地一一拍发给了停在上海的美国海军旗舰。旗舰收到后自然会发给“太平洋电报公司”，那是一家陆地上的商业电报公司，然后他们会将稿件直接发给纽约。英国籍记者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来处理稿件，他们是交给了汉口的英国炮舰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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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乘船到了上海时才发现，事情又一次发生了意外，我为此愤怒不已。原来，我十几天前花了几百元公费发出的新闻稿件全部被截在了旗舰上，一篇也没有发表在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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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朋友是布里斯托尔的幕僚，他告诉我说，其他记者的稿件都通过了，而且一点也不需要改动，唯独把我的所有稿件都扣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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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后，马上给上将写了封信，信中言辞犀利，我问他是谁赋予了他那么大的权力，又是因为什么看不起《纽约时报》？还有，美国正是和平发展时期，他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封堵新闻渠道，扼杀新闻报道，正常审查不需要如此严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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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简单地在我的话后面写了句：“你是自作自受。布里斯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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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羞辱，我怎么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呢？我写了一封信给艾德温·S·克宁翰，他当时是美国驻上海的总领事，正式投诉布里斯托尔，还把信稿拿到北京交给了马慕瑞公使。与此同时，我还发了封电报告知纽约总部整个事件的经过，把投诉书的副本也寄到了纽约。报社收到后，立即将这件事告诉了海军部长，事后，华盛顿政府严厉斥责了布里斯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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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上将在遭到训斥后立即展开了报复行动，他在各种场合，不管是上海俱乐部的活动还是晚餐聚会，肆无忌惮地发表言论说，阿班就是个流氓，这没有任何疑问，《纽约时报》如果还要继续任用这样的人，肯定有他们后悔的时候。他还说，真不明白美国政府为什么会不同意南京政府提出的要求，为什么不直接把那家伙轰出中国？如果他还拥有在土耳其时的权力，那家伙早就不在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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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满洲”来到上海时，布里斯托尔也离开了中国。他在走时还特意邀请了那位原来《纽约时报》驻上海的记者，和他一块经由西伯利亚到欧洲去，想用这件事来气我。那位记者对这种美事自然是没理由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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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竟然会对中国的事情这么用心，以致把一个报社记者的命运和前途都牵扯进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每次想起来还是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不过，“阿班事件”的最终结局，还是由关联人员的权力大小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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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守旧派的大部分人员和从商人士，看到获得新生后的中国在一步步废除不平等条约，还要取消治外法权，他们忽然觉得没了安全感，自己的生命和垄断地位都将难以预料。看到这些，他们又开始数落南京政府的不是，并且大声叫嚷着是要和我站在同一立场的。他们目前的观点是，南京现在想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粗鲁至极的。这些人真是愚昧顽固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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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口中有见识的人，也包括一部分生意场的人，他们开始指责我，对中国政府则表示大力支持。大部分新教传教士也是这样，他们想趁着旧条约即将被废的这段时间，给南京政府留下一个好印象，以防再次出现1926年和1927年间，国民革命军在前进途中把他们赶走的事，他们可不想再次被赶出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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