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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斗争滋生出的种种违背诺言、不讲道义的行为，是我在1930年到纽约后才知道的。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中，放着一百三十多封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寄来的信件，信中都是要求辞退、或者将我赶出中国的。信纸上的落款者大概有三百人左右，我平时的支持者和好友中有很多人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些人中假如有人看了我写的这本书，可能就会知道，对于他们面上一套内里一套的做法，我实际早在十三年以前就知道了。只不过，对他们的虚伪做法，我平时不会在言语中表现出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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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采取的正式行动没有收到效果，我还好好地待在中国，他们不甘心，就想尝试通过一些自发形成的组织将我逐出中国。阿瑟·海斯·苏兹伯格当时是《纽约时报》发行人奥克斯的助理，当然，现在已经接任发行人一职。在我的卷宗里，放着一封他给我的信。信是1929年11月11日写的，这封信的言语之间足以看出《纽约时报》确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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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班先生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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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K·莫伊先生是“国民新闻社”的美国社长，他前一段时间来过我这，是专门过来投诉你的。见面后，我说了很多话，大概比他还多，所以我想他肯定没有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部说出来。后来，他又给我写了封信，内容很长。我已经把它附在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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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量说简单点吧。我跟莫伊先生说，假如你的新闻稿中真的有错误，那责任也不在你，是国民政府限制了你的工作，所以他们应该承担一切。作为一名记者，你只要负责提供新闻就可以，如果他们制约你的能力，就是他们不对。同时，我还告诉他，我们的记者绝对不会利用职务发泄私愤，如果真有，我们肯定不会继续任用的。但是，记者在报道中出现错误，并不等于说他是在发泄私愤，别说一处、两处，就是一连串的错误也无法证明。看他是不是在发泄私愤，唯一的判断依据，就是看他的观点。我还要告诉你一句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你的表现依然充满信心。我们见过面之后，莫伊先生就给我来了那封信。里面主要写的是投诉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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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很无奈，一直都在翻来覆去地和你谈论这种难以解决的事情。我还要澄清一点，我让你看到这封信，并不是想听到你的任何解释，而是让你了解看不到的另一面，让你知道背后的议论。如果你想对莫伊先生说些什么，尽可以写成信，如果希望寄给我，我可以帮你转交。另外，假如你可以把附信同时寄给我，我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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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祝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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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海斯·苏兹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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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以为我还毫不知情。两年之后，他回到了中国，还很有诚意地邀请了我好几次，让我参加他的晚宴。我也就试着和他们交往，经过时间的磨砺，我终于慢慢地对他们生出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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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初我被南京政府赶出了中国，有可能会导致所有的外国记者保持沉默，不敢再随便发表言论。记者们会因为我被逐，而经常担心有朝一日也会轮到自己，为避免得到和我一样的结果，即使他们知道真相，恐怕也不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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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要采取行动了，对于那些不收他们的钱、不接受他们思想的外国记者，政府决定堵住他们的嘴，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杜绝所有中国地区的外语报上的指责。政府为了达到目的做出了偷偷摸摸的勾当，他们试图把戴丽尔和索克斯驱逐出中国。戴丽尔是《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的记者，已经逝世，索克斯是上海英资报社《字林西报》的社论编辑。南京政府对英资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和法资的《北京报》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强制行动，这些报社经常连着好几天都没办法通过邮政系统邮寄稿件。发行的报纸只要出了租界的范围，马上会被全部没收，然后被焚。虽然情况如此恶劣，还是有不少中国人对我表示同情。不过，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和我见面，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些人中有官方的正式职员，也有中文报社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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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待了几个星期以后，我才知道南京政府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才极力反对我的。一件是因为一篇新闻稿，是1928年11月从北京寄到纽约的稿子。它于同年12月9日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稿件中引用了北京一家报纸上的社论，大体内容是指责蒋介石夫人的，也影射了蒋介石本人。下面就是引用的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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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就算是集市上，大家埋怨过后，也常会说“宋美龄沉入长江，中国就会少遭殃”，都快成箴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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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在美国公使馆看到的新闻稿。公使馆每个星期都会举办两次新闻发布会，基本上所有的美国记者都会参加，会议期间，每位记者都会收到华北地区各种中文报纸的翻译稿，这已经成了会议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那篇攻击蒋夫人的新闻稿就发表在这些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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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解释的：我看到的是翻译稿，这说明它肯定已经在北京某家中文报纸上发表过。北京当时归南京管辖，如果它有问题，政府应该早就有所行动了，可是并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它已经具备了新闻特权，那我的引用就是合法的。当时整个华北地区反对南京的情绪十分普遍，而这篇文章的反南京倾向也相当严重，它的政治意义自然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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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对蒋总司令和南京政府越来越不满，导致在过去的十六个月后，这种不满演变成了仇恨，慢慢发展到了极点，最后引起了冯阎叛乱。国民政府为了平息这次战乱，耗费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这个损失是南京掌握国家政权以来到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期间，最严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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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阎叛乱会发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济南事件过去以后，日本军队还留在山东，一直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人民群众因此产生了抱怨。冯玉祥当初之所以选择投靠国民党，就是想日后占领山东。可战争结束后，日军还一直不走，冯将军怀疑这是蒋介石的故意挽留，目的就是不让冯的军队进入山东。不过，这个只是冯将军的猜测，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方振武曾经也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冯玉祥了。少帅张学良在父亲被谋害后接掌了兵权，在那个情况下，慢慢地也开始和冯玉祥有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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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新闻稿，于1929年4月25日发表在了《纽约时报》上，后面还刊登着我的名字。南京政府因为其中的一段而十分恼火，这就是让他们反对我的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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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武将军给冯大帅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的内容和张学良少帅的宣言不谋而合。张少帅宣称，中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国民党人的原则上，可是现今的南京领导人竟然背叛了国民。“这种现象让我们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们全部扫除，否则局面不会好转。”因为，那些人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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