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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祝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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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海斯·苏兹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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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以为我还毫不知情。两年之后，他回到了中国，还很有诚意地邀请了我好几次，让我参加他的晚宴。我也就试着和他们交往，经过时间的磨砺，我终于慢慢地对他们生出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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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初我被南京政府赶出了中国，有可能会导致所有的外国记者保持沉默，不敢再随便发表言论。记者们会因为我被逐，而经常担心有朝一日也会轮到自己，为避免得到和我一样的结果，即使他们知道真相，恐怕也不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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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要采取行动了，对于那些不收他们的钱、不接受他们思想的外国记者，政府决定堵住他们的嘴，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杜绝所有中国地区的外语报上的指责。政府为了达到目的做出了偷偷摸摸的勾当，他们试图把戴丽尔和索克斯驱逐出中国。戴丽尔是《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的记者，已经逝世，索克斯是上海英资报社《字林西报》的社论编辑。南京政府对英资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和法资的《北京报》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强制行动，这些报社经常连着好几天都没办法通过邮政系统邮寄稿件。发行的报纸只要出了租界的范围，马上会被全部没收，然后被焚。虽然情况如此恶劣，还是有不少中国人对我表示同情。不过，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和我见面，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些人中有官方的正式职员，也有中文报社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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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待了几个星期以后，我才知道南京政府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才极力反对我的。一件是因为一篇新闻稿，是1928年11月从北京寄到纽约的稿子。它于同年12月9日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稿件中引用了北京一家报纸上的社论，大体内容是指责蒋介石夫人的，也影射了蒋介石本人。下面就是引用的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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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就算是集市上，大家埋怨过后，也常会说“宋美龄沉入长江，中国就会少遭殃”，都快成箴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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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在美国公使馆看到的新闻稿。公使馆每个星期都会举办两次新闻发布会，基本上所有的美国记者都会参加，会议期间，每位记者都会收到华北地区各种中文报纸的翻译稿，这已经成了会议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那篇攻击蒋夫人的新闻稿就发表在这些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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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解释的：我看到的是翻译稿，这说明它肯定已经在北京某家中文报纸上发表过。北京当时归南京管辖，如果它有问题，政府应该早就有所行动了，可是并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它已经具备了新闻特权，那我的引用就是合法的。当时整个华北地区反对南京的情绪十分普遍，而这篇文章的反南京倾向也相当严重，它的政治意义自然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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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对蒋总司令和南京政府越来越不满，导致在过去的十六个月后，这种不满演变成了仇恨，慢慢发展到了极点，最后引起了冯阎叛乱。国民政府为了平息这次战乱，耗费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这个损失是南京掌握国家政权以来到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期间，最严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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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阎叛乱会发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济南事件过去以后，日本军队还留在山东，一直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人民群众因此产生了抱怨。冯玉祥当初之所以选择投靠国民党，就是想日后占领山东。可战争结束后，日军还一直不走，冯将军怀疑这是蒋介石的故意挽留，目的就是不让冯的军队进入山东。不过，这个只是冯将军的猜测，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方振武曾经也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冯玉祥了。少帅张学良在父亲被谋害后接掌了兵权，在那个情况下，慢慢地也开始和冯玉祥有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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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新闻稿，于1929年4月25日发表在了《纽约时报》上，后面还刊登着我的名字。南京政府因为其中的一段而十分恼火，这就是让他们反对我的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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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武将军给冯大帅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的内容和张学良少帅的宣言不谋而合。张少帅宣称，中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国民党人的原则上，可是现今的南京领导人竟然背叛了国民。“这种现象让我们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们全部扫除，否则局面不会好转。”因为，那些人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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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张学良又一次反蒋，发起了西安事变，蒋介石成了他的阶下囚，虽然这样，他当时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甚至出于无奈，明明是他所发的信函却不能承认。我的电讯稿登出六个星期后，张学良给南京外交部长王正廷发了封电报，当时是6月15日，电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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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认识外国记者哈雷特·阿班。他显然是想要通过造谣，扰乱公众视线，从中捞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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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少帅和我从1926年9月时起就已经熟识了。他经常会邀请我到家中做客，还有好几次和我谈到了中国的政治局势，我们的交谈非常融洽。我在电讯稿中所说的绝对属实，当时发表之前是经过他本人同意的。他的确曾发过信函给冯将军，是攻击南京政府的。他如果还在人世，可能还受制于蒋介石，应该已经失去自由六年了。尽管这样，在1929年的时候，南京政府还是会选择相信他，而不会在意我怎么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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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南京政府完全清楚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他们也知道少帅攻击南京的事确实存在，当然也知道我的稿件不是捏造出来的，这是我到上海后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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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松是当时南京驻上海的新闻联络官，一天，他忽然说要见我。于是我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了一个自己的想法，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跟我说，他想知道我从哪里得到了张学良写给冯玉祥的信，如果我肯说出来的话，南京政府将不再追究我的罪名，重新让我拥有电报设施使用权，还允许我前往南京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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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诱惑，很显然，我一定会拒绝。杨广松想打击和南京政府作对的地方军阀，就企图通过驱赶来逼迫我说出提供这个重要信息的人。我面对他的这些行为，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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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广松经过多年的相处，最后竟然成了好朋友。我们交往的过程，和我与欧内斯特·K·莫伊的相处十分类似。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马尼拉，1941年的10月份。他那个时候是美国驻马尼拉的总领事。我和他一块吃的午饭，我们还对日本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一起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日本攻占菲律宾的时候，杨广松没来得及离开那里。马尼拉被掠夺者霸占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信息。我想他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落到了日本人手里，正在他们的集中营中饱受煎熬，只剩下了微弱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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