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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祝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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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海斯·苏兹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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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以为我还毫不知情。两年之后,他回到了中国,还很有诚意地邀请了我好几次,让我参加他的晚宴。我也就试着和他们交往,经过时间的磨砺,我终于慢慢地对他们生出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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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当初我被南京政府赶出了中国,有可能会导致所有的外国记者保持沉默,不敢再随便发表言论。记者们会因为我被逐,而经常担心有朝一日也会轮到自己,为避免得到和我一样的结果,即使他们知道真相,恐怕也不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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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要采取行动了,对于那些不收他们的钱、不接受他们思想的外国记者,政府决定堵住他们的嘴,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杜绝所有中国地区的外语报上的指责。政府为了达到目的做出了偷偷摸摸的勾当,他们试图把戴丽尔和索克斯驱逐出中国。戴丽尔是《芝加哥论坛报》驻北京的记者,已经逝世,索克斯是上海英资报社《字林西报》的社论编辑。南京政府对英资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和法资的《北京报》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强制行动,这些报社经常连着好几天都没办法通过邮政系统邮寄稿件。发行的报纸只要出了租界的范围,马上会被全部没收,然后被焚。虽然情况如此恶劣,还是有不少中国人对我表示同情。不过,迫于政府的压力,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和我见面,只能悄悄地进行。这些人中有官方的正式职员,也有中文报社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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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待了几个星期以后,我才知道南京政府主要是因为两件事才极力反对我的。一件是因为一篇新闻稿,是1928年11月从北京寄到纽约的稿子。它于同年12月9日刊登在了《纽约时报》上,稿件中引用了北京一家报纸上的社论,大体内容是指责蒋介石夫人的,也影射了蒋介石本人。下面就是引用的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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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就算是集市上,大家埋怨过后,也常会说“宋美龄沉入长江,中国就会少遭殃”,都快成箴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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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在美国公使馆看到的新闻稿。公使馆每个星期都会举办两次新闻发布会,基本上所有的美国记者都会参加,会议期间,每位记者都会收到华北地区各种中文报纸的翻译稿,这已经成了会议中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那篇攻击蒋夫人的新闻稿就发表在这些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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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解释的:我看到的是翻译稿,这说明它肯定已经在北京某家中文报纸上发表过。北京当时归南京管辖,如果它有问题,政府应该早就有所行动了,可是并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它已经具备了新闻特权,那我的引用就是合法的。当时整个华北地区反对南京的情绪十分普遍,而这篇文章的反南京倾向也相当严重,它的政治意义自然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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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对蒋总司令和南京政府越来越不满,导致在过去的十六个月后,这种不满演变成了仇恨,慢慢发展到了极点,最后引起了冯阎叛乱。国民政府为了平息这次战乱,耗费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这个损失是南京掌握国家政权以来到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期间,最严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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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阎叛乱会发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济南事件过去以后,日本军队还留在山东,一直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人民群众因此产生了抱怨。冯玉祥当初之所以选择投靠国民党,就是想日后占领山东。可战争结束后,日军还一直不走,冯将军怀疑这是蒋介石的故意挽留,目的就是不让冯的军队进入山东。不过,这个只是冯将军的猜测,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说法。方振武曾经也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这个时候开始接触冯玉祥了。少帅张学良在父亲被谋害后接掌了兵权,在那个情况下,慢慢地也开始和冯玉祥有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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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新闻稿,于1929年4月25日发表在了《纽约时报》上,后面还刊登着我的名字。南京政府因为其中的一段而十分恼火,这就是让他们反对我的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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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武将军给冯大帅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的内容和张学良少帅的宣言不谋而合。张少帅宣称,中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国民党人的原则上,可是现今的南京领导人竟然背叛了国民。“这种现象让我们无法容忍,必须要把他们全部扫除,否则局面不会好转。”因为,那些人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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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张学良又一次反蒋,发起了西安事变,蒋介石成了他的阶下囚,虽然这样,他当时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甚至出于无奈,明明是他所发的信函却不能承认。我的电讯稿登出六个星期后,张学良给南京外交部长王正廷发了封电报,当时是6月15日,电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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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不认识外国记者哈雷特·阿班。他显然是想要通过造谣,扰乱公众视线,从中捞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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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少帅和我从1926年9月时起就已经熟识了。他经常会邀请我到家中做客,还有好几次和我谈到了中国的政治局势,我们的交谈非常融洽。我在电讯稿中所说的绝对属实,当时发表之前是经过他本人同意的。他的确曾发过信函给冯将军,是攻击南京政府的。他如果还在人世,可能还受制于蒋介石,应该已经失去自由六年了。尽管这样,在1929年的时候,南京政府还是会选择相信他,而不会在意我怎么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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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南京政府完全清楚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他们也知道少帅攻击南京的事确实存在,当然也知道我的稿件不是捏造出来的,这是我到上海后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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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松是当时南京驻上海的新闻联络官,一天,他忽然说要见我。于是我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了一个自己的想法,让我感到很惊讶。他跟我说,他想知道我从哪里得到了张学良写给冯玉祥的信,如果我肯说出来的话,南京政府将不再追究我的罪名,重新让我拥有电报设施使用权,还允许我前往南京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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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诱惑,很显然,我一定会拒绝。杨广松想打击和南京政府作对的地方军阀,就企图通过驱赶来逼迫我说出提供这个重要信息的人。我面对他的这些行为,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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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杨广松经过多年的相处,最后竟然成了好朋友。我们交往的过程,和我与欧内斯特·K·莫伊的相处十分类似。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马尼拉,1941年的10月份。他那个时候是美国驻马尼拉的总领事。我和他一块吃的午饭,我们还对日本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一起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日本攻占菲律宾的时候,杨广松没来得及离开那里。马尼拉被掠夺者霸占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信息。我想他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落到了日本人手里,正在他们的集中营中饱受煎熬,只剩下了微弱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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